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逻辑？

    纵观世界近现代的一百多年历史，没有哪个民族如同中华民族一样，在动荡与战火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在所有不堪回首的历史往事中，没有哪个事件比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日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创伤更为惨重。

    那场战争，中国称之为“抗日战争”，日本称之为“中国事变”。

    日本，自公元六百多年始，岛国上的海盗、浪人以及官员们，年复一年地乘船向西——无论是为了抢劫、偷盗还是朝贡——当他们踏上隔海相望的巨大大陆时，总是战战兢兢的。他们长久地把这个国土面积足有日本三十一倍之多的富饶国度称为“天朝上国”。 

    然而，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叶长达数年的中日战争，却使中国大半国土沦丧在日军的铁蹄之下，近两千万中国军民在战火中丧生。

    时至今日，日本右翼政客依旧认为，日军对中国残暴的战争行为，是值得大和民族骄傲的壮举。

    而中国人是否知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逻辑？

    让天皇到中国去做皇帝

    四百多年前，中国明朝万历年间，首次完成国家统一的日本庄园主丰臣秀吉，在向荣立战功的将领们分发领地时，明确意识到日本本土狭小与贫瘠的局面必须改变。

    毫无疑问，中国有足够分赏的无边无际的肥沃土地。丰臣秀吉发誓，终有一天要让日本天皇去中国当皇帝，把中国分割成无数碎块，成为日本将领和大臣的私属领地。丰臣秀吉的最终目标是：

    不屑国家之隔，山海之远，直入大明国，使四百州化我俗，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此乃吾之宿愿。

    这一发声于四百年前的狂言，不仅表明地处弹丸之地的日本早已对中国怀有侵略野心，更令人震惊的是，日本从那时起就不认为世界上有“侵略”存在——他们把野蛮入侵别国国土叫做“直入”——四百年后的日本右翼政客把武装侵略中国叫做“进入”。这个星球自有人类以来，发生过无数入侵别族或别国的行为，但是从认知逻辑上丧失“侵略”与“被侵略”这一常识判定的国家，前所未有。

    17世纪初，日本进入德川幕府掌权的江户时代，丰臣秀吉的思想得到拓展。日本人并河天民在其《开疆录》一书中，第一次提出将“小日本”变成“大大的日本国”的扩张理念，扩张的目标直指中国：“大日本国之威光，应及于唐土、朝鲜、琉球、南蛮诸国……大日本国更增加扩大，则可变成大大日本国也。”

    补偿论

    至今影响着日本右翼政客的思维逻辑，产生于中国大清咸丰年间，名为“补偿论”。

    出生于武士家庭的吉田松阴，是这一论述的鼻祖。据说他15岁就已经饱学中国儒术，17岁提出日本必须向东亚大陆扩张的主张。吉田松阴给日本幕府提出的治国方略是“皇化四海”和“武力扩张”。他建议从距离日本最近的朝鲜半岛登陆，然后横扫整个中国。以四百多年后依然是危机导火线的竹岛（韩国称独岛）作为“直入”中国的跳板，就是由吉田松阴最早提出的：“一旦君临满洲朝鲜，竹岛是最好的落脚点”，它是“日本将来进军大陆的基地和雄略航海的浮城”。

    “进军”中国的目的是什么？    

    是劫掠。

    我与美俄的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断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割取易取的朝鲜、满洲、中国，在交易上失之于美俄的，应以朝鲜和满洲的土地求得补偿。

    “补偿论”的基本含义是：在强国面前，隐忍所有的屈辱和损害，同时向弱国动用武力，把在强国那里的损失——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统统补偿回来。“把美国视为东藩，西洋作为藩土，与俄国结成兄弟唇齿之邦，略取附近之国家是第一要紧的事。”

    这种逻辑违背了常理。

    日本不去劫掠者那里讨回损失，却去劫掠别人以挽回损失。对强者奴颜婢膝者，多对弱者残忍凶狠，这才是“补偿论”的真谛。

    超越了宗教的神国论 

    基于对外扩张的国策，第一要务便是建立强大的军队。日本设置了由天皇直辖的军部。军部凌驾于内阁之上，直接对天皇负责，从此确立了军阀在日本的特殊地位。日本政府正式把日本军队称为“皇军”，即天皇统领下的军队，要求皇军为扩张战争奉献生命乃至一切。1882年，天皇颁布《军人敕谕》，要求日本皇军遵循忠节、礼仪、武勇、信义、朴素等“神道”精神和“武士道”德行。“神道”和“武士道”的确立，是日本走上军国主义国家体制的重要标志。

    “神道”的基本含义是：在这个世界上，日本不是一般的国家，而是一个“神国”。日本是单一民族，万世一系，民族文化中潜存着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和排他性。“国是神国，道是神道也……一神之威光，遍照百亿的世界；一神的附属，永传万乘之王道。”由“神国”引申，便是“神国中心论”，即：日本在东方，“东方，春也，朝也，春是四季之始……故天地开辟，由东方开始……”

    日本人的“神国”论衍生出两个重要概念：

    其一是绝对尊皇。日本国民对“天皇是神的后裔”之说确信不疑。率先指挥日军入侵远东的丰臣秀吉就曾向国人宣布：“夫日本神国，神即天帝（天皇），天帝即神，全无差别。”尊皇为神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求子民无条件地服从。日本人对“神”即天皇的绝对敬畏和服从，已经超出宗教的范畴，成为延续至今的日本文化的核心。

    其二是从“神国中心论”到“神国所有论”的延伸。日本宣称自己位于开天辟地的起始之地，是为了证明整个世界本该属于日本。对此，佐藤信渊的表述是：“故若能经纬其根本，则全世界系可为郡县，万国君长皆可为臣仆。”

    从尊皇到“神国”，最终形成了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军人，共同遵循的精神和行为准则，即“武士道”。

    武士本是日本封建庄园制的产物。为了保护庄园不受外侵，庄园主武装了部分庄民，这些庄民逐渐脱离生产成为专职武士。在日本国内长期的战乱中，各个政治集团都拥有效忠于自己的武士集团，这些武士集团成为日本社会一个特殊的阶层。上层武士集团统治日本长达六百七十五年，武士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在漫长的浸染中逐渐形成了日本文化中的武士道。

    武士道的精神内涵：一是没有善恶评判的服从。二是超越生死的信念。武士道由一种职业操守，上升为一种人生境界，不但被普及为日本国民的集体信念，更成为近代以来日本军人的精神支柱。日本军人把武士道的冷酷以及自虐和虐人发挥到极致，使得持续多年的中日战争遍布令人惊悚的血腥气息。

    “改组”中国

    被称为日本近代思想家的福泽谕吉，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启蒙者之一。他最早提出“日本东亚盟主论”，也是“化我国为欧洲帝国，化我人为欧洲国民”的“脱亚论”的鼓吹者。他认为西方列强入侵亚洲是文明人的举动，呼吁同属亚洲的日本站在“文明人”一边，“共狩共食野蛮国家”。“共狩共食”一词用得极为阴险——中国人是愚昧野蛮的猎物，是“文明人”猎杀的对象，日本人不但要脱离亚洲成为文明的欧洲人，还要和欧洲人一起猎杀中国并分享之。

    福泽谕吉“共狩共食”的理论依据是：这个世界上任何的国际公法以及和平条约，都不如一门大炮和一筐弹药来得实在，“各国交际之道，或使他国灭亡，或为他国灭亡”。福泽谕吉所说的“他国”即指中国：“如果满清政府依然如故的话，那么所谓把中国导向文明开化的地步实是一场空话。无论如何，若把这个衰老的政府根除之后另行改组，则人心也许会为之一变。”——福泽谕吉替代“侵略”的词语是“改组”。

    自鸦片战争始，西方列强不断染指中国，这使得在明治维新后国力不断强大的日本“改组”中国的欲望愈加强烈。1879年，日本参谋本部首任长官山县有朋在给天皇的上奏中呼吁，当前日本第一位的是“强兵”，因为“兵强，国民志气始可旺，国民自由始可言，国民劳力始可积，然而国民之富贵可守”。没有哪一个国家不想强国富民，但以强大的武力掠夺他国，达到强国富民目的，这是日本独有的逻辑。

    侵略中国蓝图：《清国征讨方略》

    1887年，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个最为嚣张的侵略中国的蓝图出笼了。

    小川又次，福冈县人，职业军人，日本陆军对外实施扩张战争的倡导者。这个在中日甲午战争时任日军第一军参谋长的军官，被认为是影响了日本陆军数十年的战略家。他在1887年首先提出了侵略中国的作战计划——《清国征讨方略》。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始终抱有一个荒诞的逻辑，即“日中连带论”。这个逻辑的核心是：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从来不是两个独立国家的关系，而是日本一国自家的事情。日本的未来与中国紧密相关，中国的归属决定着日本的命运。如果中国被西方强国抢先占领，那么日本的前途不可预料；而日本抢先占领中国的种种障碍，除了西方列强的窥视外，最为重要的是必须先下手为强，绝不能坐等中国强大起来。日本唯一的出路，是在中国还没有强大时灭亡它：“趁彼尚幼稚，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我国始能保持安宁，亚洲大势始得以维持。”

    鉴于此，小川又次提出了入侵中国的详尽作战计划：主攻放置在北路，出动六个师团，在海军的支援下，于渤海湾登陆，直接攻击北京，占领中国都城并俘获中国皇帝。同时，在中国的南方实施助攻，动用两个师团和海军一起自吴淞口冲进长江，水陆并进，占领长江沿岸的镇江、南京、安庆、荆州等城市，以牵制长江以南的中国兵力使之无法北上救援——在七年后的甲午战争中，乃至五十年后的中日战争中，这一作战计划被按部就班地执行了。

    武力占领中国后如何处置这片偌大的土地？    

    小川又次提出的方案是：

    自山海关至西，长城以南，直隶、山西两省之地，河南省之黄河北岸，山东全省，江苏省之黄河故道、宝应湖、镇江府、太湖，浙江省之杭州府、绍兴府、宁波府东北之地以及旅顺半岛、山东登州府、浙江舟山群岛、澎湖群岛、台湾全岛、扬子江沿岸左右十里之地，属于日本版图；东三省及内兴安岭山脉以东、长城以北之地，分给清朝，使之独立于满洲；于中国本部割扬子江以南之地，迎明朝后裔，建王国，并使之成为我国之保护国，镇抚民心；扬子江以北、黄河以南，再建一王国，使之属于我国；西藏、青海、天山南麓，立达赖喇嘛；于内外蒙古、甘肃省、准噶尔，选其酋长或人杰为各部之长，并由我国监视之。 

    也许由于上述计划过于露骨，为说明占领并分割中国“并非暴举”，小川又次费尽心思地做了一番离奇的辩解。首先说，当年清朝夺取的是属于明朝的中国，既然清政府没能把中国引向文明，就应该让清人退回到满洲老家去，将拯救中国的责任交由日本承担；但让中国的明朝复兴，又无异于制造出一个新的大清王朝，这样中国还是没有任何改变，所以不如把中国分割成块以便利于日本统辖。然后说，日本人的这种分割，充分尊重了中国人的意愿，日本可以让中国人建立一个王国，这个王国不但能恢复明朝汉人的统治，而且日本还将负责地为中国寻找一个“关羽后裔”来当国王——中国人喜欢财，关羽是国人的财神，中国人自然会拥戴这个决定。当然，即使是“关羽的后裔”也应该在日本的庇护之下。至于西藏、内外蒙古、青海、新疆等地，令其保持原状，由日本册封几个酋长，只要听从日本的管辖，将保证其社稷安宁人民幸福。如此周全“仁厚”的方案，“谁能一味视我国为土地掠夺者”？

    与丰臣秀吉一样，虽然出笼的是侵略计划，小川又次仍回避着“侵略”二字。在《清国征讨方略》中，替代“侵略”的词语是“进取”。

    四年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19世纪始，中国成为最为破碎的国家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内阁参事官德富苏峰发表了《大日本扩张论》。不但狂热地吹捧日本正在进行的战争是“开国五十年来所淤积之磅礴活力的发泄”；而且毫不掩饰地声称日本对华作战的根本原因是：如果不征服中国，在自己狭窄的国土上，日本就只能人住在人的上面了：

    ……我国向世界各地扩展人口之时，成为阻碍之大敌的不是白色人种，而是支那人种。据我所想，我国将来的历史，是日本国民在世界各国建设新故乡的扩张史。如果我们日本能够战胜土地是我们十五倍、人口是我们的十倍的大清国，不仅可以扬祖宗之名，留名于子孙，面向世界，永远立步，还可以增强我们站稳世界的自信心。

    《大日本扩张论》也对侵略进行了辩解，只是这个辩解更加耸人听闻：

    这对于我们自身来说，也是为了日本国的开放解脱；对周边国家来说，给世界上的顽固主义以一大打击，把文明之荣光注入野蛮的社会……宣战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东洋的永久和平。要确保永久和平，不对大清国进行十二分的惩罚是不可能的……我们之所以与清政府发生战争，是因为大清国反对保有我们的正当权利、国运振兴和国民的向外扩张。

    这位内阁参事官秉持的无赖逻辑是：自己家房子小人口多住不下，需要寻找新的住处，但身边那个房子宽敞的邻居不肯把房子让出来，这是严重侵害“我们的正当权利”的行为，所以我们要对这个邻居进行“十二分的惩罚”，而惩罚的方式是“发生战争”。 

    1898年，日本时任首相大隈重信，发表了题为《中国保全论》的演说。声称中国陷于被瓜分的局面，不在于外来势力过于强大，而是中国内部的腐败和倾轧所致。目前“除了日本，没有哪个国家能保护和扶持引导中国。作为中国的邻国，且人种相近、文字相同，只有日本才有义务和实力保护中国，拯救中国国民”。

    1900年，大清光绪二十六年，列强们果然一起来“保全”中国了。第一次加入西方阵营的日本出兵最多、劫掠也最多。日本利用清廷被迫签订的《辛丑条约》，获得三千四百七十九万三千一百两白银赔款。有了这笔赔款，日本进行了第一次产业革命，支付了巨额的扩军军费。两年后，日本陆军总兵力已是甲午战争时的两倍以上；四年后，日本购买并建造了大量战舰，其海军军力一跃成为世界第四。更为严重的是，《辛丑条约》令日本获得了在中国的天津和北京以及华北腹地的驻兵权，其驻军被称为“清国驻屯军”。这就是三十多年后的中日战争为什么爆发于北京卢沟桥的历史原因。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不但无暇顾及中国，且都在战争中削弱了各自的实力。日本人认为，他们独霸中国的机会终于来了。这个时候，大隈重信不再提“保全”二字，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这是一个要将整个中国变成日本附属国的要求。大隈重信再次强调，中国是日本的“利益线”，日本成为中国的“保护国”理所当然：“按中国之现状，并无自保之力，外国则除日本外无此资格。盖中国之保全与日本之存在，二者乃不可分离之事实，则只有日本负此责任。”

    日本内务大臣后藤新平，在其所著《日本膨胀论》一书中，将日本比做一棵“盆栽的公孙树”——公孙树，稀少名贵的木种——具有伟大的品性却生长在花盆里，因而不能伸展枝干。所以，应该“把日本民族从这狭小天地拯救出来，移植于世界的沃野中”，让这棵名木“于广大的地球上繁茂是日本的固有使命”。姑且不论日本是不是一棵“名木”，值得注意的是，后藤新平为“侵略”二字又发明了一个新的替代词：“移植”。

    那么，日本应该向哪里“移植”呢？

    日本人的结论是：我们知道对岸有合适的地方。

    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在一次次抵抗列强入侵的行动中，中国从未赢得过胜利。191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名义上主权独立的中国已成为国土最为破碎的国家。沙俄控制了蒙古和半个东北；日本在占领台湾后，又占据福建和东北南部；法国割据广东、广西、四川以及云南；英国占领香港后，染指长江流域的大半个中国，并武装入侵西藏；德国的势力占据山东；葡萄牙进占澳门。结果是国家一贫如洗、国民苦难深重。

    但是，给中国造成巨大苦难并在中国的苦难中掠取了巨大利益的日本，却认为他们也处在无边的苦难中。日本的苦闷源于这样的逻辑：中国很贫穷，日本很强盛；中国人很愚蠢，日本人很聪明；中国人很野蛮，日本人很文明，可中国为什么就是不肯依附日本？作为一个“没有自理自治能力”的国家，与其让西方列强们瓜分，不如成为同属亚洲的日本的一部分。可中国为什么宁可接受西方列强而坚决地抵制日本？

    这种苦闷催生了日本军界的法西斯主义思潮。    

    日本发动战争的依据和指南：《田中奏折》

    1927年，国民党开始了对共产党人的杀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彻底决裂。

    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分道扬镳，令日本人再次幻想可以趁机从国民党人那里获得对其在东北地区权益的承认。1927年6月27日，在田中义一的主持下，日本内阁召开专门讨论中国局势的东方会议。会后，田中义一起草奏折，于7月25日呈送天皇，明确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侵略国策。这就是最为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首先说明，自明治维新以来，凭借与中国“共存共荣”之名，日本已成功地在物产丰富的中国东北地区建立起庞大的殖民机构，南满洲铁道会社便是其中“最雄大”者。接着，《田中奏折》阐述了日本应对中国东北地区实施的基本策略，这一政策概括起来就是：占领中国的东北地区，进而以发展贸易的“假面具”将日本势力推至全中国，然后利用中国丰厚的资源进军亚洲乃至世界：

    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况最后之胜利者赖食粮，工业之隆盛者赖原料也，国力之充实者赖广大之中国国土也……

    《田中奏折》认为，以前日本在外交中的失误，就是以外交文件的形式以及在列强的压力下承认东北地区是中国领土。这一失误必须纠正，日本要向中国乃至全世界宣布，中国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块无主的土地，只有在这样的借口下日本才能“得寸进尺”：

    兹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特殊区域……最不幸者，日俄战争之时，我国宣战布告明认满蒙为支那领土；又华盛顿会议时，九国条约亦认满蒙为支那领土，因之外交上不得不认支那为主权。因二种之失算，致祸我帝国对满蒙之权益……我国此后有机会时，必须阐明满蒙领土之真相予世界知道。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以新其大陆。

    《田中奏折》，这份通篇都在宣扬武装侵略占领别国的军国主义文件，最终成为日本入侵中国的重要依据和指南。

    济南——人间地狱

    《田中奏折》呈送天皇两个月后，为迎娶宋美龄，蒋介石到日本拜望宋母倪桂珍。期间，他密会了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等日本军政首脑，以谋求日本对他本人以及北伐的支持。田中义一表示，北伐军不应急于北上，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共产党，如果国民党不能控制中国南方，共产党就会重新崛起，日本对此不会袖手旁观。因为一任共产党在中国蔓延，不但有碍日本的在华利益，还会影响到日本国内的政治倾向，从而危及日本的国体。

    力量十分有限的中国共产党，竟可能危及日本的“国体”，这显然是夸张之辞。田中义一的真实意图是：倘若北伐军顺利北上，很可能危及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控制。他希望蒋介石“以南京为目标，统一长江为宗旨”。而蒋介石则表示，“非从速完成北伐不可”，因为“中国如不能统一，则东亚不能安定”。他希望日本改变对华政策，放弃支持军阀张作霖——“不可再以腐败军阀为对象，应以求自由平等之国民党为对象。”

    1928年5月1日，北伐军进入济南，结束了奉系军阀张宗昌的统治。然而，蒋介石进入山东督办公署还不到三个小时，日军就在派遣军司令官、第六师团师团长福田彦助中将的率领下开进了济南城。日本人的借口是：保护“居该地的帝国臣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没人相信日军是来“保护侨民”的，因为北伐军的作战目的与日本侨民没有任何关系，且当时济南城里的日本侨民不及两千，而从青岛和天津陆续抵达的日军多达三千五百人。面对中日两军一触即发的对峙局面，急欲完成北伐以统一中国的蒋介石决定隐忍。蒋介石派人与日方秘密联络，表示愿意承担日军军费，条件是日军撤回青岛。然而，日本人知道，北伐军的北进将成为日本控制中国东北乃至华北地区的严重威胁。

    5月3日，日军开始炮击济南城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被迫还击。深夜，日军包围了山东省交涉公署。中国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长、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与日方交涉，因拒绝向日军下跪并破口大骂，被日军割掉耳朵、鼻子和舌头后，连同其下属17人被枪杀。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黄郛再次前去与日军交涉，日军军官胁迫这位中国外交部长在所谓中国军队枪杀了一个日本军曹的“调查报告”上签字，直到黄郛被迫签上一个“阅”字后才将他放回。蒋介石认为日军正逼他趋于“无可忍”，以为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寻找借口，因此下令北伐军“全数撤离”设防地域。然而，北伐军撤离后，日军并没有停止进攻，11日济南全城沦陷。日军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济南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史称“济南惨案”。

    此时，日本对外宣称：日军在济南与中国军队的冲突是“中国人日积月累轻蔑日本人心理的具体体现”；日军的回击性行动是为“显示皇军的威武”，是对中国人进行的“断然惩处”，是为“使全中国感到震骇”。把入侵中国和屠杀中国人称为对中国的“惩罚”和“惩处”，在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成为日本官方和军方惯用语。

    日本的战争机器终于启动了

    “济南惨案”发生后，抵制日货运动遍及中国的各大城市，仅1928年的七八两个月，日本对华贸易损失高达一千七百万日元。1928年7月，美国政府正式承认国民政府后，中国在外交上开始强硬起来。随着北伐军自南向北的推进，国家统一、民族自立的思潮风靡中国，且矛头直指日本，中国人喊出了“收复旅顺和南满铁路”的口号。接着，1929年爆发全球性经济危机，新生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受到的冲击最为猛烈。

    1929年，田中义一内阁垮台，接任的首相是滨口雄幸。

    滨口雄幸是日本第一位出生于明治维新时期的首相。

    上任伊始，出于挽救经济的目的，滨口内阁采取了修复日中关系的外交策略，促成新任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达成了“全面改善日中气氛”的共识。但是，1929年11月，刚刚上任两个月的佐分利贞男在回国述职期间遭到暗杀。滨口内阁再派小幡酉吉继任驻华公使，但因国民政府认为他是“二十一条”的参与者而拒绝。1930年，日本内阁任命驻沪总领事重光葵代理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一战期间曾任日本驻英大使馆书记官，极其厌恶军国主义，在他的努力下中日关系逐渐显出回暖征兆。

    国民政府没能认清日本人的行事逻辑。

    历史证明，凡是日本政客大谈“改善对华关系”之时，便是日本军人策划对中国更大规模侵略之日。

    当时的日本，决定政策和国策的不是政客而是军人。

    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认为，仅靠表示善意就想在他国扩展本国利益，世界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

    对于推行以经营满蒙谋求稳定我国民生活之国策，一味追求渺茫的中日亲善，结果使我举国上下汲汲于逢迎中国，以致陷入自屈而不觉，徒使趋炎附势之中国人妄自骄傲。企图在别国扩展本国之国力，而对该国官民仅感之以善意，如此国策，未闻有成功之先例。

    关东军明确建议日本内阁，不必在乎中国人指责这是侵略行为，因为从根本上讲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心悦诚服他国的入侵：

    在执行发展国力之国策时，纵为对方所不满，亦不应踌躇不前。英人之印度政策，并不在于印度人之善意欢迎；法人在阿尔及利亚虽无人望，但亦不放弃其国策；而美国人在中美则被视为蛇蝎。任何土人亦不可能箪食壶浆以迎入侵者。唯独吾人之执行对华对满政策，却片面恐惧中国之排日感情，实难理解……当前之对策，每逢机会即应首先向天津、山海关、洮南、吉林、临江、间岛各地断然增兵或派兵……

    1930年10月，右翼分子在东京车站狙击首相，滨口雄幸身负重伤，日本内阁受到沉重打击。这一年的年底，日军在制订《1931年形势判断》时，就如何解决满洲问题进行讨论，最后决定了三个阶段的实施方案：打破现状，建立亲日政权，完全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基于此，参谋本部对内阁发出的威胁是：“在满洲惹起事端后，政府若不追随，就决心发动军事政变，使满洲问题易于解决。”——“惹起事端”这一措词证明，日军已有在中国东北制造引发战争事端的计划了。

    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终于发动了。

    1937年到来了。中国人保卫国家尊严和生存权利的渴求达到了顶点。

    可以肯定：中国必须对日作战了！

    （摘自《抗日战争·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6月版，定价：66.00元。小标题为本刊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