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善而固执的风骨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何兹全教授逝世后，胡锦涛、温家宝、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等送了花圈。2月21日，学界800余人为何兹全教授送别。

    作为学者，何兹全教授与《光明日报》以及光明日报社主办的《文摘报》有着深厚情结，多次参加报社组织的学术会议，为《文摘报》创刊20周年题词。下面特摘发回忆文章以示纪念。

    历经百年风雨，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教授的生命时钟定格在2011年2月15日晚8时17分。追寻他的学术足迹，我听到他为钧天大乐般的中国学术奏响的强音；品评他的人格，我感受到一代宗师永恒的魅力。

    与何先生相识是在90年代，当时，我正在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工作，或请先生赐稿，或请先生出席报社组织的学术会议，渐渐地，与何先生一家熟悉起来。2001年，我已调入文摘报社。在《文摘报》创刊20周年时，何先生欣然题词:“汇集百家精华，融成一家特色。增广知识方面，陶冶文化素养。”他喜爱《文摘报》，鼓励我们好好为读者服务。何先生逝世后，随着他的远去，他“一辈子做学问，一辈子不忘情国家”的人生足迹在我心中越来越清晰。

    1911年9月7日，何兹全出生于山东菏泽。1930年，他走出齐鲁大地，只身来到北京大学读书。如果说孔孟之风给予他最初的雨露滋润，那么，北大这方沃土则让他的生命之树抽青吐翠。自由的学术空气、丰厚的文化资源、教授们的儒雅博学，使何兹全的眼界大开: “他们讲课都很生动，析理清楚、深刻，引人入胜，处处有他们各自独到的见解，使你佩服。老一代的学者，学问根基很扎实，重要古籍都能上口背诵。” 北大特有的学术文化魅力深深影响着年轻的何兹全。

    在这里，他接触了辩证法和唯物史观，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农民战争》，这为他日后的学术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石。大学二年级，他开始阅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每天钻进图书馆看书，书读多了，自然就有心得，就有想法。”伴着青春的激情与锐气，何兹全的学术之舟启航了。

    不久，他的第一篇论文《北宋的差役与雇役》刊登在当时的《华北日报》上。翌年，他又撰写了《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大学毕业前，他竟写出《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三国时期农村经济的破坏与复兴》、《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等7篇论文，深得教授们的赞扬，而何先生却保持了难得的清醒:“20多岁的人，所写文章是很肤浅的。材料掌握得不多，但胆大敢于乱说，自然也有些新见解。”大学毕业时，他的论文《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以扎实的功力得到肯定，老师给他打了88分的好成绩。每当回首在北大读书的情形时，何先生难耐激动：“在北大读书的4年，是我过去生活最幸福、最有意义、生活得最像个人样的时期。北大4年，是在有知识、逐渐认识世界、认识自己中生活的。”

    上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久，而将马克思主义观点与中国古代社会结合进行科学分析的学术研究，更是处在早期阶段。何先生根据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运用详实的史料进行论证，提出了“魏晋之际封建说”，从而形成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的一派。“汉魏之际社会经济有变化，认识这变化是由古代到封建的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又给予它系统的理论说明并以可靠的历史文献证成其说，大约是我第一个提出。”

    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后，何先生不追风、不苟同、敢为人先，以“择善而固执之”的风骨，在历史研究的征途上一路前行。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他与另几位先生一道，以论考双精、学贯中西、变通古今的功力，将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抗日战争爆发前，何兹全赴日本留学。不久，看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势，他深感，此时不是读书时，此地不是读书地，而国内形势又使他认清，中国共产党人才是爱国的，剿共就是屠杀爱国者，是不能容忍的。1936年4月，他毅然回到祖国，积极宣传抗战，宣传国内外形势。“皖南事变” 发生后，他预感内战将不可避免，于是，又产生回到书斋读书、研究学问的念头。1944年，他来到位于四川李庄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在这里奠定了一生从事历史研究的基础。

    在史语所，他撰写了《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和钱币问题》、《魏晋的中军》、《魏晋和南朝的兵制》等。多年后，他又发表了《孙吴的兵制》、《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学界认为，这几篇论文基本上厘清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兵制演变的脉络，填补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中的空白。

    1947年5月，何先生远赴美国，到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研究所研习欧洲古代史和中世纪史。他留学的思想很明确，即学欧洲史是为了与中国史进行比较，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史。

    在哥伦比亚大学，他阅读了大量欧洲古代中世纪的书，并在该校的中国史研究室工作。两年后，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政治学院一位教授翻译我国历史学家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需要助手，何兹全被介绍去帮忙。此时，他的内心并不平静，国内形势强烈地撞击着他。

    1948年间，何先生曾一度做过《纽约新报》的主笔。他利用这个阵地，撰写社论，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以及因为政治腐败而失去民心的情况。

    当新中国的曙光出现在东方地平线的时候，他面临着人生的三岔口：回到祖国内地？继续留在美国？还是应老师傅斯年之邀到台湾史语所？经历了痛苦与彷徨，他终于决定：回祖国内地。“做出这个选择原因很简单，也很坚决：爱国！我说是爱国，并非矫情或自夸：祖国的召唤让我决计回国，这种感情、这片心意很质朴也很实在：我只是同时代的爱国人群中的一个。” 1950年9月，他满怀对新中国成立的欣喜之情，登上了回国的邮轮。

    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他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此后，著书立说、爱生乐教，成为他生命的主题。作为教育家，他对教育事业倾注了满腔热忱，为国家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他的严谨博学、慎思明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他们评价说: “何先生极为喜欢在创造性和开拓新领域方面做出成就。何先生自青年治学始至今一直保持学术创新实力，这实在是极其不易且使许多学人难以企及的。”

    在对中国古代历史长期思考、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他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书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问世。这部近50万言的著作所洋溢的科学精神与独到见解又让人们为之一振，专家称这部书“反映了90年代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最新突破，标志着中国史学研究最新水平”。何先生也因其独树一帜的学术创新精神，被誉为“是一位眼界开阔而又不失深邃的学者，是一位具有通贯的识见和学力，能够把历史的诸多方面融入历史的整体，而又能从整体上把握诸多方面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并且阐发清楚的学者;是一位实事求是、严谨踏实的学者。”

    有一次听何先生谈话，他说荀子的“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中庸》的“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也”对他的影响很大。他说，荀子的意思是不以自己已经接受的东西排斥、损伤将要接受的新东西，这就是包容的思想；《中庸》“择善而固执之”强调对了的就要坚持，不能东说东倒，西说西倒。这两句话是辩证的，一方面，要有主见；一方面要善于学习。

    他还讲到一位叫“香谷”的先生。他回忆说香谷先生曾以圣贤之言教导学生: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请看风急天寒夜，谁是当门立脚人!三、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他进一步解释说，第一句讲的是友爱互助精神、推己及人的宽恕精神;第二句说的是在困难危险面前不动摇、不低头的知难而进精神;第三句强调的是遇事认真考虑，作出决断，别人说好说坏，不必介意，但好的地方尽可能吸收。在漫长的人生路上，他始终铭记香谷老师的教导，每逢遇到坎坷与不幸，对先生的话就有了更深的理解。

    何先生的“风急天寒夜”可谓至急至寒:2007年他97岁高龄时，他唯一的独子何芳川(北京大学教授)突然被病魔夺走；第二年，相濡以沫70年的老伴也离他而去。我相信，在那样的时刻，所有与何先生相识的人都想替老人挡一挡匕首般的凛冽。可是，人们心里清楚:这“当门立脚人”没有替身，只能由他独挡。在送别何师母的时候，我看到轮椅上的何先生悲痛欲绝。

    两年后，在送别何先生的人群中，我看到了一样的悲伤。

    人们记得，抗美援朝时夫妇俩把19两黄金捐献给国家，上世纪90年代中期何师母把出版社付的3325元稿费给了当年6个遭遇水灾的贫困孩子，汶川地震后何先生拿出一万元送给灾区，用给老师傅斯年编书的稿费设立了贫困研究生奖学金，多年来悄悄资助有困难的学生，请年轻教师到他家改善生活；人们记得，他对自己先生某些学术观点不赞同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勇气，而在先生墓前他却长跪不起的难舍之情；人们还记得，他和老伴谈起贪官劣迹、小狗在校园随意大小便、食堂里白花花的馒头被扔掉时的愤懑……

    风雨中，何先生走完了“爱国一书生”的人生路，为中国学术留下浓墨重彩。百岁老人，一部大书，留待我们、乃至我们的后人去阅读，去品评。我坚信，在中国百年学术的历史上，人们会永远记住这位睿智、博学、坚毅、执著的学者。

    （本文作者为文摘报社总编辑）

    (《光明日报》2.22 《北京师范大学校报》2.21 马宝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