东莞国际监狱岛

    拉瓦锡曾经是活跃在广州三元里一带的“国际倒爷”，乌干达人。家里生了一堆孩子，上中国淘金来了。每天拖着一大袋衣服来去，吃力，来钱慢，直到某天有人教给他一桩赚钱的买卖：海洛因。

    拉瓦锡被抓了，被判了无期徒刑，最后被送到离家万里的广州东莞石碣镇一座孤岛上度过余生。

    孤岛叫新洲岛，听起来像是“国际旅游岛”：一方弹丸之地，吸纳了来自49个国家、操着25种语言的数百外国人。

    不过很抱歉，这里不是联合国机构，这里是外籍犯监狱。

    监狱看上去很整洁，像一所全日制学校，除了铁闸门、高墙和哨兵。里面的教室、宿舍，都是上个世纪的犯人们自己一砖一瓦盖起来的。

    1988年以前，这里几乎是一座荒岛，少人接近。1989年开始，这里成了新洲监狱的所在地，开始零散关押外籍囚犯。1996年，监狱更名为东莞监狱，正式成为广东省境内关押男性外籍罪犯的监狱之一。

    倒AV，判了15年

    中国刑法规定，外国人在中国犯罪应接受中国法律管辖。

    大约在1996年，东莞监狱羁押了第一个外国犯人，来自尼泊尔的毒贩。往后，2002年中国加入WTO组织，东南亚外籍犯越来越多，达数百人。因地缘文化接近，这批外籍犯还算通情达理，监狱管理的难度尚未凸显。

    在东莞监狱的狱警们看来，真正的麻烦始于2007年，非洲、中东籍犯人相继进入，大部分都因贩毒。有些犯人头一遭来中国，带着毒品刚下飞机，就被逮进了“号子”；尚有辨不清国籍的，一过海关就把护照给撕了，至今身份不明。

    很多人认为自己被关得莫名其妙——最叨叨的是尼日利亚的麦克。去年，他批发了4000多张AV光碟预备销往非洲，在白云机场被拦截，获刑15年。他很委屈，没完没了地申诉，逮着干警就讲，一讲就一两个小时，说他被机场的人骗了，明明是免检的，又问卖碟给他的人有没有抓起来，判了多少年，关在哪里，如果中国人卖碟不判刑，外国人买碟判了刑这很不公平……

    隔了半个地球，语言、饮食习惯、风俗差得十万八千里。首先要过的，是语言这道坎。

    集中关押外籍犯的二、六、九监区，懂英文的狱警寥寥无几，通常配备一到两名翻译。

    小语种犯人的谈话至少需要4个人，只会讲土语的犯人，土语译英语的人，英语译中文的人，最后抵达狱警。这样的对话费时又艰难，中途还很可能会错译，比如狱警教育说，你想想，你这样做对不对，碰上了半吊子翻译，最后犯人的理解是，你这样做是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死缓”二字，犯人往往把“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理解为“获刑两年”。

    也许还有伪装的“假象”：说到明天放假，大家都欢欣鼓舞地鼓掌；说到规章制度，监规纪律，底下就纷纷表示听不懂，不知道。

    拿狱警的话说，三分之一的外籍犯，百分之九十的工作量。    

    一条菜青虫，也是外交事件

    初来乍到，磨合往往从吃饭开始。

    外籍犯人们不爱米饭，要求吃西餐、吃牛排，平时行不通，在圣诞节能叫肯德基外卖吗？

    去年十月通货膨胀，绿叶菜的价格翻番，但每个犯人的伙食经费恒定不涨，食堂只好采购便宜的芽苗菜和瓜类。而这几乎成为监狱的不安定因素——黑人们不吃豆芽，没见过，也坚决不吃冬瓜、胡萝卜，一个人表抗议，同国家的几个人就围上来起哄。

    一条菜虫都可能酿成一起外交事件。一次，有伊朗人在菜里发现了一条菜青虫，当即打捞出来做成标本，火药味十足地向监狱投诉，你虐待我们，漠视我们的健康权。“几百人的大锅饭，不可能每片菜叶都较真”，干警们不得不像保姆一样哄他们，有菜虫才是蔬菜无公害的表现。

    外籍犯人在狱内最困惑的就是劳动改造。他们往往很难理解这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任务。原因——判决书上没有讲要参加劳动啊。若是狱警拿出《监狱法》好说歹说，对方又进而质疑——它并没有要求一定要完成任务啊！

    劳动任务免不了，非洲犯人便喜欢上“生病”，这么一来，就可以在医务室输液了。越大瓶越好，大瓶子一吊，很快就夜幕降临了。

    欧美犯人的情绪倒是温和许多，偶尔建言，能否在感恩节放假、不参加劳动？

    跟外籍犯比起来，中国犯人是静默的一群。中国人发牢骚归发牢骚，该做的事还是做，外国人的态度则是：不解决，我就不干活。

    至于外籍犯究竟怎么管，国家尚无明确法规，东莞监狱方笑称是“摸着石头过河”。    

    对不起，这里是中国监狱

    每周四是外籍犯的学习时间。上午学法制，下午是中文识字班。

    中文识字班的课程近似于小学生，学生们也写田字格。课堂上的表现和减刑直接挂钩，通常他们会认真完成作业，被老师用红笔打上大大的“A”。

    在九监区，这门课的老师之一也是犯人，来自新加坡的华裔Chris，中英文都倍儿棒。刚来那阵他不大适应，祖国新加坡是有洁癖的国度，随地吐痰都会罚款，而在这里，碰上个别朴素的黑哥们儿，上厕所不用纸、直接用手搞定，还伸出黑黝黝的手表示友好时，他总是有些毛骨悚然。后来他倒习惯了，大方地和每一双手回应。

    有的学生放羊，也有学生刻苦。这里出过一个叫阿祖的明星犯人。进来的时候啥也不懂，爱跳非洲舞，好几年呆下来，学会了两三种乐器，还能当中文主持，讲中文相声。

    相比“快乐汉语学习”，主攻监狱法的法制课就沉闷得多。

    为激发学生们的积极性，九监区搞了一项活动——背“四个尊重”：尊重中国警官，尊重中国法律，尊重中国国情，尊重他国罪犯。

    再不识方块字的老外，也能照着调子背下来。事实证明大伙很喜欢这个活动，报名背诵的人太多，以至只能抽签决定先后。踊跃的原因是特别的奖品，比如旺旺雪饼或者一罐辣椒酱，清淡的日子里，难得的口味深得外籍犯的青睐。

    监狱管理者希望通过这项活动，让规章制度渐渐抵达人心。  

    一套法律，管四十多个国家的人

    如今，东莞监狱的狱警们已经可以归纳出各地区犯人的特征：

    欧美、新加坡人爱维权，但素质高，讲道理。

    东南亚人听话，不费事，很乖。

    非洲人吵吵嚷嚷，声势很大，但跟他一硬，他也就蔫了。

    倒是中东地区的犯人，自尊心强，跟他们越严肃越麻烦。

    神经仍旧绷得很紧。“国家主权”、“外交大局”、“国际形象”，这些关键词悬在头顶。外籍犯难管难教，外交无小事，说话务必小心，否则就是开“国际玩笑”。

    不过，现阶段可供指引的，仅有1994年出台的监狱法。有狱警说，一套法律管四十多个国家的人，实践起来有难度。

    巴基斯坦人诺伊，贩毒入狱，他看上去有六十多岁，牙没剩几颗了，护照上的生日却是1962年1月1日。诺伊说他在12岁那年从高楼上摔下来，大难不死，为感谢真主安拉赋予他第二次生命，先前的12年都归零了。按照中国法律，60岁以上为老年犯，在劳动和起居方面可适当照顾，但干警们至今为难，毕竟官方数据上，诺伊只有48岁。

    又如，中国内地犯人可以假释，但外国犯人没法假释，离家人实在太远了。

    在宗教实践一项，规定是“不得从事宗教活动”。而针对每天要做5次以上祷告的穆斯林犯人，另有“适当照顾”的指示，可以心里信仰，休息时间在房间范围内自己祷告。

    许多问题只能从人性化的角度慢慢摸索。狱警们出了很多点子，比如每人报一首最喜欢的歌，边干活边放。这样一来，黑人们做工时虽然有点手舞足蹈，但工作积极性明显提高了。

    晚上的闲暇时分，看央视9套的《新闻联播》和体育频道。狱警们会为他们播放最与时俱进的电影，比如《社交网络》或者《新少林寺》。

    拉瓦锡刚入狱时很不习惯，在被子里哭了四个月。

    不久后，监狱里的拉瓦锡得知老婆跟人跑了，5个孩子寄养在父亲家，连书都读不起。“正是因为什么都没办法改变，只能设法让自己高兴起来。”他说。

    现在，拉瓦锡是监狱里的积极分子。他会用中文说流利的日常用语，会应时举起右手，“Bao Gao Zhang Guan”，径直走到警察面前蹲下汇报情况，还会开导别人，“没人喜欢干活，但这是法律”，“每个国家有监狱，每个国家有规定”。

    不少人在抱怨，拉瓦锡从来不吭声。他提醒自己，我是一个犯人。三年多了，他还是吃不惯米饭，中国食物无法满足他的口腹之欲。他掰着指头盘算着减刑的日子，“在里边，一天就是一个月”。

    从中文到乌干达式英语，有时候比地理距离更远。这么久，周围的人们终于听懂了他的一句话，他很是怀念家乡的玉米粥和马铃薯。

    （外籍犯人皆为化名）

    （《南方周末》2.24 周华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