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先生劫中得书

    郑振铎先生有一本书叫《劫中得书记》，简略记载了在日寇侵华期间他是怎么抢救我国珍贵图书的。“劫”是从佛教中引进的一个词，世界毁灭、亡种灭族谓之劫。在中国历史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可谓大劫。

    上海孤岛前期，很多高级知识分子、著名学者为了避难和开展敌后文化工作，大多迁移到大后方去了。但是郑振铎却一直没有走。

    江南一带，特别像苏州、常熟、湖州、宁波这些地区，明代以来，最出名的藏书家都出在这些地方。但是，一到打仗，那些藏书家都要逃难，他们的书就很难保存下来。此外，他们当时也需要钱。因为藏书家一般把钱都用去买书了，到了兵荒马乱的时候，就要被迫卖书。郑振铎发现了这个情况，他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巨款买下《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

    在1938年5月上海孤岛初期，郑振铎先生买过一部书，叫《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脉望馆是清代一个藏书家的藏书楼的名字，而这部《古今杂剧》则是我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书。因为元代杂剧保存下来的并不多，一些重要作品保存在这部书里。这部书共64册。1938年5月，郑振铎得到消息，经过跟书商反复谈判，最终要价9000元。郑振铎到处去借钱也借不到。最后实在是没办法了，他通过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用国家拨的钱才把这部书买下来了。而这件事对他以后抢救图书的经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件事情让郑振铎得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国民政府也是可以争取的，也是可以让他们出钱来买书的。

    再来说说这部《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到底有多大价值呢？这部书里有242本杂剧，其中有一半，是湮没了几百年的孤本。而且很多还是稿本、抄本，没有刻印过的。在这几百本中，元代人所写的就有29种。

    “孤岛”前期郑先生买了很多书，其中最重要的，他自己也认为就是这部书。郑振铎当年就认识到这部书的重大意义，他写道，这是一个宏伟丰富的宝库，“这发现，在近五十年来，其重要，恐怕是仅次于敦煌石室与西陲的汉简的出世的。”也就是说，他认为这是可以与19世纪、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相媲美的。

    而作此评价的远不只他一人。著名藏书家、出版家张元济先生在给郑振铎的信里也提到，这是绝世之“国宝”。而且他也认为，这个万不能任其流到国外。张元济当时就提出，为了保存孤本，必须把这部书转化为铅印本，要立即把最重要的部分印出来。而这和郑振铎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是这些事情不是他们两个人可以决定的，因为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实际负责人已经迁到香港，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也搬了一部分到武汉。而且，郑振铎这个书是为国家买的，这个书能不能印是要问政府当局，要教育部长同意的。后来交涉成功了，出了一部书叫《孤本元明杂剧》。尽管现在这个书在图书馆比较普通，但是你如果了解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一看你就知道，当年出这个书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不顾被人冤枉，默默为国家做大事

    到了1939年，随着抗日战争越来越激烈，郑振铎的朋友逐渐都走了。大家都劝郑振铎先生走，他也答应走，但是后来却一直没有走。在内地的朋友很多人就很不高兴，就怪郑先生，是不是你怕艰苦留在上海啊？因为他根本就无法跟他们讲不走的真正的原因，这个不好讲的要保密的。甚至还有人说郑先生跟周作人一样，当年传说得很有模有样的。上海沦陷以后，日本方面召开一个东亚文学工作者大会，参加的人有很多，见报名单里面就有郑振铎先生的名字。非常巧的是，这一天郑振铎的日记也保存下来了。郑振铎自己看到了这一条报道，他在日记里面写到了。他不好登报声明，那么内地的朋友看到了这个假新闻会怎么想？他当时愤怒得不得了。郑先生因公殉职以后，章靳以的回忆文章里就写到，当年看到了这个假新闻，有些人当然很愤怒了，说郑振铎怎么会参加这个会议呢？章靳以就跟他们吵，说你们怎么可以相信呢？我了解郑先生，他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但是，人家怀疑还是有的。直到抗战胜利以后，叶圣陶回上海，才知道了郑振铎不离开上海的原因。所以他在《西谛书跋》前言里面非常激动地讲，我们都没想到，西谛(郑振铎的笔名)兄在民族危亡之际，最危险的时刻，主动留在上海，也不顾被人冤枉，默默地为国家做这么大的事情。

    抗战胜利以后，郑振铎自己写过两篇文章，稍微透露了一点其中的细节。读者都很感动。1946年的时候，《上海文化》选出大家最尊敬最喜爱的作家，郑振铎就是榜上有名的。大家都是因为这件事而投他的票的。他当年是威信很高的。

    无钱买书，“挖肉补疮”

    1939年的时候，市面上的书散出来得越来越多，但是郑振铎也越来越买不起了。他已经把能够卖掉的东西都卖掉了，甚至有的时候只能把自己不是太重要的书卖掉一点，再去买重要的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挖肉补疮”。

    郑振铎先生一辈子没有入党，也是个奇怪的事情，因为他和共产党很多重要的人物，如李大钊、陈独秀、张崧年等都有很密切的联系。他读大学时最要好的朋友是后来中共的领导人瞿秋白；他后来在上海最密切的朋友沈雁冰(茅盾)，是中共建党时期的老党员。还有杨贤江、胡愈之等，都是他的好友。郑振铎没有入党，但他在暨南大学国共两党的斗争当中，是很明确地倾向于共产党的。有一个最鲜明的例子，就是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蒋介石在上海背叛革命，开始公开反共清共，屠杀共产党人。郑振铎在4月13日晚上，就在胡愈之起草的一封公开信上签名，抗议蒋介石的反共、反革命政变。

    这就是说，郑振铎虽然不是一个党员，但是他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是很清楚的。国民党方面当然也了解这一点。所以，他当时想争取国民政府的拨款，就去找了几个比他年纪还要大、没有政治色彩的有威望的爱国老人。哪几个人呢？张元济是一个，还有一个何炳松，暨南大学的校长，还有一个张寿镛，光华大学校长，主要就是这三个人。他们都是学术界绝对的第一流人物。他们联名向重庆的教育部打报告。报告由郑振铎起草，痛陈江南文献遭劫的危急状态，指出其严重后果，强烈要求当局拨款予以抢救。根据保存下来的郑振铎1940年1月5日的日记说，1月5日他们就拍了一个电报。那一天是个什么日子呢？那一天他正好得到消息，说敌伪要绑架他，因为他的名声是比较大的。在敌人的机关当中，像法院、巡捕房这些地方，有他的一些朋友，就得到了消息，于是出去躲在外面。他的日记里没有记这个电报的内容，因为这个是要保密的。他那天在外面躲的时候就碰到了他的暨南大学同事周予同，周先生是历史学家，后来在复旦大学做教授，“文革”以后逝世。郑先生那一天跟周予同讲，我辈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但是却有一团浩气在。他们互相激励，这样的话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下来。1月5日的电报，原文保存在台湾。

    郑振铎他们拍了电报给朱家骅，朱家骅当时有一个身份是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董事长。于是，陈立夫和朱家骅就联合起来，拿出教育部及庚款的钱来抢救国家劫难中的图书。在抗战前夕，国家曾拨了一笔钱给中央图书馆(筹)，让盖楼房的。但是这个楼房还没盖，南京就被日寇占领了。这笔钱还在银行里没动，如果抗战胜利以后再回去，这点钱根本就不值钱了，几个砖头都买不起了，正好把这笔钱拿出来买书。现在过了六七十年，仍然觉得这个决定是非常英明必要的，是符合我们中华民族利益的，我们必须给予积极的肯定。

    后来我去台湾，看到一些台北所藏的材料，里面还有一些郑振铎当年的信，全是用暗语写的，人名都是化名，书名也是化名，你如果没有好好地研究，放在你面前你都看不懂。从台湾的档案材料里还发现，这个事情是一直通报到蒋介石那里的。这对国民党政府来讲也是一个大事情。特别是抗战时期，国力非常空虚，国家的钱首先是要用来打仗，还有救助难民什么的。所以实事求是地讲，特别是陈立夫、朱家骅，在这个事情上面，是为中华民族立了功的。但是，如果真的要讲功劳，第一位是郑振铎，因为这个事情是他发起的，花了极大的心血；而且他是战斗在第一线，是最危险的。

    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郑振铎不仅有爱国热情，而且学问很好。他对情况了若指掌，当年的江南一带，什么书已经流散出来了，什么书马上要流出来，什么书还没到，什么书最珍贵，首先应该先抢救哪一部分书，全部都在他的肚子里面。他胸有成竹，张元济等人给他做参谋，他们都是大学者(何炳松是著名的史学家，张寿镛编集过著名的《四明丛书》)。他在日记里面就说：从今以后，绝不听任江南文献流散他去，有好书，有值得保存的书，就必须为国家保存。

    郑振铎当年是有“交通员”的，就是有一两个小青年帮他跑腿。因为大家都在上海，他们的信不是邮局寄来寄去的，寄来寄去反而慢，而且危险，都是送来送去的。张元济先生和何炳松先生，郑振铎写给他们的信，全部烧掉了。他们都很谨慎，而且不止他们的，郑振铎自己，人家写给他的信，他也烧掉了。烧信这件事就是郑振铎提出来的。只有他写给张寿镛的信，张先生没有烧掉，而且装订成册，珍藏起来。张先生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逝世的。后来张先生的家属，把这批信捐给了北京图书馆，保存下来。而郑振铎写给朱家骅、陈立夫、蒋复璁的信，蒋复璁先生基本都保存下来了。他抗战胜利以后迁到南京，带到南京；国民党失败，从南京逃到台湾，他再带到台湾。如果没有这些前人保存下来的东西，这么生动的故事，就不知道了。

    当年在上海，有哪些人在买书呢？一个是日本人。我们知道，日本有很多汉学家，譬如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之一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杀之后还写了两首汉诗来炫耀。所以，当年日本方面派人到中国来“买书”——抢书。二是汉奸，汉奸里面有一些人是有学问的，都在上海买书。还有一个是美国人，美国的国会图书馆也在中国买了很多的书，特别是什么地方志之类。美国人买地方志都是有政治目的、军事目的的。另外一些人，就是一些书商，他们都是图利。

    郑振铎自从获得了重庆的经济资助以后，开始以暨南大学、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的名义买书，就一点一点把局势完全扭转过来了。郑振铎自己后来也讲了：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他非常自豪地讲，当时在上海，任何一部古书要出售，最早知道消息的就是他。只有他觉得不必买，这个书才能被人家买去。所以说，郑振铎、何炳松、张寿镛、张元济这些先生是真正的爱国英雄，真正的幕后英雄，完全是不图名，不图利，而且是冒着生命危险。尤其是冲在最前线的郑振铎先生。

    上海博物馆第一任馆长徐森玉，他比张元济稍微小一点，1881年出生，跟鲁迅同龄，比郑振铎要大18岁，也是两代人。他是一个文物学家，也是一个版本学家，他对古籍非常精通。他当时是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先生1940年底从重庆被派到上海协助郑振铎之后，发现郑振铎辛苦得不得了，而且是一分钱劳务费都没有的。在外面奔走的时候，连车马费都是自己掏腰包。徐森玉先生就写了一封信给重庆当局，这封信现在保存下来了。他说郑振铎“心专志一，手足胼胝，日无暇晷，确为人所不能；且操守坚正，一丝不苟，凡车船及联络等费，从未动用公款一钱”。因此，他和何炳松两人商量，就建议重庆方面给郑振铎先生一点车马费。他写这封信并没有征求过郑振铎的意见，郑振铎知道以后，马上写一封信坚决谢绝，他说：“弟束发读书，尚明义利之辨，一腔热血，爱国不敢后人。一岁以来，弟之所以号呼，废寝忘餐以从事于抢救文物者，纯是一番为国效劳之心。若一谈及报酬，则前功尽弃，大类居功邀赏矣，万万非弟所愿闻问也。”他后面还说：希望诸公视我为人! 

    创立了一个国家图书馆

    郑振铎大规模抢救图书从1940年1月份开始，到1941年12月8日上海全部沦陷为止。上海全部沦陷后，他们这个事情就不能干了，因为就直接在日本人的铁蹄底下了。另外一方面，后方的钱也寄不过来了。所以，一共就只有两年不到的时间。他后来说：两年不到的时间，我们创立了整个的国家图书馆，虽然不能说应有尽有，但是在量与质两方面确是同样的惊人，连我们自己也不能相信，竟会有这么好的成绩。当然，上海全部沦陷以后，郑振铎仍然千方百计与重庆方面联系，还尽可能抢救和保护图书，但大规模的抢救工作是不可能了。

    郑振铎他们当年抢救下来的图书，一部分曾运到香港去保存，后来被侵占香港的日本军掠去，运到东京他们的帝国图书馆，抗战胜利后被中国政府追回。国民党败退台湾时，这批书中的精品又被国民党当局运往台湾。后来，胡适到台湾去参观了那些书后，写了一封信给美国的杨联陞教授，激动地说，中央图书馆在抗战时期所买之书，都是宝贝。现在，台湾“国家图书馆”里面的善本书库，最重要的就是郑振铎他们买下来的。

    郑振铎在我们中华民族最危亡的年头，默默无闻地为国家做了这么重大的一件事情。

    （摘自《纸向何方：上海博物馆“纸文化”系列讲座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版，定价：7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