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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1年03月12日 星期六

    “民工荒”真相调查

    《 文摘报 》( 2011年03月12日   08 版)

        民工荒,是真“荒”还是假“荒”?是局部现象还是普遍现象?在它的背后,中国经济正在悄然发生怎样的变化?

    民工荒只是春节荒?

        为何媒体上的民工荒仿佛愈演愈烈?李平发现,这与观察的时点有关。

        李平是武汉一家都市类媒体记者,所在的媒体计划年后推出一组有关民工荒的报道。他大年初六就去了浙江义乌,另一个同事则去了东莞——这两地被视为中国两大最典型的民工输入地,分别位于长三角和珠三角。

        此时,这两个城市里,有的招聘点还没开门,一些开了门的招工的和求职的都很少。在招聘现场见不到人,民工荒的报道就这么诞生了

        但过了两天,年初八开始,找工的人和招工的人逐渐增多。到他离开的元宵节前两天,人才市场里已经是人头攒动,招工找工两旺了。但此时,李平所在的媒体已经结束民工荒报道。

        他反思道,“时点是一个大问题”。

        这个特殊时刻的民工荒现象,也被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注意到了。他最近撰文指出,看起来的民工年年荒,其实也只是“春节才荒”,这个时候的民工荒,是因为农民工在工厂的劳动不能累积(即劳动报酬并不随工龄增加而增长,甚至会随年龄增长下降),农民工换个地方碰运气的成本就极低,他们返乡过春节,之后再到哪里务工,得再想一想。“当农民工还在家乡考虑到哪里务工时,工厂却迫不急待要开工生产。”

    一些企业并不慌张

        元宵节后一周,记者调查珠三角、长三角企业发现,一些此前喊缺工的企业,的确已经招到了工人。

        总部位于东莞的世界最大女鞋代工企业——华坚集团目前总用工规模为21000人。2月25日(阴历正月二十三),董事长张华荣告诉记者,老员工已经回来了95%,“元宵节前,只回来不到90%,那时我们的确很着急。但现在基本没问题了。”张的语气中带着明显的轻松。

        在长三角,情形同样如此。

        而深圳富士康的招工情况则更让人意外。富士康集团媒体办公室主任刘坤介绍,深圳富士康每日平均招募人数约为4000人,但应聘者却在8000-10000人。

    谁慌张?

        在深圳龙华富士康清湖招聘中心附近,一家来自观澜的电子企业搭起凉棚在招聘,并派了3名员工坐镇现场。相比于富士康的火爆气氛,这里显得颇为冷清,只有寥寥数十人在咨询。负责招聘的林小姐介绍,他们到这里摆摊,目标指向的是那些进不了富士康的人。

        这家电子企业缺工一千多人,在这里摆了三天,也只招到一百多人。

        一些在富士康接连排了三天队的求职者告诉记者,他们不愿意去这家企业,是因为与富士康相比待遇太低。

        但也有打了多年工的求职者告诉记者,他愿意选择大厂,因为“名气大,比较规范,承诺的工资一般能拿到,而小厂最后能拿到多少不知道”。

        在离富士康不远的当地最大的人才市场——三和人才市场,民工同样“荒”。三和人才市场总经理许琴介绍,去年春节,前来求职的人同比下降了近20%,今年春节,这一势头在延续,同比又下降了15%,但进场招聘的企业却在增加。在她看来,能否招到人的关键,仍然在于待遇。

    内迁的困惑

        将企业搬迁到内地,能否解决用工问题?并不一定。

        去年春节期间,台湾宝成集团进驻湖北打工大县阳新县。根据规划,宝成集团投资的这个鞋厂将分四期建设,全部建成之后,总用工规模将达到5万余人——这相当于这个内地县城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今年春节后,二期工程已建好。据阳新县人力资源市场主任周营介绍,招工需求为28000人,但是,截至2月22日(阴历正月二十),尚只招到零头。

        这个打工大县,劳动力资源不可谓不丰富——全县人口98.3万,每年外出打工的就有20多万;如果考虑到当地的消费成本,宝成开出的工资也并不算低——最初开出的月工资是800-1000元,2009年春节,涨了200,招不到人;今年又涨了两百,但还是招不到人。周营说,家门口的工作,只对那些不愿出门的人有吸引力——他们招到的员工中,以四十岁左右的农村妇女居多。

        即便是在制造业内颇具名气的富士康,也遭遇了类似困惑。据富士康集团媒体办公室主任刘坤介绍,早在几天前,深圳富士康就已经招满了,此后便代一些内地厂区招工。但那些已经到了深圳的求职者却并不都愿意去。“这一代打工者与上一代已经有很大区别,上一代是求生存,这一代是为长见识。”刘坤分析,“他们就是想出来看看。”

    机器换人

        企业们感到了压力。

        华坚集团总裁张华荣甚至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节点”。作为应对之策,去年下半年,他投资300万欧元,进口了一批自动化设备,用以代替人工。他算过一笔账,这笔投资下去,将会减少人工15%。以华坚21000人的用工规模,大约在3000人左右,以每人每年开支2万元计算,一年下来,就能省下6000万,不到一年时间就收回了成本。而且,随着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产品的不良率也会大大降低。

        在他看来,“以前有便宜的劳动力可以用,企业当然要用,现在用机器更划算,企业自然会去投机器。”张注意到,不只是在制鞋业,在所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自2009年以来,均出现了一波明显的“机器换人潮”。

        “民工荒肯定会加速中国的机器化进程。”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永宏分析,1950年代,日本的战后经济起飞同样主要靠的是廉价、肯干、守纪律的劳动力。1960年代初,日本主动放弃这一优势,寻求高工资、高福利和高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战略。结果,日本的机器人使用率为全世界之最。“在中国,这个过程才刚刚开始。”他说。

        (《南方周末》3.3 陈新焱 杜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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