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定制”与“审定制”之争

    我国小学使用“教科书”，最早始于晚清。当时，随着中国各地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的兴办，社会上涌动着一股编纂教科书的热潮。

    两种意见：“国定制”和“审定制”

    所谓“国定制”，就是官方权威机构管理教科书的编纂和发行，统一全国教科书的使用。“国定制”以孙家鼐、张百熙等官员为代表。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批判中国学堂教科书管理的混乱状况，希望趁京师大学堂之建立来统一教科书的编纂使用，办法是在各地开设译局，由局中通才专司纂译。其后管学大臣张百熙指出，“现在各处学堂，皆急待国家编定，方有教法”，建议由博学纯正之人编辑成书，中央颁发各省学堂使用。

    “审定制”以张之洞为代表。他的办法是，教员按照现定的学制学时编成教材，交由学务大臣审定颁行；各省若有文士编成的精善教材，也可呈请学务大臣鉴定，予以版权准其自行印售。1906年，严复在《中外日报》上发表《论编审小学教科书》，指出国家颁定教科书有种种缺陷，应取多种教科书而审定之；审定标准不必要求太高，听用者自择，采取自然淘汰的办法。这类意见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民间编用教科书，既可以减轻中央机构的负担，也能够改善单一审定制下责任过重、权力过大带来的弊病，保证教育与文化的进步。

    更多的批评将国定制的缺陷与中国文化教育的进步联系起来，认为国定制下教科书内容不完善、印刷质量差、供给又不足，市场不畅通，宜生贿托等腐败现象。

    两个机构：京师大学堂和学部

    不同意见在近代教科书编审制度确立过程中始终存在，编审制度的形成则先后经过京师大学堂和学部两个机构。戊戌之后，京师大学堂成为行使教育行政职能的最高机构。20世纪初“壬寅癸卯”学制颁布，标志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

    京师大学堂的教育管理职能未持续多久，就被更具行政职能的学部取代。学部1905年成立后，对审定图书作出不少规定，大量审定了各地呈交的教科书并做出评语。

    学部对教科书的编译、审定和翻印诸事项都有较详细的规章。学部编纂教科书是为实现“国定教科书”的目标，试图借助政府力量成为教科书这一新生事业的龙头，加强利益与意识形态控制。学部不放过任何一个利用公权力的机会，例如私塾改良，学部要求“课本须遵用部定之本”。

    “国定制”与“审定制”的结合

    从京师大学堂到学部，逐渐形成教科书编纂出版的诸多规章制度，这两大机构也编纂出版教科书——是为“国定本”教科书。那么，晚清全国教科书编纂出版状况如何，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清政府所希望的“国定制”与“审定制”的结合？

    根据笔者所查，最早的“国定本”教科书，是京师大学堂主持编纂、出版的《东亚普通读本》。该读本初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书分六卷，每卷一至四章不等。

    这部读本无序文、无编辑大意、无凡例、无章节、无目次，内容编排上不具有近代分科意识，各章主题之间缺乏逻辑，体例上处处体现尊崇“圣谕”，所持仍是帝制下的教育理念，强调等级尊卑，看不出近代新知识和新观念的痕迹。由于教育理念落后，这部读本很快在教科书市场上销声匿迹了，“国定教科书”写下一个失败的开头。

    从1905年底学部成立到宣统二年（1910年）间，学部编译图书局共编纂出版了修身、国文、算学等教科书近百册，编译图书局总揽编纂、印刷和发行。这是清政府首次组织较有规模的教科书编纂发行。今天，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者可见的“国定本教科书”，一般指学部所编教本。

    不过学部教科书所受批评从始至终不绝于史。学部在成立次年所编两种教科书受到《南方报》等报纸的“纠弹”，批评部编教科书分配荒谬，程度参差，“国文、修身、史地等，经改窜后，笑话百出”，部编教科书当时已大为教育界诟病。其发行更受指责，主要体现在部编教科书的翻印及印花税方面。就印花来说，当时日本文部省编教科书的印花税仅为每册二厘，而学部定为每册五厘之多。

    “国定本”教科书显然不成功，而同时期的民间教科书则如雨后春笋日渐兴旺。

    1903年后文明书局陆续发行一套“蒙学教科书”，包括修身、中国历史、西洋历史、东洋历史、中国地理、外国地理、笔算、卫生、生理、天文、地质、格致、化学、动物、植物、矿物、体操等23种。1904年后，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最新教科书”，更为符合近代分科和学制规范。

    近代教科书的编纂发行情况说明，承载新知识和新观念的民间所编教科书，其所秉持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标示了新旧教育转型的方向；把持文教权力的清政府最终只能以落后的文化教育产品作为陪衬。

    （《北京日报》1.24 毕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