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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辰生，1922年出生于北京。上世纪40年代跟随郑振铎任业务秘书，在上海参与了战时文物的清理工作。解放后一直就职于国家文物局，负责政策法规的制定和起草工作。现任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
为王冶秋蒙冤事仗义执言
1979年12月22日，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王冶秋被免职，并传遭点名批评。谢辰生为此于1980年3月26日专门致信胡耀邦并转中央书记处同志。
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对王冶秋同志和文物局确有不少议论，集中的问题，一是王冶秋、文物局给康生等人送了很多文物；二是文物局是康生要成立的，因而王冶秋问题很大，文物局问题很大。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
一、康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搞走大量文物与王冶秋同志的关系问题。据我了解，此事与王冶秋同志毫不相干，与文物局毫不相干，与文物局其他同志也毫不相干。康生搞文物的时间是1968年至1970年，拿文物的地点是北京市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后改为文物管理处，现在是北京市文物局）。当时王冶秋同志还在关“牛棚”，王冶秋同志是1969年秋宣布解放，不久即下放湖北咸宁，1970年回北京。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1年王冶秋同志根本没见过康生的面，自然也就无法对康生盗窃文物负责了。
在康生病重之后，他的确通过王冶秋同志、文物局把他的旧藏和巧取豪夺的一大部分文物交给了故宫。这已经是1974年以后的事了，和康生盗窃文物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二、成立文物局的问题。文物局正式成立于1973年底，1974年改属国务院。事情经过是：1974年“批林批孔”高潮中，文物系统有些人写信给“四人帮”告王冶秋的状，上海《文汇报》出现了不指名批判王冶秋同志的文章。在此以前，文化组的刘庆棠在天津一次座谈会上批判无标题音乐，指责文物工作搞历史文物是复古思潮的表现，矛头直指周总理。姚文元批判报道马王堆女尸是影响当前的火葬，也有人说出国文物展览是以古压今。就在这个时候，文化组突然宣布要接管文物局，派了调查组，撇开党委，直下基层搜集材料。
在此情况下，我们深感问题严重。王冶秋对“四人帮”的政治态度是坚定的，“四人帮”要整王冶秋也是全国文物工作者所共知的，真的（被）文化组接管，我们肯定挨整。所以我写了一封信给康生，建议文物局不要划归文化组。我之所以写信给康生，原因有二：一是王冶秋同志曾说过，王震同志叫他有事找康生，不要事事找总理。二是有一次王冶秋同志从康生处回来说，他在康生那里骂了那些人（“四人帮”），康生说：“这些人是不会死心的。”这给我一个错觉，仿佛康生对“四人帮”也有所不满，或许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所以我才敢于写了那封告文化组状的信。后来康生批给了吴德、吴庆彤，建议文物局直属国务院。康生批件又送给华国锋同志等领导同志传阅，先念同志批示：“坚决按照康老的意见办。”后来，四届人大以后，在总理参加最后的一次国务院会议上，总理正式宣布了文物局直属国务院。
4月1日，胡耀邦在谢辰生先生的信上做出批示：“质彬、轶青同志：此信请你们认真对待。”（注：任质彬时任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孙轶青时任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副局长）
呼吁停止拆除四合院
2003年，在得知温家宝总理在考察北京城建工作时明确提出“要在加快旧城改造、改善人民居住条件的同时，十分注意保护好文物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好古都风貌”和北京市委提出加强对北京古城保护的一系列措施后，谢辰生于2003年8月24日致信总理和总书记。
我恳切请求中央领导同志支持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保护北京古城的正确决策，促其早日实现，并提出以下几点具体建议：
最近几年对北京古城格局和风貌的破坏是十分严重的，令人非常痛心，已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现在仅存的部分无论如何是不能再继续破坏了。北京市应立刻停止继续拆除四合院的活动，并尽快公布北京市已确定保护的四合院名单，以便于人民群众进行监督，至少是要正式通知区政府严加保护，禁止拆除。
北京皇城申报世界遗产我非常赞成，但是，我建议不要把南池子模式作为典型推广到整个皇城区。我认为南池子模式是拆旧建新的典型，不是保护古城的典型。南池子是以“推平头”的方式拆除了大量的老四合院，重新建了这些仿古的新建筑，保存的老四合院比重很小……如果以此为样板推广到整个古城区，其结果就是拆掉了一个老古城，建了一个仿古城，这是与国际社会共同确认的真实性与完整性的原则要求相抵触的。
9月8日，温家宝总理在此信上批示：“刘淇、岐山同志：谢老作为一名老专家、老党员，所提意见值得重视，应认真研究。”
9月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此信上批示：“赞成，要注意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古都风貌。”
（《谢辰生先生往来书札》（上、下）李经国编撰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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