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神保町
对于爱书者来说，东京神保町绝对是不可不朝圣之地，如同伦敦的查令十字街、巴黎的塞纳河畔一般令人向往。我算不上“书虫”，充其量是一个经常在神保町出没的“伪书客”。在《神保町书虫》里，作者池谷伊佐夫讲道：“的确有人一提起神保町的古书店，便是印象中那种排满古籍、二手书的书架，以及难以相处的店老大。”我极少与书店老板攀谈，当然，即便我在店内狭窄的U形通道上走上几个来回，店主通常也是不太搭理我的。我虽没有受到过老板“无情的驱逐”，可是偶尔踏入一间略显杂乱的古书店时，心头还是会掠过一丝惴惴不安。这种微妙的情绪或许从我走入这片街区就已经在酝酿，而一多半是因为这里非同一般的气场：不管书客还是店主，他们全神贯注地扫视着一排排书架，眉头或舒展或紧皱，不经意间流露出兴奋或窃喜的表情，让人觉得他们此时与外面的嘈杂再无半分关系。换句话说，当真正爱书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对书的执著足以让人产生一种敬意。
神保町位于日本政治中心、经济中心的东京都千代田区，是一个方圆两公里左右的街区，遍布各类书店近180家。从地铁神保町车站出来，便是满眼鳞次栉比的书店，既有三省堂、书泉这样的大型综合书店，也有万圣书园、盛世情那样的人文社科类书店，最多的还是分类专业、细致的小型“古本屋”。即专门经营二手书的古书店、旧书店。一间典型的古书店只有二三十平方米，门口摆放着一摞摞特价书，入口不大，进门后迎面而来纵向四、五排书架，一条U形通道，只能容得下两人背靠背站立。顺着书架往深处看，店主通常坐在最里面的收银台后面，一脸淡漠的样子，除非遇到熟客，否则很难听到他们讲话。
据说，没有足够的自信是不可能在神保町开店的。神保町的古书店多是历经百年的“老字号”，分类丰富且专业取胜。比如，三岛由纪夫生前常去的文华堂专营近现代史、军事类书籍，日本著名作家、评论家立花隆也是常客。北泽书店的洋书品味独特，曾经引得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等大师频繁光顾。山田书店创业于昭和初年（20世纪30年代），版画经营是强项，与此领域相关的书客少不了要在这儿破费一笔。还有专门收集初版乐谱的古贺书店，自大正初年（20世纪初）创业以来逐渐变为音乐专门店，所有能想到的音乐家或音乐风格，书客只需点出名字即可。
我经过高山书店时，从书架与书架之间瞥见店主的侧影，他看上去比一般日本人魁梧一些，一头银发配上西服显得很精神。我心中对这个老头有几分莫名的亲切，便走了进去，正好发现入口处地上的纸箱子里有一本讲和果子的口袋书，没有透明纸包装，价格很便宜，才三百多日元，于是蹲下来仔细翻看。
“你很喜欢料理？”
“也算不上，有点儿兴趣而已。”
“里面还有很多，进来看吧。”
店主从我身后的书架上抽出几本书，让店员确认了一下定价，接着问我：“中国来的？”我微笑着点点头。店主露出欣喜的表情，从收银台后的抽屉里拿出一张名片，上面写着：高山肇。
高山告诉我，神保町原来是正经八百的“中国城”，从明治后期（20世纪初）到昭和初年（20世纪20年代），这里曾经聚集了一万多中国人，多数为留学生。我才恍然大悟，难怪神保町附近中华料理店如此密集。三丁目一带的“维新号”创业于1899年，可以说是中华料理的始祖。如今的“新世界菜馆”、“三幸园”、“扬子江菜馆”、“汉阳楼”号称四大名店，特别是汉阳楼，孙中山在东京避难时，老板曾经亲自下厨为其制作菜粥，周恩来留学日本时，独爱这里的狮子头，常常来此饕餮。高山家从高山的父辈开始一直作为寄宿家庭接收中国留学生，与中国人感情极为深厚。两国恢复邦交后，高山对中国留学生仍然十分关心，直到两三年前，他还坚持每年去位于后乐寮（东京国费留学生公寓）看望中国留学生，与他们欢度春节。高山说，现在年纪越来越大，虽然不能时常过去，可是遇到中国留学生总是愿意多关注一些，多嘱咐几句。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发自内心地对高山说了一句“谢谢您”。高山凑近我小声地说：“告诉你一件事，我还当过日中友好协会副理事长呢。”
当然，神保町成为古书店街并不是偶然。明治初年（19世纪60年代），政府大力发展教育，神保町周边一时高校云集，包括明治大学、日本大学等，在日本国内仍然名气不减。学生对各类书籍的需求促使神保町书店业的发展，高山的祖父抓住这一时机创办了高山书店，到高山肇这里已经是第三代了。高山说，因为靠近学校，学生对法律、历史、文化等专业书籍的需求量大，父亲和祖父经营书店的时候，以法学和武道相关的旧书为主，不但品类齐全，而且一些珍稀的版本只有高山书店一家有售，书客多是慕名而来。除此之外，百科事典、地方志、辞典等也大受学生欢迎。
现在书架上多出不少料理书，倒是显得有些格格不入，高山说这类书是他的“个人趣味”。
“不过，收集料理书也是因为其他书不太好卖，”高山一边整理书架一边说，“现在通信技术发达了，人们运用电子手段可以查阅一切需要的知识，只要有一台电脑，手指一动，谁还会专门买一套《百科全书》放在家里呢？”
“那么，您担心书店的将来吗？”
“以前人们需要书店是为了获取知识，现在书店的意义不止于此，它承载的更多的是人与书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比如，经常有年轻人来我这里变卖家中的藏书，理由是爷爷或父亲去世了，这些书与其放在家中落灰，不如分享给需要的书客。现在线上书店越来越多，可是实体书店的好处在于交易饱含温情，书客可以泡在里面一整天，仔细翻阅过后再决定买哪本，并且可以随时与店主或其他书客交流。这种感受无可替代。”
买书时我们在追寻什么
离开高山书店，我漫无目的地在神保町继续游荡，忽然想起专营电影、戏剧等书籍的矢口书店。店长矢口哲也约莫40多岁，身材短小矮胖，穿一身鸭蛋色工装，一头短发梳着小偏分，看起来干净利落。他轻轻地把玻璃门固定好，招呼店员过来嘱咐了几句。看到我在一旁等待，朝我微微点了一下头，面无表情地说：“请进。”
矢口书店创始于大正7年（1918年），经营电影、戏剧、演艺、剧本等领域旧书的专门书店。整个书店主体为木结构，有一种饱经沧桑后的怀旧感。创业初期矢口书店主要经营哲学书和经济书，从昭和50年（1975年）开始逐渐转换方向，而电影、戏剧也正是店主极为感兴趣的内容，转型后的矢口书店逐渐受到电影爱好者、专业演员的追捧。这里的电影杂志种类齐全，最多的是日本近代映画社于1945年创刊的《近代映画》，颇具人气。还有电影演员的随笔集、电影导演的评论集、剧本等一应俱全。
“采访？可以啊。对了，中国人来神保町买旧书的热潮直到两三年前还一直存在呢，前一阵子还有中国客人专门来找与黑泽明导演相关的旧书。唔，说起来现在好像去秋叶原的人比较多。哎呀，说远了，说远了。”矢口语速极快，虽然说话有些自顾自的感觉，不过讲起自己的书店，倒是如数家珍一般。
矢口带着我走过一排排书架，每到一处都顺手理一理，口中说着话，眼睛却来回在书架上扫视，停顿的时候才会扭头和我对视一下，看我点点头便继续，我摇头就重新解释一遍。“你看，二战结束后的50至70年代这一时期的电影资料，手册、海报等都是紧俏货。为什么？因为那时候资源匮乏嘛，那个年代手里有这些资料很难得，转手就能卖出高价，比如石原裕次郎和后来的吉永小百合，相关的电影海报啦、杂志啦价格都不低。现在五六十岁的中年人喜欢来淘一淘，其实也是为了追忆自己的青春岁月。”
我想起在高山书店时，高山说，现在人们买书更多的是为了收藏，因为总有一些东西是人们想放在身边，而不仅仅是保存在电脑里的。我想，这种收藏既是指收藏古籍、手抄本之类本身已经具有某种价值的书籍，同时也是淘书者对自己珍贵回忆的一种收藏。矢口书店门外的书架上摆放着很多1日元（约合人民币8分）一本的各类旧书，对有的书客来说或许是无价之宝。
经营旧书店也是在经营自己
泽口年纪不大，三十多岁，中分的发型很有书卷气。他从店门口抱起一摞书，放在收银台上，然后开始噼里啪啦地包起了书皮。摩挲书皮的双手瘦且细长，指肚上有发白的干皮，指甲短短的，嵌在肉里似的。我把选好的书递给他，请他结账，他匆匆抬了一下眼说：“一共1260日元，钱放那儿就行。”
“请问，这间店开了多久？”
“唔，这个嘛，将近十年了吧。不过在神保町可能是最年轻的一间。我祖父、祖母就是开古书店的，我觉得也蛮有趣，就试着开了自己的古书店。”和神保町大多数店主一样，泽口的脸上也没有过多的表情，说起话来始终保持一个语速和声调，虽然不会让人觉得冷漠，但还是会有一种距离感。
泽口书店里摆满了和日本文化有关的书，书道、茶道、剑道、落语、相扑等应有尽有。对于泽口来说，文学、艺术这些门类也是他平时关注最多的。他说，最开始经营古书店时，常有客人来询问，他就把书名和作者记下来，自己回去翻一翻，除了客人知名的那一本，还会把这个作者的其他作品也一同收回来。“这没什么，来这里买书有学者、作家，互相学习嘛，况且同一作者的旧作收回来也算是一种收藏，总有人需要的。我反正就是这样的人，今天对写小说感兴趣，就一个劲儿地看喜欢的小说，过一阵子又喜欢美术，就一门心思地看美术方面的书，这样给书客推荐的时候也方便。”说着泽口搓了搓干燥的双手，把包好书皮的书交给店员，仍然是一边做着别的事情一边认真回答我的提问，偶尔抬头看一下我的表情。
虽然不像《布莱克书店》里面那个邋遢的店主，可是泽口也算得上不修边幅，深色西装外套，裤子却是浅色，旧运动鞋也脏得可以。我看到他好像在查阅线上书店，便问他对电子媒体和线上书店的看法，他倒是显得不以为然：“我觉得需求不同吧，虽然实体书店多少还是会受一些影响，可是线上书店少了打开书本的乐趣。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知道神保町，大多数店主多少都能说几句英文，还有书店配备中文店员。”这时，收银台的电话响了，是泽口在其他地方的另外一间分店打来的。泽口告诉我，在他的努力下，这样一间在神保町才经营了不到十年的古书店，已经开了三个分店。
（摘自《2014年中国随笔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1月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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