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4个名字

    正如开诚老人设想的一样，最终他去的不是墓地，而是门口停着的一辆略显破旧的白色金杯车。车开往天津医科大学。不用太久，他会变成一块块、一片片，甚至他的头发都会变成小切片，被放在医学院学生的显微镜下。

    2010年12月2日，78岁的开诚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他只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他是天津市全年的第8位、有记录的第334位遗体捐献者。

继续“生命之歌”

    49岁的袁武记不清这是第二百多少次坐在这样的车里了。这位做解剖工作30年的天津医科大学高级实验员，把每次接遗体捐献者都说成“请”。

    车子徐徐开到医科大学解剖楼。在这栋终年弥漫着福尔马林味道的灰色老建筑里，刚刚落下人生幕布的遗体捐献者，将有最后一段特别的“生命之旅”。

    他们的身体在解剖楼，关于他们生前情况的3页纸的记录在一路之隔的行政楼教务处，而真正纪念他们的地方在距离解剖楼和行政楼近100米的教学楼内。

    3处构成一个等腰三角形。顶端是一间“生命意义展室”，这里陈列着所有捐献者的遗书。

    遗体一旦进入解剖楼，身份将彻底消失，只有一个个编号。

    这段“旅程”是从袁武的手开始的。他会轻手轻脚，像“给活人脱衣服”一样，脱掉袜子、裤子、上衣。

    “旅程”还会继续，经过一双双实验员的手、老师的手，最后遗体进入一间60多平方米的解剖教室。

    解剖课有简短的开课仪式，所有的学生都被要求默哀30秒，向尸体鞠躬致敬。老师告诉学生，本学期，这具遗体就为同学们服务了，想要成为好大夫，就要像对待真正的病人一样对待尸体。任何操作失误，在临床上都可能导致真正的死亡。

    每次解剖课快结课时，即使再匆忙，学生们也会不厌其烦地一寸寸把皮肤覆盖好，让死者尽量看起来“完好如初”。而这并非课程的硬性要求。

    最后一堂解剖课，所有人会向已残缺的遗体鞠躬感谢。

人生是什么

    如果不是开诚老人生前固执地坚持，此刻他可能安眠在加拿大一处山清水秀的墓地。

    遗体捐献者的亲人们从不理解到最后“松手”的心理煎熬，在医学院内得到了庄重的回应。对于躺在解剖台上的遗体，教师们称之为“无言的老师”，并会告诫学生，一定要给予他们神圣的仪式感。

    一个周末，学校教务处原处长、现天津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张金钟在办公室接待了一位戴着黑纱的悲伤的中年男人。他说母亲去世了，想捐献遗体，还带来了一封遗书。

    读完这份遗书，张金钟都快哭了。再上课时，他念了这位留下4部作品的诗人兼翻译家的遗书：

    我死后谢绝一切吊唁，我的作品是我留下的丰碑，丈夫儿子姊妹务必节哀豁达，生劳死息，生寄死归！有能耐的人无它奇，只是比平常人看得透远而已。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古典文学是它的宝冕，诗词又是冕正中的斗大夜明珠，我后半生能致力于它的研究，且有美满家庭辅助，我一生已心满意足。

    临了，将年轻时熟背的伏契克《绞刑架上的报告》的一段话为结束：“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坟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平的！”

    很快，这封遗书在学生中间传开了。

    张金钟翻了教务处保存的几十年来的所有遗书，越看越激动——“这是最好的教育！”

    他找到解剖教研室主任李云生，商量建一个“医学伦理学教育基地”，设在解剖楼，让学生都来看看。

    2001年底，在解剖楼二楼的一间教室里，“医学伦理学教育基地”算是落成了。

    房子破旧不堪，四周掉着墙皮，房子不大，围着走一圈刚刚50步，屋朝北，终年不见阳光。李云生还自费买了紫色的绒布窗帘挂上，在他眼里，“紫色最素雅、最庄重”。

    所有的遗书都在那里展出。张金钟亲自选了一些典型的遗嘱做成展牌，有的病句他也尽量保留原样，因为“特别淳朴生动”。部分遗嘱译成了英文，他希望留学生、外国人也来看，“生命伦理没有国界”。

    原本这个基地只向医学伦理课的学生开放，结果，全校的学生、医护人员都来看，甚至隔着几个街道的18名环卫工人、隔着黄河长江的南方兄弟院校的同行也来看。参观感言累计100多万字，其中不乏日文、阿拉伯文、韩文、法文等。

    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杨叔子院士曾趴在玻璃罩前，扶着老花镜，细读这些遗嘱。离开时，他写下：人生是什么？在这里可以有个解答。

    2006年春天，基地移到了教学楼一楼的新址，并更名为“生命意义展室”。

静默与敬仰

    新展室其实也不大，只有100多平方米，并没有容下全部334位遗体捐献者的信息，包括“开诚”这两个字。相反，这里很少提及捐献者具体的名字，除了遗书原件，展板上的遗书落款均是“匿名”。

    来到这里参观的人都会经历30秒的默哀仪式。有时，仪式在参观前举行，瞬间让吃着零食、喧闹的人群安静下来。有时，默哀会在结束参观后进行，“让人沉思30秒”。有中小学生来参观，讲解员会先讲，让叽叽喳喳的孩子们“渐入佳境”，然后中途在老校长朱宪彝的内脏标本前默哀。

    面对这位60年前创办了这所“新中国第一所医科大学”、担任校长达32年之久的老教授的心脏，有人会摸着罩子，有人会刻意离它很远，怕碰到了显得不敬，有人则会站立好久，最后鞠一躬。

    朱宪彝生命最后一刻的故事在展室内常常被提及。当时，他感到不适，亲友同事都劝他住院治疗。他婉拒：“新楼病房的会议室、过道和各科门诊室都住满了病人，我是医学院院长，愧对患者，又怎能和他们争床位呢？”

    1984年12月25日上午9时，朱宪彝心脏病猝发，倒在正在批阅的论文上，与世长辞，身后“四献”：献出全部存款建立朱宪彝奖学金，献出全部藏书，献出自己居住的住宅楼，献出遗体供教学解剖。

    世界医学法学协会主席阿芒·卡米，原本只打算抽出几分钟去看看这个展室，结果，大半个小时也没出来。他说，这里“将医学教育和人文教育融为一体的想法是伟大的，值得全世界所有医学院效仿”。

    一个阴沉的秋日下午，一位“脸色凄凉”的中年女人，一个人静静地在展室走了一圈。离开时，她低声说，这天是母亲的祭日，没有地方祭奠，只好来这里，尽管这里“没看到母亲的名字”。

最小的墓碑

    开效军把父亲开诚送上医科大学的车后，呆呆地站在风里，手里还捏着没有烧完的纸钱。

    风很大，开效军躲在避风的墙角烧纸，好几次才能点燃。告别太短太快了，他终于没能烧完一把纸。他说父亲搞经济工作，特别喜欢简单，复杂的事情“会让他不舒服”，所以尊重父亲的意愿，让他无牵无挂地捐出自己。

    开效军留下了一张贴着加拿大枫叶的卡片，卡片上签着亲友怀念老人的话，中英文都有。他将把这张卡片和父亲生前的一顶帽子带回加拿大，那是这个家庭所能留下的全部的纪念了。

    给家属一个“交代”，给他们一个祭奠的地方，这个念想始终压在张金钟胸口。直到2004年，由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市红十字会、元宝山庄陵园共同设立的遗体捐献者纪念园落成，他心里的石头才落地。

    纪念建筑主体长25米、高5米，中心呈心形，刻着两个金色楷体大字：奉献。旁边延伸出两面大墙，墙上镌刻着每一位捐献者的名字，名字是金色的。

    至今上面有333个名字，只占了两扇墙的很小一块，还有大片大片的留白。

    可墓碑实在太小了，前去祭奠的家属，只能扎个小到不能再小的花圈，或者掐一朵花，用胶带粘在上面。

    这里的每一个名字、每一块墓碑，隔3天就会被擦拭一遍。墓园并不寂静，每天都有音乐，陪伴亡灵的曲子，有《天长地久》、《回家》、《与昨日告别》，甚至是今年刚走红的《传奇》。

    不用多久，工人就会在黑色的花岗岩上刻上“开诚”二字。那是。 

    （《中国青年报》2010.12.22 从玉华 张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