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暗了下来,北京火车站站前广场的人群却没有因为夜幕降临而减少。“要票吗?去哪里?”这是春运期间这里最惯常听见的问话。
“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生存法则,否则就乱了秩序。”说话的是姜凯(化名),东北人,以前以倒票为生。
一位常年在火车站做快运的人士证明了姜凯的说法。他表示,火车站人流混杂,以北京西站为例,扛包的、盗窃的、倒票的、乞讨的,这些人互相认识,但不来往,各有各的地盘。
以“黄牛”为例,北京站“黄牛”是以安徽、东北人为主,而北京西站以南方人为主。如今,在北京流传有“火车站生存法则”,里面详细印有北京各个火车站及公安段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以及各个“势力”分布割据图,比如售票大厅由哪些人掌控,广场又归属哪些人群,都有详细的记载。
一个多年从事倒票的人透露,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今天,整个倒票行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早的票源是来自窗口的内部票。但自铁路方面加大打击力度后,内部交易逐渐减少。“现在一般都是在窗口等退票;代售点反复排队;利用废弃车票造假。”
他还表示,“黄牛”也会针对铁路部门各种遏制措施想尽对策。如你开通春运电话订票,我就用追拨器,不仅能调节拨号速度,还能预存10个身份证号码,且售价才200~300元。此外,互联网也成为交易的新方式。
该人强调,倒票不可能没有关系网,一般倒票组织与火车站内部人员都互相勾结,以其他方式出票,其中大多都是从代售点出票。
“你设置领号买票的措施,我就买身份证。”姜凯说,倒票的人会想出各种应对方式,从盗窃团伙那儿专收身份证,用买的身份证领号买票。
这个说法得到北京铁路公安局有关人士的证实。从破获的倒票案件来看,一些倒票组织已经从散客变为专业户,向老弱病残孕的人士兜售,给打击带来一定难度。由于取消了收容制度,对于这些人,他们只能进行驱逐。
一位长期参与打击倒票“蓝盾行动”的警员表示,多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多次打击,但还是屡禁不绝。他认为,这与没有明确的法律进行惩罚,且处罚力度较轻不无关系。
该警员还透露,一些执法部门的人,显然也介入到了整个倒票链条之中。往往打击行动刚一开始,倒票组织就能准确获得信息,闻风而动,人去楼空。
(《经济观察报》1.17 陈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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