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教育家和物理学家,曾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严济慈先生,继郭沫若之后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花甲之年仍给学生上课,而且神采飞扬、声洪嗓大,学生大呼过瘾。他自认讲课是一种科学演说,教学是一门表演艺术。他说,“讲课不能现准备、现讲授,要做到不需要准备就能讲的才讲,而需要准备才能讲的不要讲”。
不需要准备就能讲得如“表演艺术”,这样的潇洒会长久地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而那些虚空的潇洒表演,过不了几日,就成了过客。
严老潇洒的身姿背后是苦读和寂寞,而“发飙”的怒目,却让我看到另一位大师的品格和风骨。去年5月逝世的97岁高龄的国医大师裘沛然先生,生前是上海中医药大学专家委员会主任。两年前,他坐诊的医院因为重新装修,想提高专家挂号费以资弥补。当他听说医院将把他的挂号费由200元提至500元时,非常生气,晚上回家,立即拨通了市卫生局领导电话。医院无奈,只好妥协。还有一次,他正给一位重病人把脉,某区领导来电话,要求他上门开膏方,裘老勃然变色,说,我不管你官多大,任何病人只要在把脉,就比你重要!
这些远去的大师的背影,当我们怀想他们时,觉得他们并不遥远。
准备好了再讲,已经是教师的通常表现。严老讲台上的“潇洒表演”,几乎是用了一辈子时间在准备。他在巴黎留学期间,别人拿一张文凭的学习时间,他拿了四张文凭,创造了巴黎大学建校500多年的一项纪录。医家心中有患者,这是为医者的境界。裘老在85岁高龄时,还为写书登六层楼拜访求教,心中的患者是他唯一的动力。
如果教师们能追随严老,才学丰厚而演讲潇洒;医生们能追随裘老,医术精湛而品格高尚,我们一定会觉得内心多了一份安宁。
(《新民晚报》1.19 宁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