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销点

    挂在两扇破旧的榆木门缝间那把大黑的锁一打开，光顾的脚步声便也会随之踏响了。

    碾子沟大队的代销点，宛如饥寒之夜燃起的一簇篝火，让这里的人们，禁不住向它纷纷围拢过来。

    代销点与大队部相邻，与知青点相隔不到三十米。房子仅有两间，坐北朝南。门开在中间，两侧各有一扇窗户。与社员家不同，这窗户不是纸窗，上下两扇全都镶着玻璃。在窗户的外侧，大拇指粗的钢筋，竖着等距排列，被焊接在浸满锈迹的三角铁上，把窗户和窗户里面的东西一同防护起来。

    当时，农村供销社商店里的商品，分为若干类，如小百、副食、花纱、五金、土杂、文具、生资、针织鞋帽等。这个小屋就是供销社在大队分设的一个小小的代销点，屋子里的所有物品任意摆放着，几乎让人一目了然。

    正对着门的柜台，原是一口家用的板柜，不知从谁家一抬进来，便充当了新的角色。灰黑的斑驳和木板的凹凸，表明了它来自一个遥远年代的身世。柜的上方，有两个盖板是可以翻动的，但其中的一面已放上一大一小两个坛子。大的装着酱油，小的装酒。盖板与盖板之间，竖立一块木板相隔，这边是盐，那边也许还是盐。北墙嵌进墙体的钢筋露出一截，两条长长的板子，分上下担在上头，算是货架子。从上面未剥去的树皮可以辨认出，板子是用松树锯成的。摆在架上的无非是那么几种生活零用品。烟有八分钱一盒的“大白杆儿”，两角三分的“猫”牌烟属中档偏上了，价格最高的是“迎春”牌的，两角八分一盒。除了坛子里的散酒外，也有瓶装白酒，县酒厂产的，每瓶一元八角。记得那肥皂又宽又厚，上有“四海”两个字，都是两块连在一起，每块两角一分。当时还没有饼干之类的糕点，但有水果罐头，桃子、白梨和山楂的，都是相邻公社一家罐头厂的产品，记不清每瓶的价格是多少了。另外就是学生用的铅笔、削笔刀、橡皮、田字格、算术本。学生的书包大都是自家做的，所有的学习用品都放在里面，所以代销点进货不进书包和文具盒。如果要买其他东西，就要去公社的供销社商店了。东西墙各有四个大字，一面写“发展经济”，另一面写“保障供给”。字歪歪扭扭的，白粉笔写好后，又用红粉笔套边，倒显得很是醒目。

    我曾问过这个代销点唯一的一位代销员，这些东西一共能值多少钱，他告诉我：“不止五百。”

    也不知为什么，“不止五百”的地方，却能使那么多人一年四季为之倾心不舍。春播、夏锄或秋收时的每天中午，干活的社员回家吃完饭，总是不约而同地聚到这里，然后再走向山岗或田野。冬天，这里有个铁炉，用煤生火取暖，更是引来的人不断，有的甚至从早待到晚，直到代销员把大黑锁挂在门上才回家。

    我渐渐发现，他们到这里来，不只是为买什么，有人刚提着瓶子打走酱油，不一会儿又转悠回来了。他们愿意在这里说家里的事，特别是对别人家的事，更少不了议论。看见知青进来，免不了打听城市里的人是否也穿土布衣裳，坐汽车和坐火车哪个花钱多，百货大楼里有哪些好东西，包括每天吃什么等等。   

    我发现，所有的人迈进这个屋子，无论是否买东西，都要从头到尾四处打量一番，而且打量得格外仔细，像是在搜索自家丢失而怀疑被藏匿在这里的某件物品，然后才将那视线慢慢地收拢起来。

    知青们对代销点里的商品看过一眼，便没了兴致。但去供销社买东西，往返要跑二十里路，且又翻山过河，也不得不就近登门。起初，代销点显然对知青的购买力没有准备，知青来到这里没有几天，瓶装白酒、罐头和价格高一点的香烟就被抢购一空。代销员王国平不到三五天就赶着驴车，去供销社进货。他很高兴，因为他不再为销售定额犯愁了。过去完成定额很费力，有时还自己赶车，到离代销点较远的生产队去卖货。很快，代销点里的商品种类有所增加，知青去的人也多了起来。

    代销员挣固定工分，一年比普通社员高一千个工分还多，每月供销社还给他补贴十元钱。他见知青进来，总是热情地打招呼，交谈中，偶尔以骄傲的口吻讲讲他和社员有何不同。

    代销点在代购品种范围内可实行“易货贸易”。而那易货的场景未免让人心里一阵酸楚。

    那天下雨，我在代销点闲聊，一个只有五六岁大的女孩跑进来，水珠从她的发丝上往下滴着。她吃力地向上跷起赤着的沾满泥浆的小脚丫，将两手各攥着的一个鸡蛋举向柜台：“娘说换盐。”代销员把称后的盐倒在一小张粗糙的黄色包装纸上，包好后递给小女孩。她转身出门，消失在密密的雨帘里。她太小了，那两个鸡蛋本该属于她。代销员说她的爸爸得病死了，家里就她一个孩子，奶奶瘫痪。

    王铁匠同样让我心生怜悯，他掐着一只母鸡到代销点来卖，说老伴在公社医院住院，因为欠了药费，针给停了。全大队的人都知道他嗜酒如命。他在生产队的铁匠炉，主要是给卖畜力的骡、马、驴打铁掌。他曾经把从那些牲畜的脚下撬掉的旧铁掌，偷着卖了钱换酒喝。他一只手接过卖鸡的钱，随即往另一只手上喷了口唾沫，将钱数好后揣在一侧缝补的明兜里。他转身要走，忽又回头看那柜台上熟悉的酒坛子，便又转回身来，将手伸进刚刚塞过钱的衣兜，明显像要买酒的样子。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手又从那个衣兜里慢慢地伸了出来。他终于扭过头，跨出了代销点的门槛。不一会儿医疗点的赤脚医生过来买东西，说王铁匠刚才非要酒精不可，兑点水喝完就去公社医院了，说是去给老婆交药费。

    端午节的早晨，有人边向代销点跑边喊：“代销点被人偷了！”

    代销点门前聚集了好多人，他们惊疑的神色和嘈杂的议论，验证了那喊声并非无中生有。

    代销点的东墙有一扇门，连着大队部堆放杂物的一间屋子。收购一些农副产品一时送不走，就暂存在里面。这个屋子的窗户没安装防护栏。王国平看上去有些惶恐，冲着围观的人，一遍又一遍地用手比画着说，贼就是先撬开这个窗户，然后再进去撬开东墙那个门的。

    公社当时不设公安派出所，只有一名公安助理。他到哪里，哪里肯定是出了案子。他一定接到有人报案，骑着自行车过来，直奔代销点。他没有穿公安制服，但那把露出外衣半截的手枪，说明了他的身份。“闪开，闪开！”他喊了两声，便和王国平一同进到代销点屋里，随即将门关上，意在现场勘察，请勿打扰。

    没人不关注贼到底偷走了什么。

    公安助理来之前，王国平只是来回转悠，是钱没了，还是哪样东西不见了，他支支吾吾地一时说不清楚。屋子里，偶尔传出公安助理和他的说话声，两人显然是在查找作案线索。而外面的人都面朝代销点的方向站立着，之前的嘈杂声戛然而止。他们忐忑与静默的样子像是面对一座古老而神秘的圣殿。    

    门终于开了。公安助理走出来，径直走向他的那辆自行车，推着助跑两步，跨上去拐个弯不见了。大家便往屋子里涌，很快，人们又纷纷涌出来，各自奔向当天干活的地方。

    这桩盗窃案委实令人疑惑。只是当作柜台储盐的一侧盖子被掀开了。王国平说，他记得非常清楚，每天下班前，总是用秤盘把柜里的盐刮得平平的，然后把盖子盖好。他说这成了习惯，根本没担心有人要来偷，事先有意做什么记号。那盐真的就出现了一个坑，像是用盆舀出的，地上也有撒落的盐粒。而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没有被盗的痕迹，包括谁都熟悉的那个放钱的小木盒，一把小小的锁头仍挂在上面，里面的钱一分未少。  

    已经毫无悬念。但还是为贼冥思苦想，为那几分钱一斤的盐冒这么大的险，且又惊动了公安，这该是何等的不值。气愤与不解之余，心里对贼却又生出一分牵挂。

    那个最终也没露面的偷盐人的行为，不知被乡邻耻笑与憎恶了多久。他的鬼祟的身影，虽然就那么一跃一晃地闪过了黑夜，但留下的骂名也许让他甚至家人，在以后若干个白日里，很难坦然地挺起腰杆。其实他所偷盗的，只是用来维系生命与生活所需的低廉之物，此中上演的故事，在今天也不过是饭后茶余的谈资，让人们一笑了之。而在那个岁月，竟然惊动了整个山村，使一大群人为之愕然、哗然。我没有理由为行窃者寻找行窃的理由，却总是禁不住要揣度他们的日子究竟会有多少辛酸，乃至想到他们曾经坚守的文明在即将溃于温饱的最后防线，是怎样狠心得没有任何顾忌，就那么放弃了道德与理智……

    多年后一个温暖的黄昏，我在老家的一处商店前，像是在那个离知青点不远的代销点前一样地东张西望。我清晰记得，这个曾经是代销点的地方，人们有事没事总愿意往这里跑。祖父更是代销点的常客，那时他已不去生产队出工了，在家吃完饭就慢慢向代销点走去。他的双耳严重失聪，根本听不到人们说什么，可他愿意和人家凑热闹，自己脸上的表情随着那些说话人的表情变化着。祖父的身影早已在代销点门前消失。那些活得硬朗的老人，也不见他们向这里走过来。人们似乎不在意一个商店的存在，全然没了熙来攘往的人群与终日的喧嚣。    

    不知那把大黑锁被岁月锈蚀在哪里，只知道它曾经忠诚看守的那座小屋，早已在岁月的风雨中走到尽头，而生活与生命的脚步从未有片刻的停歇。人们习惯以一种眷恋似的背叛和饥渴般的追求，开启一种新的方式，以使自己的欲望不断得到满足。

    我终于明白，人们曾经对代销点的那份亲近，是源于他们感觉应该获得的亲近还在遥远的天边。去天边没有路，他们只能望见从那里飘来的几丝云彩，在高高的头顶上悠然而过。他们也许在无数个夜里，梦见眼前突然铺设出一条洒满阳光的路，直接通向彩云生成的地方。如今睁开眼睛，梦中的路真的就在眼前，他们一次次乘着汽车、火车甚至飞机往返梦里的去处，并携带好多好多代销点里没有、商店和超市里没有、梦里也未曾有过的物品。

    （摘自《那些个黄昏与黎明》，作家出版社2014年9月版，定价：2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