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2012年9月16日病逝的。他的女儿女婿说：“他在离世的前一天，圆满地过了九十六岁的生日，最后走得也很平静。”他是平静的。他在年初寄给我的元旦报平安的信中，还曾这样有感而发：“神采奕奕九六翁，心有余而力不从。笔战报坛五十载，大半心安小半疯。卅年夜班一万夜，奉献良宵尽精忠。出版文集十七卷，五百万字舒臆胸。勤者多助成大业，切莫抄手作衰公。‘少、慢、差、费’养老诀，依然静观普世风。”对于他的这首感言，我喜欢的有两句，一句是“大半心安小半疯”，一句是“依然静观普世风”，这两句在我的心中俨然就像一副对子，可以随口念诵出来。
他给《书屋》的第一篇稿子是篇什么稿子呢？现在我已记不得了。但那篇没有用则是可以肯定的。我找到了他的信：
周实先生：
信和杂志都收到。先打了一个电话，同意你们删去第三段。
后来看见你们刊物上特别强调“请勿一稿两投”，这又发生问题了。我这稿子在《炎黄世界》(广州)三月号刊登时，就删去了第三段。我把稿子送给向继东先生看时，是希望刊登全文，那样就不能算是“一稿两投”。结果你们还是删掉这一段，就和《炎黄世界》登的一样了。因而请考虑，我这篇文章，是否还是不登为好。很对不起，让你们折腾了好一阵，都是我的过错。
《书屋》我翻了一下，很有可读性。两期的《书屋絮语》，思想很鲜明。我读了几篇，质量也很好。要办一份好的杂志，眼下是很不容易的，你们的努力是十分可贵的。
此致
撰安!
胡绩伟
(1997)5.15
由此可见我们和广州的《炎黄世界》杂志是“英雄所见略同”了。
他给《书屋》的第二篇稿子是他写的一篇书评，题目是《读君一卷书 胜学十年史——读〈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有感》（书是戴煌先生写的）。稿子虽不长，四千字不到，思想的分量却很重。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了自己的读后感，他也立即回了信：
周实先生：
你的设想很好，我赞成……我这人心直笔直，心直是对的，笔直就不一定都好，有时是不好，有时是好而惹祸。如你所说，只要“稿子的骨头在”，伤一些皮肉，是可以委曲求全的。你如果愿意试一试，就请你动手吧……
胡绩伟
1998.4.27
此稿发表时，我在后面加了一句“经作者同意，本刊发表此文时对原文有所删节和修改”(《书屋》所有发表的文章若经编辑删节修改都会这样特地注明)。
此文发表后，受到读者一致好评，并被读者推选为1998年度的“读书奖”的获奖作品。
他在《书屋》发表的第二篇的文章内容是写刘少奇思想的(1999年第2期)。这篇文章发表时也进行了一些删节。文章的正题换成了一个读书类的题目《学习刘少奇〈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文章原来的那个题目《纪念刘少奇百年诞辰》被我挪动做了副题。文章说明了刘少奇在做这个报告之前，先到河北等五个省做了“群众闹事”的调研。调研得出的结论是：“群众闹事”的第一个原因主要在于分配不公(那时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利用职权多吃多占，贪污腐败还不像现在这样普遍严重)。第二个原因则是反映的意见不但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还被打击迫害，因而也就激化了矛盾。刘少奇调研做得细，分析问题也很细：“群众闹事经过几个阶段：先是提意见、提要求；然后是派代表交涉；如果交涉没结果，就开会，向北京告状，或出墙报，向《人民日报》写信；如果还没有效果就请愿，就闹事。大体上不是突然闹起来的，往往是经过好几个月，经过了半年，采取了各种办法，官僚主义不理，解决不了问题，最后才请愿、闹事、罢工、罢课。大部分闹事，开始只是群众讲闲话。所以劝同志们要听闲话，群众闲话不可不听。刚刚有了闲话，你听了，感到有问题，就去处理，这就比较好，解决了问题可以不闹事。因此要允许群众提意见，提要求，派代表交涉，开会，向北京告状，向《人民日报》写信。要允许这些事，要听闲话，就是要允许小民主。不允许小民主，势必要来大民主。”刘少奇还说：“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没有闹起来时不理，闹起来以后又惊慌失措，一惊慌失措就采取压制的办法。”“有的领导人处理群众问题是用力量去压服，而不是用道理去说服。”“是以力服人，不是以理服人。”“说是教育群众，实际是整群众，只批评群众，不作自我批评。”“只去分清群众的是非，而不分清领导上的是非……结果就是这样：非的是群众，是的就是‘老子’。”文章还引用了刘少奇在1962年5月的讲话：“这几年的政法工作，就问题方面来说，总的经验教训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要是误我为敌，打击面过宽。” “劳动教养本来是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的，结果用了同处理敌我问题的办法。行政拘留本来是有严格的时限的，结果长期拘留，不依法办事。行政拘留、集训、劳动教养，变成和逮捕一样。”文章认为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刘少奇在对待群众闹事时如何处理反革命分子问题的意见：“群众闹事中间，反革命分子可能参加的，但是在今天，反革命分子只能够利用群众中的切身经济问题和政治思想问题来鼓动群众闹事。反革命分子不可能用反革命纲领和反革命口号来鼓动群众闹事。所以群众闹起事来，即使有反革命分子参加，也要当人民内部问题处。先把群众的问题处理了，使群众安定下来，然后，才能处理反革命分子问题。不解决群众的问题，就不可能肃清反革命分子。”文章最后认为：“如果真正能按照刘少奇的思想理论行事，或者说真正按‘刘少奇路线’办事，就不仅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而且……”这篇文章也不长，也是只有三千多字，但它的强烈的现实性，却是谁都看得到的。
他在《书屋》发表的第三篇是大文章（2000年第4期），全文四万六千多字(当然也是有删节的)，是作特稿发的头条。文章的题目也很正大：《劫后承重任 因对主义诚——为耀邦逝世十周年而作》。文章开头用了一张他和胡耀邦的合影，是他特意挑选的，以表达他心中的哀思。文章主要写了他作为《人民日报》的负责人（社长、总编辑），如何配合胡耀邦点燃“三把火”烧断“三根绳”：一是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肯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反对“两个凡是”，发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三是平反建国之后几十年的冤假错案。文章的内容极丰富，写得也很生动。例如他写耀邦审稿：“有些文稿，耀邦同志在审阅时，虽然只改几个字，所产生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比如，一九八〇年的‘七一’社论《奋发图强搞好党风》中原来有这么一段：‘为了搞好四化建设，为了担负起摆在我们面前的各项繁重任务。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耀邦同志审阅时，在‘必须’两字之后，加上了‘用改善党的领导来’几个字，全句就变成‘必须用改善党的领导来加强党的领导’。这几个字的改动，就体现了一个十分重大的原则问题。”此文发表后，读者的反应之强烈，他自己也感觉到了，他在给我的信中说：“这一期《书屋》引起《人民日报》很多老同志注意，三联书店几次脱销，有的人跑了三四趟才买到。前天我到于光远同志家，他说他向我要去的那本《书屋》，一收到就被一位同志拿走了，说买不到……”此文自然也被读者评选为年度的优秀作品。
不编《书屋》后，他仍记得我，每逢有新作或者有新书，他都寄给我。每年的元旦，都有平安信，从信中我知道他2011年住了两次院。他说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生能活到二〇一二年”。他说他“心中还有几个题目可写，更还有几本书可编，这就只能看二〇一二年以后的具体情况来定了。所以我的心情还是很高兴的，还是欢欢喜喜地迎新年”。
他是一个坚强的人，一个心忧天下的人，一个追求进步的人，一个珍惜感情的人，我是这样感觉他的。
（摘自《老先生》，华夏出版社2015年4月版，定价：48.00元）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