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房屋“限购令”在不断升级，从限贷到限购，到2月16日颁布的“最严厉”限购细则，如今，非北京市户籍居民，若不能提供连续5年的在京纳税证明，便无法购房。
在强有力的政策调控下，一些人在京城的购房计划发生了变化。投资客的需求暂时受到抑制，将投资目标转向二三线城市；被高企房价逼走的“京户”，重新燃起在京购房梦想；还有许多“北漂”，因无法达到购房要求，表现出很失落。
北京户口 广州买房
杨蕾(化名)，公司职员，有北京户籍，选择去广州买房生活。
2006年大学毕业后，杨蕾获得了北京户口。其父母拿出15万元资助她作首付，可以买套南四环的三居。但是杨蕾根本没买房的念头。
2009年秋天，杨蕾在新单位转正，投身到买房大业中去。但此时，2006年初她曾看过的南三环的房子已经从每平米5000元，变两万元了。2010年，房价在调控中一路走高。杨蕾在四环内拥有一套60平米房子的目标已经无法实现。
杨蕾租住在东三环一套50多平方的两居室内，上世纪80年代的老房子破旧不堪，夏天楼道里弥漫着狗屎的味道，而冬天，全北的朝向令房间寒气逼人。但这样的“鬼房子要160万”，杨蕾将她对北京房价的愤怒写在博客上。
2010年8月，一位广州的朋友看了杨蕾的博客后给她留言，建议她到广州工作、买房，“番禺丽江花园最便宜的房子才六七千元，贵的不过万元。”
杨蕾和男友的公司在广州都有分支机构，两人立刻飞往广州，一周内定下丽江花园一套90万、115平的房子，首付不到30万。两人都申请年后调往广州。
决定“东南飞”的大有人在，2011年刚过，杨蕾男友的公司又有两位同事在广州买房定居，他们被广州的同事们冠以“脱北者”。
京城限购 转战外地
王平，北京户籍；陈俊，非北京户籍。两人均为炒房客，在北京投资了多套住房。
北京房地产限购令的出台，让王平这位炒房客担心，这种对房地产市场釜底抽薪的政策会断了自己财路。
王的炒房生涯始于2005年退休后，此前她是一名技术不错的机床工人。2005年在一朋友的推荐下，她举全家积蓄在东城区购买了四套30平米的小户型公寓。
“当时我算了一笔账，每个月的租金不但可以还上贷款，还能略有盈余。”王平说。自打这次成功购房后，王平对购房进入了一种迷恋状态。去年春节前，王平去海南三亚度假，其间，这位老人在海棠湾附近又买了一处房。
陈俊和王平不同，他开始将房产投资方向锁定于二三线城市。
他是浙江商会副会长，从2003年非典之后在北京投资房产，并动员了很多浙商来京投资房产。陈俊他们历经了北京房价从8000元/平米涨到40000元/平米的阶段。但如今，陈俊认为，再想有四五倍的升值可能性太小。
陈俊不太在意这次限购令的影响，因为他已从去年开始，在二三线城市考察投资项目了。“工业园区地产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去向。”陈俊说，相对于北京，那些地方的投资成本更低，进入更容易，“不少浙商都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了。”
买二手房 阻于新政
林彦洁，北京户籍，买二手房欲交付定金前，限购令出台，购房中断。
林彦洁和老公都是北京户口，小两口收入不高，于是林的老公就申请两限房。但两限房一直没买上，北京房价倒是涨上去了。林彦洁决定以自己父母的名义全款买房。2009年年中，她连借带凑，凑够一百万，开始看房。
就在林彦洁看房期间，房价仍在不断上涨，她只得不断降低心理预期。最终，林彦洁在西三环定了套二手的小房子，不到40平米，价格刚过一百万。此时已经是今年一月中旬，林彦洁把税费算好，中介费谈妥。而到2月16日，限购令一出，由于林彦洁父母没有北京户口，林便无法以父母名义买房了。
林彦洁夫妻俩开始研究新政策，看有没有漏子可以钻，她发现：“不耽误两限房，又能买房，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婚。”但她的丈夫坚决反对。
工作在京 税缴广州
李方（化名），非北京户籍，在京工作的6年中有3年纳税于广州而无法购房。
李方的“倒霉”是指，他在京的6年中，其中有3年的纳税和社保都被缴到了广州。因为他跳槽到了一家媒体单位，该单位的总部在广州。这导致他不符合纳税满5年的条件，买不了房，除非把空缺两年的税或社保补上。单位的财务非常通情达理，表示如果需要，可以通过单位帮他补3年的社保或个人所得税。
他又找中介问了问，中介告诉他，他这种情况补纳税证明或者社保比较好补，而且用不了多少钱，从前的价格是一年3000元。
“我一个北京户口的朋友最近不买房，他答应，如果我买不了房，就以他的名义买，将来我有资格买房了，他再以我的名义买。到时候相互过户就是了。”李方说。
中介身份 无助买房
苏文龙，非北京户籍，在京做房产中介，职业优势并未能帮助其在京购房。
2月19日，北京限购令细则推出后的第3天，北京房市跌入冰点。房屋中介苏文龙从网上看到，京城已有近五十家房屋中介先后关闭。
29岁的苏文龙，白天不停地穿梭在朝阳区的各种房子里，卖房；夜里，身材高大的他，回到天通苑90平米的合租房里。那间房，被隔成了五个隔断，鸽子笼一样住着五男四女。苏文龙原本住客厅，20平米。如今，这里隔出了三间房，有着房地产经验的他，选择了其中拥有窗户的一间。租金1000元一个月。
苏文龙的底薪每月2000元，余下的收入靠提成。房地产市场好的时候，每月能赚七千多块钱，如果差，也就是3000块左右。他的大部分收入都存进了银行，用来攒首付。
3年前的一个夏日，苏文龙来到了北京，成为一名房产中介员。当时通州的房价是4000元一平米，对于这种五环外的房子，根本不在苏文龙的人生规划里。
去年，限制房价的国十条出台后，苏文龙决定不再等待。春节过后，返回北京的苏文龙发现，世道变了。一波波涌向中介的顾客，开始抢购房屋。顾客们散播着各种有关限购令的传言。
苏文龙的心开始往下坠。直到“纳税不满五年的外地人不能在北京购房”这一细则出来，他恨不得用刀把胸口豁开。
“我也快30岁了，为什么还要一个人在北京漂？”苏文龙说，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他会想，在北京自己留下了什么？
（《新京报》2.23 孔璞 崔木杨 张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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