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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黄浦江的水长大，在上海的幼儿园和小学接受教育，却终究是异乡人。爸爸妈妈来沪打工10多年，每年春节前，他如候鸟一般，随父母返乡。10岁的符俊勇，是上海千千万万“小候鸟”的代表。
对老家的不习惯
在今年春节联欢晚会开始前10分钟，拨打符俊勇老家(江西省临川县符仓村)的固定电话，始终打不通。改拨手机才知道，村里刚停电，原因不明。
好在全家已吃饱年夜饭，放完符俊勇爱看的烟花。“我花100多元从上海买了2个烟花带过来，知道孩子们肯定看得不过瘾，但经济条件有限，只能简单放放。”父亲符桂庚说。
他带回老家的礼物中，一个小电暖器最实用。有了它，全家人在偏远山村，都暖暖和和地洗了一回澡。
符俊勇上一次洗澡，是1月28日出发回乡前。他明白，到老家要想再洗，颇费周折。爷爷家在山村，只能盆浴，又冷又麻烦。外婆家靠近小镇，条件稍好，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和浴霸，但热水器遇阴天就罢工。
洗完澡，换上新羽绒服，饱餐一顿，符俊勇和妈妈打的去长途车站。
爸爸留守上海，4天后再收工返乡，“收入不高，多挣一天是一天”。
“勇勇，帮妈妈拎一件行李。”儿子没照做，汪菊琴也不责怪。“孩子太小，平时很少做家务。”普通话明显带有乡音，夫妻俩来沪10多年，一直用江西话交流，但和多数上海家庭一样，只要有孩子在，必说普通话。
“你像爸爸还是妈妈？”答案出人意料：“我像镜子里的自己。”汪菊琴笑着说：“可能是对我们的长相都不满意，他这次回家，想问外婆，为什么不把妈妈生得漂亮点？”
晚上8时发车，一觉醒来，便身在老家门口。1月29日清晨，符俊勇推开房门，嚷着要“上厕所”，被告知：“尿尿，门口路边随地。”
天亮后与两个姐姐重逢。见大姐俊妍随地吐痰，俊勇不自觉皱眉，露出有些怪异的表情，从鼻腔里轻轻发出一个“咦”字。
早餐吃米粉，他剩了大半碗，因为“太辣，吃不惯”。
喜爱吃洋快餐
与席间偏咸偏辣的鸡鸭鱼肉相比，符俊勇更喜欢吃肯德基、麦当劳，还有薯片。但父母出于节约和健康的考虑，常常无法满足他的食欲。
带回老家的礼物里，有一大包牛肉干，分给兄弟姐妹时，遭到哄抢。他对此不感兴趣，因为“吃腻了”。
去年暑假，世博吸引来许多老家亲戚。符桂庚带着8个孩子逛世博园，连吃带玩，一天开销2000多元。孩子们没机会进中国馆，大呼不过瘾。全家唯一进过中国馆的，是符俊勇，因为学校组织了一次集体参观。
和班里许多男生一样，他爱玩车模和电脑游戏。在上海租住的房子，不足20平方米，基本家电齐全，还有一台旧台式电脑。怕孩子沉迷，家里没通网络，只有节假日才允许开机，打一会儿游戏。
老家的小伙伴们看到符俊勇，纷纷问起电脑近况，听说坏过，又修好了，个个喜笑颜开。那里面存着他们暑假共同战斗的“游戏场”，有超级玛丽，还有极品飞车……
符俊勇最拿手的，是溜溜球，走到哪带到哪。他跟影碟自学，已有四五年，能变换多种花样。“买了N个，至少花了好几百元。”符桂庚说。
表哥看上了符俊勇的溜溜球，攥着反复把玩，不舍得还。听说要60元，他瞪大眼睛，连呼“你骗人，太贵了，我们村里只要3元”。
“不懂了吧，这就是正版和盗版的区别。”符俊勇昂着头，得意地说:“知道迪斯尼吗？全世界最有名的游乐场，那里玩具更贵。最大的迪斯尼在美国，上海也要建一个。”
在乡村过年并不乏味
虽然远离电脑游戏，没有洋快餐，但符俊勇在乡村过大年却并不乏味。
从上海出发时，他就打起了小算盘——抓紧车上时间，好好睡一觉，“明天痛玩一天”。果不其然，一路萎靡的他，跳下车立刻像换了个人，跑过来跳过去，仿佛有耗不完的精力。
相比于在上海对战电脑，他更喜欢和家乡的玩伴“砸石头”。乡间小路旁，遍地是“装备”。游戏前，男孩们挑选自认为坚硬的小石块，放在地上互砸，先碎者落败。规则全由孩子原创，看似无聊，他们却个个乐在其中，乐此不疲。
符俊勇好几次将水泥块误认为石头，遭到小伙伴抗议，但他的玩性分毫未减。“只有在老家才能玩这个游戏，上海就算有人陪我玩，恐怕也很难找到石头。”
没有石头当游戏道具，照样有乐趣。孩子们步行去2公里外的跃进水库看风景。一路上，符俊勇大长见识。走在田埂旁，表哥指着水沟说：“夏天，我们在那里抓螃蟹和甲鱼，根据甲鱼背上的齿痕可以判断它同类的数量。”行至半路，表哥又说：“草丛里经常能摸到鸡蛋、鸭蛋，还有一种大虫子，爪子很厉害。”符俊勇听得一愣一愣的，满脸艳羡地说：“以后夏天我也要来找你们玩。”
他几乎每年跟父母回家过年，但从未见过老家夏天的模样，因为每年暑假，两个姐姐都会到上海过。
老家的另一件趣事是养蚕，许多孩子都有这个爱好。表哥家的蚕宝宝就爬满了抽屉，他还每年卖掉一部分，赚几十元零花钱。符俊勇把这份乐趣带回了上海，看着蚕宝宝由黑变白，吐丝结茧，直到飞蛾破茧而出，趣味盎然。他想找人分享快乐，但班里没有志同道合的同学。
灶膛玩火钳 越帮越忙
符俊勇喜欢和表哥腻在一起，与两个亲姐姐的交流反倒不多。姐妹俩形影不离，一起宅在房里看电视，结伴出门当男孩游戏的观众。
“两个女儿同吃同住，特别亲密，和弟弟相对生疏些，毕竟大多数时间见不了面。”母亲汪菊琴坦言，俊勇与俊茜相差一岁，都读小学三年级，同龄孩子容易争吵，俊妍总是站在妹妹一边，“她批评弟弟，‘你在上海，什么都有了，就不能让着姐姐吗？’”
两个姐姐都不会玩溜溜球，符俊勇认为她们没兴趣，不想教。
趁弟弟“砸石头”的间隙，俊妍转过身背对人群，偷偷尝试了几下，完全摸不到门路，只得作罢。姐姐拿手的，俊勇也不会，比如坐在灶前生火，为妈妈烧洗澡水。
这项技术活，村里孩子个个拿手，包括调皮的表哥。小哥俩并肩坐在灶旁的稻草堆上，表哥手拿火钳，娴熟地翻动灶膛炉火，见火势正旺，便腾出手来劈柴。回头一看，出状况了。符俊勇煞有介事地用火钳对准灶膛，来回扒拉。“别动，我刚走开一小会儿，火就快被你弄塌了。”表哥抢过火钳，乐呵呵地说。
符俊勇回老家遇到的尴尬事，还有两件。
一是在村里走丢了，找村民问路，但对方既听不懂普通话，也不明白符俊勇夹生的方言。结果短短几里路，他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才安全回到家人身边。
二是赖在外婆家，不愿去爷爷家，“我们最后花200元，‘买’俊勇回爷爷家过年。”汪菊琴回忆。村子太偏，买个鞭炮也要跑好几里路；一路坑坑洼洼、泥泞不堪；缺少玩伴；电视画面也比镇上的模糊……俊勇将符仓村称为“黄土高坡”，并列举出一长串不去的理由。
两个姐姐读书成绩好
符俊勇有时会恍惚，分不清自己究竟属于城市还是农村。但几年后，他很可能将摆脱烦恼，告别“小候鸟”生活。
“勇勇小学毕业，就回老家上中学。”符桂庚说，“没上海户口，高考终归要回去考全国卷。老家教育质量也不错，有几所全国闻名的重点中学。”临川县是王安石、汤显祖的故里，自古就有“才子之乡”的美称。汪菊琴已打定主意，将来回县里陪读，照顾儿子，留丈夫在上海孤军奋战，挣钱养家。
夫妻俩1997年来沪打工，摆过水果摊，开过杂货铺，直到10年前在市中心一家电子城稳定下来，卖电子产品配件，和另2家小店同挤10平方米店面。生意淡季时，符桂庚打两份工，去老乡工程队帮忙，安装监控设备。
付出的所有辛劳，全为3个儿女，尤其是独子符俊勇，寄托了父母很高的期望。最近期末考试，他退步了，符桂庚忧心忡忡。记者谨慎地试探：“在班里有中游水平吧？”他答：“上游，但从上次的全班第二名，退到了这次的第五名。”
早在符俊勇出生前，他在家里的地位就已确立。符桂庚夫妇一直想要一个儿子，和我国许多农村父母的想法一样。即便汪菊琴怀胎7月便早产生下二女儿俊茜，他们还是毅然决定再交1万多元罚款，终于喜得贵子。
超生绝非偶然，汪菊琴兄弟姐妹4个，加起来生了11个孩子。在上海的众多“小候鸟”里，跟在父母身边的，男孩居多。
“留守儿童”俊妍和俊茜更不容易——和父母相隔千里，与爷爷奶奶共同生活。奶奶半身不遂，生活可简单自理，爷爷年近七旬。二老都是文盲，只字不识；基本听不懂普通话。
“两个女儿很乖，成绩比儿子好，全班前三名。”符桂庚说，“只要学习好，无论如何也要供他们三个读下去。”
（《新民晚报》2.3 曹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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