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司马文森(1916~1968)曾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时,他到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看到新中国、新气象,感慨良多,记下了很多观感。
不开无准备之会
在我的印象中,在人民首都的北京,人民政府不管做一件什么事,开一个什么样的会,从不在没有准备或未到成熟阶段就匆促宣布或召开的。
比如这次人民政协会议召开,代表们是从海内外各地集中来的,当筹备处发了一个电报给某一个代表时,他们早就替你安排好交通工具及旅途上的安全了。即使你到站是半夜,当地的首长和交际处负责人也会在车站上等你。人一到,接待你的人就问你有什么同来的人,带有多少件行李,你只要交代他们,上他们派来的汽车就是了。当你进了招待所,你的行李已在你的房间放好了。接下来,首长会来探望,洗尘宴也开了,交际处处长来问你在这个城市还有没有私事,安排你去参观……
这种虚心诚恳的精神,使我们同去的许多朋友都感动了,连一个从对立方过来不久的代表,也不得不五体投地地连说:“中共做事真周到!”
北京饭店招待所
为了招待出席人民政协的代表,北京中共中央统战部准备下许多招待所。我住的北京饭店安排的全是党派代表,戒备特别森严。
报过到,招待所就替你分配了房间,每个房间都有浴室和卫生设备,还会给你派一份《代表手册》及半个月的饭票。在《代表手册》里写明了一切办法,如你要洗热水澡,从下午六时起至十一时止,可以打开水龙头放热水;如你需要出门,只要写一张通知单到交通科,那么就会替你派小汽车;报纸每天清早每个房间两份,一份《人民日报》,一份《光明日报》;如你要洗衣服,只要交给服务员,两天之后衣服就干净笔挺地送回了……
在解放区中,毛主席吃的也不过是四菜一汤的小灶。但是我们这些代表却受到特别优待,吃的是特灶,八菜一汤,而且不时还要加菜。工作人员不时来访问你,征求对他们的工作有什么批评,有要改善的地方没有。
对党外人士的尊重及虚心、诚恳态度,真是使人五体投地。
三大人民宪章的产生过程
《共同纲领》草案的讨论,是整个筹备时间中最繁重的工作之一,初步草案提出了,一百多位筹备委员就分组讨论,三番五次地谈了又谈,改了又改。就这样,足足忙了快有3个月时间,才把草案初步通过了。
而在全体代表齐集后,更大规模、更广泛的讨论又展开了,因为人多,讨论的也就更加仔细深入。对《共同纲领》的讨论,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各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的一种政治教育和深入的学习运动,每个人在经过了讨论后,对中国的革命前途就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共同纲领》大的原则决定了,枝节问题自然也容易解决。因此,在讨论《政府组织法》和《人民政协组织法》时,也就省了不少力气。
这三大文件虽然经筹备时间的深入讨论,可是到了全体大会时还是展开详细讨论,因为大家都觉得责任重大。大家不仅对大原则提供意见,就是对每一个字的措辞、标点符号也细加研究,是空前的紧张,直到主席宣布,由全体投票表决时,大家才松了口气。
大会的组织工作
人民政协从筹备到召开的组织工作,是一件非常繁重的工程。为了解决开会时的一些重大问题,即使是毛主席往往也要和一些首长们,在夜间开会到第二天清晨。周恩来从筹备会开始,每晚上最多只有四五个小时休息。
光说开会时要把七百多位代表从各个分散的招待所送到大会去,就不简单了。听说大会召开前,筹备处就从天津、上海和北京把大小汽车,以不妨碍当地的交通为原则,集中到北京来了。
大会会场的警戒,各招待所的警戒,因为都是相对固定的,不成问题,可是在开赴大会场的路上警戒,公安部却要费心了。赴会场的路不止一条,汽车开动时又是集中的,往往在一个半小时以前,各条赴会路线就已分布了便衣戒备的人员了。
进入会场也很严格,要拿自己的代表证才能通过,即使毛主席、朱总司令都得有代表证才能进去。会场内,每个人的席位是固定的,席次的安排是: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候补代表,按次序排列。
在席上,每四位代表即有一个话筒,代表们如有意见要求发言时,要先举手,或起立通知主席,并告诉自己的席次号码,经主席同意后,才能开始发言。
大会安排得很细心,在开会时间为了免于代表们的疲劳,会议中间有一二十分钟休息时间,进茶点、抽烟、散步。有几次大会开得特别长,时间拖到晚上九、十点钟,中间就穿插了向大会献旗、献花等节目以资调剂,同时乐队就奏起乐来,大家的精神也就被提了起来,而大为奋发了。
(《人民政协报》3.3 司马小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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