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中央寻找贺龙骨灰盒

    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1975年5月，贺帅的夫人薛明上书叶剑英副主席，要求把贺龙的骨灰迁移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室(党和国家领导人存放骨灰的地方)。叶帅批示：“由胡炜(时任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同志办理。”这件事很重大，因为给这种级别的领导人迁移骨灰还从未有过。胡炜立即报告了总参党委。总参党委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讨论，将移骨灰改为“骨灰内部安放仪式”，时间定在1975年6月9日贺龙同志逝世六周年纪念日举行。

    为贺帅安放骨灰的报告批下来了，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贺帅的骨灰在哪里？没有骨灰便无法举行安放仪式。军委办公厅副主任金涛派我（指傅学正，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人员）负责此事。我问是否知道贺帅骨灰的去向，金涛说他问过薛明，薛明回忆说贺帅去世的当天，专案组把她和子女接到三○一医院看了一眼，火化时没让她和子女们参加，至于骨灰放在哪里，他们也不知道。“中央二办”没有将化名、编号告诉他们。

    金涛让我带着一位秘书专门找贺帅的骨灰。我们到八宝山公墓办公室说明来意，翻遍了1969年以来所有的登记，未见贺龙二字。金涛说：“解铃还得系铃人，贺老总是在中央二办审查他时去世的，找二办去。”

    此时，二办已撤销。我找到铁狮子胡同中央办，请他们帮助查一查。他们查到了二办交档案的人，是空军的，名叫周栓增。值班员用电话接通了周，我对他说，现在中央要为贺帅平反昭雪，请他帮助找到贺帅的骨灰。

    第二天上午，我们一起到了中央一办。一办的同志取出登记本，登记本上写着：王玉，贺龙，去世时间1969年6月9日，骨灰现存在八宝山老山骨灰堂，骨灰盒编号为0034。看完登记后，我们又去老山骨灰堂具体落实。

    我回机关向金涛报告后，提出在6月9日前对贺帅骨灰实施监控措施：(1)立即对存放贺帅骨灰的老山骨灰堂派兵看守，在未取走贺帅骨灰前不得对外开放，人员不得进出。(2)6月4日上午约贺帅子女贺鹏飞和贺晓明、原二办工作人员、北京市民政局领导及我们承办单位四方共同鉴定、认可，四方代表签字，办理骨灰移交手续。(3)现在离6月9日还有五天，骨灰放在哪里都不合适，只好将骨灰从老山骨灰堂取出，暂存在八宝山革委会办公室彭主任的保险柜内，并派兵守护。

    6月3日下午，我带着秘书、警卫处参谋和战士、原二办工作人员、八宝山革委会彭主任一同来到老山骨灰堂。按登记的指引，我们在骨灰室的最后一排的最下层最后的格子，看到了一个用黑布盖着的价格六元钱的骨灰盒。我弯下腰仔细看，盒子上写着的名字为“王玉”，编号0034，通常骨灰盒上有张死者的一寸照片，此盒没有。因为与登记相符，大家一起向骨灰盒鞠躬。

    回到机关，在金涛主持下，我们连夜研究了如何办交接手续，并向军委首长、中央组织部、薛明报告了情况，同时通报北京市委，并让市委转告北京市民政局领导，6月4日上午去老山骨灰堂办理贺帅骨灰移交手续。

    6月4日上午9时，四方人员准时到达老山骨灰堂，在彭主任和原二办人员的带领下进入骨灰室，看了骨灰盒。二办人员将骨灰盒从架子上取下，在院内找到一处有石桌石凳的地方，将骨灰盒放在石桌上，在场人员共同默哀、三鞠躬。

    原二办的同志介绍了骨灰存放情况。原二办的同志说：这是贺帅的骨灰，千真万确，请大家看登记本并与骨灰盒核对。贺鹏飞、贺晓明兄妹查看后未提出疑义。四方代表在预先准备好的交接登记表上签字(此签字表存放在北京市民政局)。然后，大家一同驱车到八宝山，彭主任拿出准备好的紫檀木雕花(党和国家领导人去世时专用的)骨灰盒、黄绸袋子，由彭主任和军委办公厅秘书更换了骨灰袋，将骨灰装入新的骨灰盒，存放在彭主任的保险柜内，派卫兵守卫。

    6月9日的贺帅骨灰安放仪式，实际上是一个不叫追悼会的、高规格的追悼会。周总理、小平同志、先念同志、纪登奎同志、徐帅、聂帅、叶帅、王震，在京的大将、上将、中将全部参加，军委在京的十几个大单位的领导同志和机关群众代表约一千五百多人参加。毛主席、党中央、人大、国务院、政协、军委、军队各大单位都送了花圈。花圈从室内排到室外。这是军界向“四人帮”的一次大示威、大声讨，是对贺老总的隆重悼念。

    (《中外书摘》总第213期 刘振杰 傅学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