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之恋
王蒙
汉字是中华民族独有的瑰宝,它的形象性、多媒体性、体系性与关系、道理的自足性,无有其匹。
1994年,我在纽约资深的华美协进社演讲,一位当地的听众问:“为什么华人都那么爱中国?”我回答:第一,我们都爱吃中国饭菜。第二,我们都爱汉字写的唐诗宋词。
我的意思是,唐诗宋词是汉字的范本:整齐、音乐性、形象性、全面的符号性、合理性、同音字的联想与发挥、对称或对偶性与其辩证内涵、字本位的演进性质,都令人神往乃至痴迷。我们永远无法用“Bai ri yi shan jin,Huang he ru hai liu”替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我年轻的时候并不这样想,那时候我很激进,相信汉字影响了识字的普及、造成了长期的封建专制的说法。现在,汉字已经完全感服了我。它是那样的美丽,那样的微妙,那样的丰富,那样的方便,字重心长,多彩多姿。它已经完全解决了电脑输入的问题,它同样完全可以适应现代化、全球化的需要。
可惜的是,当下在青年人中,对于汉字的识读写用,一是错别字到处出现。一是成语熟语的乱用误用。一是称谓用语的误用,如将令尊叫成“你家父”。一是把简化汉字时原来两个字归并成一个字的,为了还原成繁体,而搞笑搞错,不伦不类。如将“塔什干”写成“塔什幹”,不知道“幹”与“干”原本就是两个繁体字,“干”是用在天干地支上的,而塔什干的地名,即使没有简化,也从不用“幹”字的。
还有些特殊的词我怀疑是不是在以讹传讹。我们日常说的“出幺鹅子”,本来语出旧时的“斗骨牌”,骨牌中的幺鹅,大致如麻将牌中的幺鸡。而现在被规范为“妖鹅子”,我们的一点点关于骨牌的文化记忆,就此休矣,惜哉痛哉!
还有书写。我最近得到一本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初期白话诗稿》,是当年刘半农编辑的,内收李大钊、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胡适、陈衡哲、陈独秀、鲁迅等人的白话诗影印手稿,令人爱不释手。李大钊的字浑厚大气,沈尹墨的字深沉中显出潇洒,沈兼士的字收放自如,胡适的字比较书卷气,陈衡哲的字傲然有棱角,陈独秀的字极富才华,而鲁迅收在此处的字则显出一种稚拙。
作一个热爱汉字、敬重汉字、保护汉字的正确性与美妙性的中华学子吧,而后才谈得到继承与弘扬中华的优秀文明。
中国人爱字
周汝昌
中国人爱字,是民族的天性。老百姓也知道珍重字迹。农民父老不识字,过年也讲究贴大红“年对”,还得找位会写的,不肯凑合。
中国人爱字,是爱自己的文化。人的思想感情,传达、表现,都有赖于字。
一张画,没有字,像人没有眼睛。
字有形象美,声美,组织美,联络美。
中国人爱字敬字,还因为字能生“效”,比如拿现代生活方式和法律观念来作比,一个签字手迹就具有“生效”的作用。这是世俗物质的一个层次。若推之于精神世界、灵慧活动的另一层次,便发生字在那一高层次中的唯一无二、无法仿造的法律上审证的那种“效应”,道理不殊。
字,里面蕴涵着书写者的精神灵气,俊秀才华,气质风度,这又是真实不虚的道理。
“字”,确实有“繁衍”孳生义,例如“字”的本身“造字”构成,就是一间房屋内有“子”孙。再如,古汉文里女子嫁人,叫做“字”某某。这儿岂不也就是结合、生育的含义?是以,字是生,是活,是发展,是衍殖。
既然如此,要把字学好写好,是每个中国人必须完成的课业,亦即“及格”的国民文化教养。
汉字,有人哂笑是“格子字”,或曰“方块字”。会写字的,一个字笔画再多,也不出“格”,也不显“挤”;笔画再少,也不见单薄,也不显“空”。“方块”是个民族审美“单位”,十分重要。
怀念墨香
于丹
1995年的那个春天,我不到30岁的时候,刘梦溪先生派我到李泽厚先生家约稿,因为他的《论语今读》刚刚出来。我那个时候是个多么不职业化的编辑,去了以后完全没有谈稿子,和李先生大谈我在上高中时候读到《美的历程》是一番什么样的感受。
后来我抱着厚厚一叠手稿回去。我到今天仍然不习惯电子文本,还是怀念墨香,怀念捧在手里的稿子那沉甸甸的质地以及它带来的安全感,那是家具上檀木的味道,是真正的中国文化的气质。
我当时就在想,什么是“文化”呢?然后去查什么是最庄严的解释。后来我记住了《周易》上的最初的那句话——“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其实是一个动词,最重要的是文而化之。它要有一种精神的凝聚,价值的确立,以为信念,氤氲化生。
前不久,汤一介先生赐给我一幅非常珍贵的墨宝,上面写的恰恰就是这一句话:“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我会把它作为我的座右铭。
(《文汇报》2010.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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