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记者,每一次从北京回家过年,总能看到家乡一些细微的变化,这些变化,与我青少年时期的记忆渐行渐远。
留守者 以前求温饱现在求收入
我家在湖北省云梦县,是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县,每平方公里近千人。因为资源贫乏,工商业并不发达,外出务工、做生意的人较多。
平常出没于村子里的,大多是社会学家所说的“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妇女、儿童、老人),在家的青壮年男丁极少,曾经和我下过多年围棋的棋友想平是其中之一。
他拿着一个菜篮子,到菜地里挑菜。妻子和女儿每年都出去打工,儿子正在武汉上大学。“我在家也不是以种地为生,经人介绍,在邻村的调味品厂打工,每月工资有2200块钱,春节的时候,老板还发了800块年终奖。”想平说。
尽管留在村里的,以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主,但是荒地很少。母亲跟我说起,在家种地的人,吃喝不用愁。很快,母亲的话在我连襟那里得到了佐证:体强力壮的夫妇俩辛苦一年,养了一头母猪,加上种地的收成,一年下来毛收入5万元,“粮食价格虽说涨了一些,但是远远跟不上化肥、农药涨价的速度。除去投资和必须的花费,纯收入没有多少。”连襟从以前的求温饱,到了现在的求收入。
打工者 农村人想住到县城
近年来,由于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发展迅速,泥瓦匠的收入节节攀升。隔壁堂叔说,他们夫妻俩去年在东北挣了四五万元。不过,有一件事让他放不下。
去年,他儿子从学校骑车回家时,被一个精神病人刺伤。这事让他决定,今年让妻子在家照顾儿子,自己一个人上东北,“反正我就这一个儿子,让他平安长大就好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与我们村里人去东北打工的情形不同,两位做泥瓦匠的表兄每年都去深圳。大表哥手艺高,夫妻俩去年净赚了七八万块,二表哥去年挣了三四万。
二表哥谈到自己收入时很是得意,“从广东坐高铁回家的打工者,大多数人都是泥瓦匠,其他那些打工的人都嫌票价贵。我旁边座位上的一个大学生,在知道我的收入后心理不平衡,说自己读了十几年书,挣的还不如我多。”
大表哥的儿子计划今年结婚,他首付10万元在邻县安陆县城买了一套近10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大表哥说,“剩下10万元按揭,贷款10年,让他们夫妻俩自己还。二儿子将来结婚,也在县城买一套。”
早在前三年,做泥瓦匠的族兄就以他的观察,说出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特点:农村的人想住到县城;县城的人想住到地级城市;地级城市的人想住到省城;省城的人想住到北京上海;北京上海的人想住到外国。
(《新京报》2.9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