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我高中毕业,成绩优异,全班第一,一心要报考中国科技大学,孰料“文革”到来,书读不成了,闹革命去了,然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七耽八误,到恢复高考,真坐进大学教室,已经是胡子巴叉、当了爸爸、快30岁的人了!
这不是生不逢时是什么?有时想想,真为自己被耽误的青春而惋惜!
那天碰到一朋友,聊起此事,他给我讲了一故事,说的是作家吴祖光。吴祖光是戏剧大家,非常有才,一生却也坎坷。幼年时,军阀混战,年轻时,日军侵华,好不容易盼到全国解放,没过几天舒心日子,1958年这家伙又被打成右派,接着发配北大荒,一去二十多年,苦头吃尽,备尝艰辛……按说这一生也够不顺的了,然而老吴却非常达观,特想得开,凡是有人求他墨宝,他必写“生正逢时”四字,前前后后,写了上千幅,全是这四字,别的,一概不写!
一个“生不逢时”的人,为啥恰恰对“生正逢时”如此执着偏爱呢?仔细想想,有哲理存焉。
凡事得从两面想,就拿老詹我来说吧,碰到“文化大革命”,是耽误了读大学,可遇上了,经历了,不也是一种难得的体验吗?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思考,对于一心一意发展经济,不也迫切得多、深刻得多?其心理素质,不也更加理智成熟吗?
同样地,当过知青,下过农村,吃过苦头,是耗去一些时光,可对于自己的成长,对于自己吃苦精神的培育,平民心态的养成,以及对中国底层社会真实状况的了解,不也是大有帮助的吗?
人在大自然面前,其实非常渺小,非常脆弱,也非常被动。一个大的运动或者灾难的到来,一种自己没料到的外力的猝然而至,那可不是你一小小的生命个体就能决定得了,改变得了,或者抗拒得了的。
怎么办呢?以一种“生正逢时”的心态,坦然迎上前去,积极应对外界给予你的“这一个”独特境遇,并在自己的独特体验中,去品尝你的“这一个”人生的酸甜苦辣,不也是挺有意思,挺值得的吗?
(《健康时报》12.9詹国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