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童年是美好的？生长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动乱时期的中国父母们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团花似锦的童年。但是清贫和孤寂却不等于心灵贫乏和空虚，不等于没有情趣。大自然给孩子们提供了很多玩耍的场所和玩物，而儿时用心灵观察、体验到的一切，可以受用一生。
总是想出走。
出走的念想，是每一个少年成长无来由的必需和营养。直到现在，我五十几岁了，离家出走的念想都还会时不时地冒出来，在一瞬间长大、硕壮成一棵参天的树。用出走的方式告别和背叛，怕是我一生一世的事，是一种事业和未来。我是在每天都想着和什么告别、背叛的愿念中写作和生活。每每想到告别和背叛，我就会有一种兴奋和不安。人——孩子们，如果从未想过不辞而别、离家出走和背叛，那是多么怯弱、单调和无趣的人生哦。
出走和背叛，是少年时代楔进我脑里永远也拔不出来的一根桩。
成长是由无数、无数次想要出走（背叛），而又不得不留下的过程叠加起来的；而成熟，是人生历练的静默不言的一种光。然而一次一次地想要离家和出走，想要把自己放逐到哪儿，也许正是长大、成熟的一种准备呢。除了饥饿外，我们家不缺少温暖、悠闲、苦累和兄弟姐妹间的争执和谦让。那个家，是乡村家庭的典例和范本。父母谦卑和睦，通达乡理。家里日子虽然贫穷，可在村里还是让更多更为贫穷的人家羡慕和尊崇的。在那偌大的田湖村，父母交给我们的爱，多得常常从小院漫出来。然而这种爱，还总是不能化去一个男孩想要离家出走的念想和理愿。
有一天，我决定出走了。
父母下地，姐和哥们不在家，我独自在小院写了一会儿作业，看着母鸡在窝里生了一个蛋，又看着那母鸡邀功一样在我面前咕咕叫着转了几圈，我给它抓了一把玉米粒儿作为奖赏后，哐的一声——决定离家出走了。好像决定出走，完全是因为那母鸡生蛋样，想到我十几岁的年龄，不能如一只鸡在一个小院了其一生样。
我要到外面世界去。
我要到外面世界走走和看看。
想到我决定要出走，有一种兴奋在我身上鼓荡着，仿佛不立刻离开那个家、那院子，我会窒息在那家那院的温暖里。也就说走就走，把作业课本收起扔在窗台上；把屋门、大门锁起来；把家里钥匙塞进家人可以找到（其实所有的外人也都能找到）的门脑上方的一个小墙洞儿里，就这么匆匆离家上路了。
离家出走时，我朝与见娜一家（我有很久没有想起过见娜和她一家了）相关的压水井那儿看了看，锁上门，朝寨墙外早时和见娜经常一块上学、放学的小路走过去，到北寨墙的寨门外，沿着河边的大堤朝着正东走。我不知道我要去哪儿，又好像早就计划好了要去哪儿样，直到沿着大堤走离村庄，东山渐近，田湖渐远，一片柳林外的伊河，白花花地泻在我面前，我才知道我要离家去哪儿——我要独自蹚过伊河水，爬到对面伏牛山的九皋主峰上。
老师说过，九皋是伏牛山余脉东延的主峰，海拔九百多米，中国第一本诗集《诗经》上的“鹤鸣九皋，声闻于天”，说的就是那山和那峰。说唐朝的李白，曾独自从龙门走来，上过那山峰。还在那儿留过一首名为《鹤鸣九皋》的诗：
昭化呈仙质，长鸣在九皋。
排空散清泪，映日委霜毛。
万里思寥廓，千山望郁陶。
香凝光石见，风积韵弥高。
凤侣攀何及，鸡群思忽劳。
升天如有应，飞舞生蓬蒿。
这首诗，有啥意味儿和蕴藏，那时我是完全不懂的（现在也不懂），但却觉得不懂反而好写了，如“窗前明月光”那样的《静夜思》，因为人人都懂反而写不得。
我总以为自己能写出那种人人都不懂的诗，也就蓄意要爬到那山上，和李白一样坐在山顶，诗兴大发，写出一首好到别人都看不懂的诗。当然呢，写不写诗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终于离家出走、独自走了很远的路，经过了很多事，遇上了很多的艰辛和奇遇，它们都被我一一征服后，我成了站在山顶上的一个大人物。
浪漫和草率，在我幼稚的胸膛发酵鼓胀着，使我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离家出走的英雄气。也就英英武武、义无反顾地到了伊河最宽、最浅的河滩了。有来往的行人们，举着他们的衣物和行囊，踏水朝着对岸蹚。我曾经在前一年的盛夏里，同邻人孩子们到这伊水来洗澡，狗刨着游到河中央，被漩涡卷进急流里，差一点死在这河里，后来是被我邻家的另一户张姓孩子救了出来。救我出来后他提着我的双腿，脚上头下抖了大半天，让我把喝进去的伊河水全都吐出后，说了一句极为经典的话：
“淹一次你就学会游泳了。”
我学会游泳了。
可以独自不恐不惧地走过齐腰深的伊水了。和别人一样，脱光衣服，举过头顶，半游半蹚地将过河水时，从迎面审慎游来一个过河的人，他很惊异地望着我，大声说：“这娃儿，你去哪？不怕淹死吗？”我没有告诉他我是离家出走，正有一股破釜沉舟的勇气在我身上激荡着。我只是很不屑地朝他看了看，更加虎胆无畏地游过河心去。
河心的水流没过我脖子，流水差一点把我漂起冲倒在急水里。及至到对岸，湿漉漉的再穿衣服时，我就拥有了一种无所畏惧的勇气了。走小路，过村庄；在村头遇到了土狗追着我跑叫和撕咬；遇到了哪村的一匹惊马从我身边飞过去，弹起的灰尘落在我脸上，我都没有丝毫的恐惧和惊异。我是要离家出走的人。我要和李白一模样，独自登上那很少有人爬到山顶的九皋峰（一定要写诗），我当然不能有任何的惊惧和担忧。我就那么独自沿着东山下的村庄走，不和人说话，不和人来往，旁若无顾，视若无人，至多在有些寂寞无聊时，从地上捡起一根细柳枝，边走边在地上扫一扫；至多在看见路旁的树上有了金黄的知了壳时，摘下来在手里拿一会儿，觉得无趣没有意义了，把柳枝和那知了壳，一并扔到路边草地里。
就到了九皋山下那条“牛瞪眼”的小路上。路是泥土路，可那干硬的路面上，接连不断嵌有突出的碎石子，好像那石子是专门镶在地上，等人爬山时正可以蹬着石子用力样。山在头顶，我在山下，正南的太阳烧在我的发梢上。我知道我不久就要登上九皋山，爬上主峰振臂高呼了。我已经把在峰顶要高呼的口号想好了，我不呼唤“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那样的话。我要站在峰顶上，让风吹着我的头发和衣服，环顾四周，略思片刻，最后把我的胳膊高高举起挥动着，用我最大的嗓子对着天下唤：
“有一天我要吃得好也要穿得好！”
“有一天我要吃得好也要穿得好！”
那一天的离家出走，我决计要它成为我人生之宣誓，写在我生命的旅途，成为我命运开始的最巍峨的纪念碑。可我没想到，我宣誓的胳膊都还未及举起来，就被变故和偶然，把我双脚、双臂的方向改变了。原以为，人生是一条必然的河，哪知人生中的偶然才是必然过河的垫脚石。那些不可思议的事，都是无法逃躲偶然的。为了不在写诗和爬山的路上碰到三姑家里人，我走过了两个村庄后，到了第三个我三姑家住的梁疙瘩村（这村名，烦），就有意绕过村庄，从村旁一片庄稼地里穿过去，沿着沟崖小道，攀着荆棵野榆走了很远的路，到了终于可以看清山顶时，以为峰顶到来了，诗也可能到来时，我可以站下回望，首先振臂高呼口号那一刻时，却从不远处的山崖边，蠕蠕动动爬上来一个人，收拾捆绑他在崖头砍拾的柴火（又是柴火），我们彼此一望，都怔着惊着了。
他竟是我要躲要闪的三姑夫。
三姑夫就那么如在那专门等我一样出现了。
我呆在崖头边儿上，三姑夫看着极吃惊的我，很快平静下来连问了我三句话：
“你怎么在这儿？”
“是你三姑让你来这儿找我的？”
“走，我们回家吃饭去。午饭都错过时辰了。”
我就这样莫名其妙，前功尽弃地被我姑夫强拉硬拽着回他家里了。路上我挣着身子对他说，我是专门来爬山的，我一定要爬到山顶去。三姑夫扛着柴火，提着我的胳膊抖了抖（像提着抖一只小鸡、小狗样），说山上有啥好看啊，除了野石头就是两棵野榆树，连厚旺的花草都没有。再进一步知道我离开家父母都不知道时，他连连骂我：“咋就这么傻！”把我拽回村庄他家匆匆吃了饭，赶着日落和黄昏，就带着我下山和过河，又把我送回田湖了。
一场盛大、庄重的离家出走，就这么草草地收兵结了尾。一场人生庄严的梦愿与宣誓，还未及最后登上宣誓台，就被人从梦中叫醒了。现实总是比梦想和理愿有力量，少年明亮美妙的梦，被现实一碰即破后，我这一生，再也没有机会登上那座山，再也没有可能在那山顶李白待过的地方坐坐与站站，高举着胳膊大唤了。
我的少年就这样，还是那时候的李白好。
可我连李白的影子都没找到，就那样在历史与现实的错口和李白分手了。
（摘自《从田湖出发去找李白》，明天出版社2014年10月版，定价：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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