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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讲过：中国人自古“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形象的东西天天出现在面前，要算是最实际的了。所以，在我们中国人当中开展形象普教，乐天地讲，恐怕有事半功倍之利。
我们可以看一看薛定谔，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他早年就读维也纳大学，条件很差。薛定谔花了极多时间学数学，在理论物理学家中，他以数学极棒出名。可是他并不贪大求全，对于高等几何和群论就一窍不通。因为好朋友是学生物的，他又花了大量时间学生物学。后来，他居然以理论物理学家之尊，写了一本名为《生命是什么？活细胞的物理学观》的书。他的毕业论文成绩平平……他热爱歌德，从这位推崇自然科学的诗人的诗歌中，他秉承了诗人对于统一自然界的巨大热情。是这一切、而不仅是物理学，造就这位物理学中的深刻理论家。当然，对世界作出卓绝贡献的形象专家里，我们不会忘记爱因斯坦，他就特别强调，科学家要善于利用那些“不能规约为符号”的东西思考。
我并不是讲逻辑可以偏废；两种思维方法都需要，缺一不可。有学者指出，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形象思维使用得比一般艺术家更如鱼得水；他们往往都“双文化”和“双认知”的（即形象的和线性的文化与认知）。
我们这个民族虽然有这种那种缺陷，但在智力上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们具有自主创新最重要的素质：在形象性思维上的悠远而丰美的传统。
那么，为什么现在中国人的创新能力这么差呢？这就需要我们作严肃认真的反思了。
（《文汇报》1.17 钱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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