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生命中“最好的时期”

    世事兼变，但过去不会改变。作者笔下的10位纳粹朋友——以及像他们一样的其他数百万德国人——在前纳粹时期及纳粹时期的生活，在今天看来仍然真实和完整，足以为我们提供思考和审视的样本。

    我的这10个朋友都是“小人物”；只有希尔德布兰特先生，那位教师，在社区中有那么一点儿重要地位。我在说“小人物”时，不仅在意指各地的大众媒体和竞选演说所旨在影响的那些人，而且特指在德国这个社会分层明显的国家中，那些以“小人物”的方式思考自我的人们。

    这10个人都不是卓越之辈。他们不具影响力。他们不是舆论的制造者。他们的重要性在于如下事实：上帝——正如林肯讲述普通人一样——创造了数量庞大的他们。在一个有着7000万人口的国家中，他们的人数超过了6900万。他们是纳粹分子，他们是小人物。如果说在他们自己的圈子外他们曾表达过个人观点的话，那么，那些地位较高的人物也曾礼貌地假装倾听，但不曾要求他们详加阐述。

    他们中没有人与美国人有过任何非正式的交往。那位老师除外，他曾在法国待了很长时间。他们中没有人作为平民百姓而去过美国或英国或德国之外的其他地方。他们都不会讲英语。在以上的各种情况下，为把与他们的关系确立下来，我经历了相当大的困难，都通过第三（第四或第五）人使他们相信我虔诚的信仰和好意。他们10个人——可能除了面包师韦德金德——看来迟早都会接受我关于我使命的说明：作为一个有着德国人血统的个人，我来到德国，是要把民族社会主义统治下普通德国人的生活故事带回美国，其最终目标是在我的美国同胞中确立对德国的更好理解。

    我的10位纳粹朋友，他们中只有一位和我们一样看待纳粹主义，看待纳粹主义的各个方面。此人是教师希尔德布兰特。甚至是他在那时也相信，而且现在仍然认为纳粹主义纲领和实践的一部分属于“民主的一部分”。其他9个人，正派、勤劳、智力平常和诚实的9个人，并不知道1933年前的纳粹主义是邪恶的。他们不知道1933年到1945年之间的纳粹主义是邪恶的。现在他们也不了解它。他们曾了解到或现在知道的纳粹主义，和我们曾经了解到和现在知道的不一样。他们生活在它的统治之下，服务于它，更确切地说是创造了它。

    按照我了解到的纳粹主义，它是赤裸裸的和彻底的专制主义。它侮辱其追随者的人格，同样奴役了其反对者和追随者；日常生活——私人的和公共的——中的恐怖主义和恐怖；社会交往的每个层面上私人的和群氓的非正义行为；侧面攻击上帝，正面攻击人的价值和这种价值暗含的各种权利。这9个普通的德国人完全不是以此方式来理解它，而且，现在他们仍然不是以此方式来认识它。如果说我们关于民族社会主义的观点有点儿简单，他们的观点同样如此。一种独裁统治？是的，当然是一种独裁统治，像我们父母知道的那些传说中“黄金时代”的统治一样。但像你们美国人使用的那个术语，极权统治？那是胡说八道。

    当我问面包师韦德金德先生他为什么相信民族社会主义时，他说：“因为它承诺解决失业问题。而且它做到了。但我从未想象到它会导致的后果。没有人会想象得到。”

    我认为我找到了宝藏。我说，“‘它会导致的后果’是什么意思，韦德金德先生？”“战争，”他说，“没人会曾想象到它会导致战争。”

    民族社会主义的邪恶始于1939年11月1日，这是我的那位面包师朋友的观点。

    不要忘记——这9位德国人都不曾去国外游历（战争期间除外）；他们不了解外国人或没有与之交谈过或阅读过外国报刊杂志；在收听外国广播合法时，他们不曾收听过；当不合法时，他们也没收听过（十分奇怪的是，那位警察是个例外）。和他们同时代的法国人或美国人一样，他们对外部世界没有兴趣。正如他们认为的，除了从德国的敌人那里听到之外，他们不曾听说任何关于纳粹政权的邪恶事情，而德国人的敌人就是他们的敌人。“俄国人和美国人谈论着关于我们的一切事物，”细木工克林格尔赫弗说，“现在他们谈论着彼此”。

    人们首先思考的是他们过的生活和他们看到的事物；而在他们看到的事物中，他们思考的不是那些非凡的事物，而是他们日常生活范围内眼见的事物。我的9位朋友——甚至是第10位朋友，那位老师——在他们了解纳粹主义的过程中，他们受到了它的启迪，而且它使他们活跃起来。现在，他们回顾过去仍然——当然是他们中的9个人——把纳粹时期视为他们生命中的最好时期；人们活着是为了什么呢？有工作和工作保障，孩子们有夏令营，有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不让他们靠近街道。作为一位母亲，她都想知道什么呢？她想知道她的孩子们在哪儿，和谁在一起，他们在干什么。在纳粹统治的那些日子中，她知道或她认为她知道；这有什么不同呢？同样，家里的事情也在变得更好，而当家庭的事情变得更好有稳定工作时，一位丈夫或父亲还想知道更多的事情吗？

    他们生命中最好的时期。对那些从没梦想过在国内或国外有真正假期的人来说，在“欢乐带来力量”的项目中，他们有非常棒的10美元家庭假期旅行，夏天去挪威，冬天去西班牙。在克罗嫩贝格，“没有人”（我的朋友们了解到没有人）受过冻，没有人挨过饿，没有人患病而未得到照顾。因为人们彼此相识，他们认识他们自己的邻人，知道他们自己的地位和职业、他们自己的政治（或非政治）观点、他们自己的宗教和种族。到处都在宣传新秩序的所有恩惠，这影响和打动了“每个人”。

    也存在着恐怖，但没有地方公告这些恐怖，它们就没有影响到“任何人”。偶尔（只是偶尔）个别致力于改革或引起轰动的美国报纸会揭露这个国家地方监狱中的非人境况；但当德国存在上述这类情况时（德国的报纸要比美国少得多），我的朋友中没有人曾读过这类报纸，而现在，那类情况已经不存在了。没有任何恐怖曾侵扰过我的10位朋友的日常生活或曾引起他们的注意。现实的人们生活在现实的社区中，他们的真实生活与希特勒和罗斯福无关，或者说与希特勒和罗斯福正在做的事无关。人们不是经常会遭遇国家。在1938年11月10日，即犹太会堂纵火案之后的一天，一家美国通讯社报道了发生在柏林郊区的一个小事件。一群孩子在从一家店玻璃被砸的犹太人的糖果店中搬运几大袋糖果，而一群成年人，包括一些孩子的父母（也包括穿着褐色衫围成了一圈的冲锋队队员）站在一边看着。有一位老人，一位“雅利安”老人走了过来。他看着这些举动，而后转向了父母们并对他们说：“你们以为你们是在损害犹太人。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啊。你们是在教孩子们偷盗。”那位老人走开了，父母们冲入人群，从孩子们的手中拍掉糖果，拖着哭闹的他们离开了。人——以父母的身份——遇到了表现为冲锋队形式的国家。但可疑的是，人是否知道国家，毕竟冲锋队队员只是站在那儿，没有进行干预。    

    1933年、1934年、1935年、1936年、1937年、1938年和1939年——直到该年的9月1日，当时，政府元首告知他们，波兰进攻了他们的国家——在民族社会主义的统治下，我的朋友们的小日子一如既往地持续着，反倒是变得更好了，而且一直在变得更好，面包和黄油、住房、健康、希望和新秩序能够影响到他们的所有方面都在变好。有一位反纳粹的妇女说，“德国之外的人们看来是无法理解上述那一切的。”她在1943年曾被监禁，表面上看是因为收听外国广播，但实际上是因为隐藏了犹太人。她接着说，“我记得在1938年的一次纳粹纪念活动期间，我站在斯图加特的一个街角，在经过多年绝望之后那种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和新的希望，在经过多年的理想破灭之后那种新的信念，也使我几近狂热。让我试着告诉你那时的德国像什么：我与我的一位犹太朋友和她的13岁女儿一起坐在影院里，屏幕上突然出现纳粹游行，那位女孩抓住她妈妈的胳膊，低声说道，‘唉，妈妈，妈妈，如果我不是犹太人，我想我会是一名纳粹！’德国之外的人们看来不会理解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我的10位纳粹朋友——那位秘密的民主主义者希尔德布兰特除外——都不知道他们自己生活中或与他们一起生活和工作的人中间存在着不信任、猜疑和恐惧；他们没有被诽谤或伤害。他们的世界是民族社会主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内部，在纳粹共同体的内部，他们只知道友情和日常生活的日常关切。他们害怕“布尔什维克”而非害怕彼此，他们的恐惧是德国——这个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即幸福的纳粹共同体——整体公认的恐惧。他们从未去过、看过或听过这个共同体之外的地方；他们没有机会。

    大部分德国人——差不多是他们所有人，在纳粹主义统治12年后并没有经历任何无节制的事情。甚至在二战前的纳粹主义统治时期，纳粹党党员只是被要求把每周五晚上和周日上午奉献给党和公共事务。除了上述那一点之外，对于那些雄心勃勃和政治上受到怀疑的人来说，服务于专制政权是自然的和非常明智的，而专制政权对那些想有一份工作、一所住宅、一个家庭和在音乐协会或体育协会有体面地位的人们提出要求。我在克罗嫩贝格遇到过几个公务员，他们从没加入过纳粹党，也没被打扰过；他们是从没加入过任何党派，没人希望他们加入——也从没被提拔过的那种人；我碰到过一位牧师，尽管他拒绝让他的孩子们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和德意志少女团——一直到其成员身份成为了自然而然的事物——但他从没受到过迫害。

    在希特勒主义之前，德国人在平淡无奇中接受并实践的社会反犹主义，逐步削弱了他们的平常情理对即将到来的污辱和迫害的抵抗。政治体与人体的情况一样，屈服于较温和的放纵往往是在为屈服于更致命的事物铺路。

    德国人的共同体——除了100万左右操控着整架纳粹主义机器的人之外，7000万德国人中其余的人除了不能介入外，在其他方面也是无所事事。无论是否处于独裁统治之下，人们都专心于自己的事务。我的10位朋友中没有人曾对纳粹政府说“不”，他们中只有一位，即老师希尔德布兰特想过说“不”。从这种不可诉讼的意义上说，作为一个整体德国人是有罪的：对于他们不赞同的事物，他们没有进行任何反抗或尝试进行反抗。

    在任何时候，想对政府说“不”的人多半是在事前——并非清一色的——在政治上具有蓄意冲动原型的人。但在希特勒的德国，这类人要么是纳粹分子，要么是反纳粹人士。如果他们是纳粹分子，他们已心甘情愿地对政府说“是”；如果他们是反纳粹人士，那么，他们过往的履历——像那位教师的一样——则笼罩在他们头顶。这些大量的且唯一可能进行抗议的德国人，非但没有进行抗议，他们反倒有着最强大的服从动机。“我还活着，我对此一直惊讶不已，”希尔德布兰特先生说道，“当某些事情发生在其他某个人身上而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时，我会禁不住欣喜雀跃。和后来发生的事一样，当炸弹击中另一座城市或另一座不是你的房屋时，你感到欣慰和感激。”“更多的是你自己的欣慰而不是你对其他的人抱歉？”“是的，事实就是这样，是的。你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教授先生，但我不能确定在你直面我所经历的情况之前，你是否能了解它。”

    你对犹太人感到抱歉，但是——难道你没有为你不是犹太人感到欣喜？当事情发生在数以千计和成千上万名非犹太人身上时，而且是如其所是地发生时，你们感到抱歉和更为恐惧。但是，难道你没有感到欣喜因事情没有发生在你——一个非犹太人身上？这不可能是最为高贵的一类欣喜，但你们却暗自庆幸和小心谨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小心。

    那些早年从布痕瓦尔德返回的人承诺——正如每个德国监狱中的每位犯人始终必须对其获释要做出的承诺——不谈论他们的狱中经历。你们不该履行这种承诺，你们应该把你们的经历告诉你们的同胞；如果你们这样做，你们可能会拯救你们的国家，尽管运气完全不在你们这一边。但你们没有这样做。你们告诉了你们的妻子或你们的父亲，并命令他们誓守秘密。这样，尽管有数百万人在猜测，但只有数千人知道真相。你们想重回布痕瓦尔德吗？你们这次想使待遇变得更糟糕吗？难道你对那些被丢弃在那里的人不感到内疚？难道你不是在为自己离开了那里而欣慰？

    “这就是事物运行的方式。”在整个共同体几乎以一种方式感知和思考，以不同方式说话或做事意味着一种内部流亡，而大部分人认为进行内部流亡是乏味和令人生厌的。我们——你和我——都渴望以共同体为根基的共同体的赞同。这是一个牢笼。你和我——以及我的10位纳粹朋友——都处在这牢笼之中。

    二战是残酷和艰难的，但我的朋友们在谈论“纳粹时代”时，他们不是在意指1939年到1945年。他们意指的是1933年到1939年。当有人认为他不会再经历同样的境况时——正如1945年后的德国——他一生中的最好时光就在回顾过去中变得更美好了。

    他们生命中最好的时光。

    “是的，”那位细木工克林格尔赫弗先生说，“那是最好的时光。”

    “出色而有力的发展与我们拥有一个民主政体或独裁政府或其他什么的无关。政府形式与上述发展无关。人们有少许钱财，有机会，他们不关注任何体制问题。我以为，在体制内部，你会看到收益。在体制之外，在你不能因体制而有收益时，你往往就会看到缺点和错误。”

    克林格尔赫弗先生计算着他的收益。谁没计算呢？

    我以为这可能是亲纳粹的宣传。就人们的态度是事实而且是决定性的事实来说，克林格尔赫弗先生的观点也是一种事实。任何占领都不能——或不曾——把我的朋友们锻造成反纳粹人士。他们眼前的那些拒绝承认在民族社会主义统治下他们曾度过的生活岁月的证据，是完全不充分的。在所有可预见的将来，难以看到任何一届德国政府统治下（更不用说任何占领了）的任何“恢复”能够使那些证据充分起来。从最乐观的方面来看，直到人们（或至少是我的朋友这些人）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价值观的那一时刻，“事情”才有可能在某一天会变得和希特勒统治时期一样的“美好”。根据我朋友们的观点，虽然他们曾拥有过我们拥有的自由，但我们称之为自由的事物也不能成为适宜的替代品，因为他们曾拥有一切而又失去了一切。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奴隶的人往往不会知道他们被解放了。

    （摘自《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商务印书馆出版，定价：3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