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英子先生是著名老报人，又以杂文闻名。办报与写杂文，在某种环境下，都要冒相当风险。因此，这位经历过不同时代、办了一辈子报、写了一辈子杂文的老人的“个人史”，又从一个侧面反映新闻、文化界的历史。
1915年，他出生在江苏昆山一户贫穷人家，因为家境贫寒，小学未读完就到商店当学徒。1932年17岁时，他已是一家南货店小店员，但对写作深感兴趣，看到家乡小镇有人新办的一份小报《昆南报》招聘记者，于是写稿寄去应征，几天后就被录用，开始进入报界。当时办报自由，没有审批，只要登记即可；江南富庶，人文鼎盛，办报者颇众。如此环境，报业自然发达，小小昆山县就有大大小小报纸许多份，为冯英子这类报人提供了施展身手的广阔空间。在不长的时间内，冯英子就从“小报”走入“大报”，从昆山县走到苏州市。
苏州报业更加发达，冯英子更是如鱼得水。1936年底到1937年夏，抗日“七君子”在设于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冯英子积极采访，并为其他报纸撰写报道。在报道“七君子”事件中，他认识了《大公报》名记者彭子冈等人，也开始投入以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活动中去。抗战爆发后，他申请成为战地记者，多次在前线采访将士，发出许多战事报道。在抗日战争中，他追随范长江，成为《大公报》战地通讯记者，开始为共产党所吸引，并在范的介绍下担任了由范掌握的中共外围组织“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组织组总干事。抗战期间，他活跃于报界，在不少报社任职，自己也创办过几张报纸，配合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抗战胜利后，他采访报道在湖南芷江举行的日本投降的受降式后来到南京。
1949年初，淮海战役刚刚结束，冯英子奉命离开内地，来到香港准备加入共产党掌握的《文汇报》。但到港后才知道报社内部情况复杂，夏衍也劝他不要急于到《文汇报》去，于是他开始为《大公报》写军事评论，专评内地战局。不久，他认为香港左派报纸太少，于1949年5月底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创办了《周末报》，他担任总经理兼总编辑，专门介绍、宣传解放军的胜利和共产党的政策。《周末报》迅速打开局面，发行量迅速增加。他的办报才干引起共产党注意，在共产党力请下，他还是出任了香港《文汇报》总编辑，同时仍兼办《周末报》。但是，他在《文汇报》的工作非常不顺利。他是报社的“新人”，又不是党员，却担任总编辑，因此一些人想尽种种办法给他这个总编辑“颜色看”，他终于明白许多小动作是“对着我”。这种内耗使他心力交瘁，多次写信给范长江，要求回内地，但范回信大大批评了他不安心工作的态度，说他在香港负责两个报纸不也是革命工作吗？由于范的批评、劝说，他勉为其难坚持下去。然而几个月后，他为内耗筋疲力尽，再提辞职，此时组织上也找到合适人选，遂同意他辞去香港《文汇报》之职，专管《周末报》。辞去总编后，他得了一年多、百药罔效的失眠症顿时而愈。他详述了这一段经历、内耗的种种伎俩后，深有感受地说：“我在《文汇报》的一年多日子里，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那些日子”，“宣传新中国成立的意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就成为我们的主要任务”。但是，“这一年多的时间内，既要防备国民党的迫害，当时国民党特务在香港的活动非常猖獗；又要应付自己内部的矛盾”，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设下陷阱，一不小心就粉身碎骨，也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办法来拆台。所以，他确感“最最难于应付的，倒是我们自己的‘内耗’。”
由于专心只办《周末报》，该报发展迅速。但是，“组织上”对报纸布局通盘考虑，最后决定《周末报》迁回内地，在广州办报。
1952年3月，他与报社同仁回到广州。由于他回内地稍晚，没赶上“思想改造运动”，此时“三反”已经开始，他们这些人都参加“含有三反内容的思想改造运动”，“思想改造”与“三反”合二而一，哪一课都不能缺。这时他才知道，自己也被怀疑贪污公款，领导一直在暗中审查他。“经过这次运动，一个最突出的现象是一个团结合作、共同奋斗的集体，忽然变成了一个四分五裂、互不服帖的场所”，“当时在香港那种兄弟般的友谊，那种同甘共苦，不出怨言，全心全意为工作的作风，一到运动中，却烟消云散，不知哪里去了”，大家都“你把眼睛盯着我，我把眼睛盯着你”。一返内地，他就开始领教“运动”的滋味了。
“运动”半年后，上级决定《周末报》停办，曾经的香港《文汇报》总编辑、《周末报》总经理冯英子奉调到上海《新闻日报》当一个小小的秘书，而且是工作不多的秘书，实际上是把他“养起来”。直到“文革”后，一位当时的领导才告诉他，因为他从香港回来的时候有人在他的档案中塞了“材料”，所以才如此降级安排。当然，他永远不知道什么人、在他档案中塞了什么样的“材料”。许多情况下，这种“背靠背”的档案材料将影响人的一生。
由于人事变动，《新闻日报》编辑缺人，冯英子的编辑才能得到重视，又被调到编辑部。不久，原来编辑组长因“政治问题”去职，他又当上编辑组长，负责夜班工作。
几番“运动”之后，各方元气大伤，1960年5月组织决定《新闻日报》停办，并入《解放日报》，非党员的冯英子则被分配到《新民晚报》。到新报社后，他也未被分配具体工作，打打杂，有时领导要他出去跑跑，散散心，不写稿。由于长期无“正事”可做，1964年夏到1965年8月，他作为民盟成员被送到北京有民主党派党校之称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习一年，此时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1965年8月他刚结束学习回到上海就又被派去参加由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主办的一个在南汇办的“开门学习班”。1966年春，“文革”已经开始，学习班即告结束。两三个月后，“文革”进入高潮，以冯先生在1949年之前复杂曲折的经历，尤其是曾在香港办报，“文革”一开始自然就成为第一批“牛鬼蛇神”，被关进“牛棚”，人多次被打、家多次被抄……
“文革”结束，冯英子以更多的精力、更大的热情来写杂文，对从“新闻”到“杂文”的转向，他坦率地写下了自己的心路历程：“至于杂文，解放以后几乎是不敢去碰它的，因为鲁迅说过‘杂文与时弊俱灭’，难道解放后还有什么‘时弊’吗？经过了‘左’倾错误长时期的折腾，经过了那场十年动乱，人们痛定思痛，才真正发现我们这个从旧社会蜕变过来的社会，还受着旧的影响，资本主义的影响，封建主义的影响；而且‘时弊’也不曾随着旧社会同时灭亡，在某些地方，看来还很有一点市场。特别是十年动乱的流风余韵，积重难返，在抚摸着伤口的时候，想到撞钟伐鼓的重要，于是我开始学写杂文了。”“我不是什么战士，决然没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猛志’，我写杂文，也不过想提醒一下：尽管日月经天，无所不照，但太阳的自身既有黑子，地球上因地物、地貌的影响，也有太阳照不到的死角，人们在莺歌燕舞之时，也不要忘掉那些洼洼坑坑。”
写杂文揭讽时弊，也有风险，他也时不时为自己惹了一些麻烦。最严重的一次，竟然惊动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1981年，《解放日报》约他写杂文，他写了篇《要有一点移山精神》，对一些时弊提出批评，7月21日在该报发表。没想到两个月后，就是签发这篇文章的《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却用笔名“振千”写了一篇对他无限上纲、迎头痛击的杂文，题目是《也要移一移》，发表在9月12日出版的《解放日报》，指责他的思想、立场有问题，是“旧文人”的“残余”，应该好好地移一移。从约他写杂文到对他大加挞伐，前后不过两月光景，风向却突然一变。原来，“那时正是思想工作会议开过之后，一片反右之声，有的地方已准备抛出一批人来，大有‘文革’前夜之势”。一时间，大家都为他捏一把汗。
但是，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看到“振千”文章后，大为激动。在9月16日给周扬写了封长信，为冯英子辩护，同信附上这两篇文章，请周转给王任重、习仲勋、胡乔木、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希望他们能注意及此”。这封信写得慷慨激昂，掷地有声。他写道：“我把二文找来反复看了几遍，始终看不出冯文有什么错误（个别字句当然可以修饰得更平稳些），而批判他的那篇‘文章’，真可‘叹为观止’了。”“如此‘贯彻’中央思想座谈会议精神，实在值得注意。这不是比‘反右’时抓辫子还厉害吗？有人想大搞反右派，大搞文字狱，此文及此文得以发表，原在意料中事。”“冯君自青年追随党四十余年，对党一片赤忱”，对“如此可靠的党的老朋友，保护爱惜之不暇，何能遂作此种诬告与毁谤。看来有的人又手痒了，不打倒一大批好人，有些野心家如何能得势”。“这不是一件小事，堂堂上海，竟然如此，其他地方，又将如何？”最后，曾彦修表明了自己的担当：“我如果也属于‘自由化’倾向代表人物之一，很简单，我即日起即可辞去一切职务，专心读读书最好了。”周扬在10月13日“照转”了这封信，10月15日，胡耀邦即在冯英子文章上批示：“我看没有什么问题，至少没有什么大问题。”在“振千”文章上批示：“不必作一些联想的论证，看来话厉害一点。”在曾彦修信上批给中宣部和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道：“上海是国内外瞩目之地，对于思想文艺批评要特别慎重。”
由于胡耀邦的干预，对冯的批判遂告中止，“移山风波”总算平息。如此结局，实属偶然，是冯英子先生的幸运。如果不是曾彦修打抱不平，且有关系能将信递与中央领导，引起注意并作批示，冯氏很可能就是“不是运动的运动”中的“典型”了，其他一些人就无此幸运了。领导人批示往往只能针对一人一事，只有制度才能平等地针对、保护、惠及所有人，制度确比人更重要。
（摘自《孤寂百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十二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版，定价：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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