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青春文化中的犬儒主义

    在中国当代文化中，犬儒主义占据着不容忽视的支配地位。这种犬儒主义支配下的中国当代青春文化或低眉顺眼，或少年老成，或虚假励志，以一种自欺欺人、逆来顺受的姿态抚慰着青年的心，也麻醉着青年的心。

    “小时代”的犬儒主义

    2007年底，“青春教主”郭敬明推出了《小时代》。不久，《小时代》登上《人民文学》总600期“新锐专号”(2009年第8期)。2013年由郭敬明亲任编导的电影《小时代》(共三部)陆续推出，不但连续创造票房奇迹，更使其影响力跃出青春文化圈，席卷全社会。不管你承认不承认郭敬明的作家资格，有一点不得不承认，“小时代”三个字，一语道破了我们时代的某种精神状况，其精准的概括力，远远超过了众多著名作家的“时代大书”。

    何谓“小时代”？恐怕难有准确的定义。个人的、细小的、物欲的、功利的……“小时代”对应的应该是宏大的时代，伟大的时代。在那样的时代里，历史有宏大叙事，社会有整体价值，人类有共同愿景。“小时代”诞生的前提是“大时代”的崩溃解体，这一点，郭敬明们未必体会深刻——当他们尚在童年中时，历史已被宣布“终结”。将超越性的欲望和能量全部用于过个人的小日子，顺应消费主义的膨胀。于是，我们进入了“小时代”。

    表面上看，“小时代人”很像福山所说的“最后之人”。福山认为，“历史的终结”是福音，也是悲哀，因为没有其他意识形态的抗衡，在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全世界将日益成为一个同质化的社会。人们的“气魄”尽失，只剩下欲望和理性，成为“最后之人”，就像是尼采说的“末人”，“没有胸膛的人”，所有关乎勇气、理想、想象力的奋斗，都转化为餍足消费以及解决琐碎技术问题的努力。但事实上，“小时代人”与“最后之人”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区别在于是否还具有人之为人的尊严。

    福山“最后之人”的说法来自黑格尔的自然状态下“第一人”的概念。在黑格尔看来，人和动物最基本的区别，就是获得他人承认的需要，就是“自尊”。寻求承认的欲望驱使两个原始的战士决斗，最终，那个爱荣誉胜于爱生命的人成为了主人，成为了“第一人”，而那个屈服于死亡本能恐惧的人成为奴隶。在那些不是为了食物、住所、安全，而是为了纯粹名声的“承认斗争”中，黑格尔看到了人类自由的曙光，并认为这种感情推动着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在这种以“承认斗争”为基础的历史观里，“历史的终结”意味着所有人获得了所有人的承认。所谓“最后之人”，是指最后获得承认的人，也就是尼采所说的“赢得胜利的奴隶”。

    如果福山所说的“历史终结”状态下的“最后之人”是最后摆脱了奴隶状态的人，在“历史板结”下的“小时代人”则是接受奴隶状态的人。历史没有终结，但我们已经放弃反抗。如此，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如何安抚自尊？尊严问题，如果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命题，那是怎么也绕不过去的。于是，我们需要犬儒主义。

    现代犬儒主义与古典犬儒主义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不再是愤世嫉俗，而是玩世不恭。既然世界是不可改变的，那还有什么可说的？牢骚尽管牢骚，冷嘲尽管冷嘲，但一切最好以搞笑的方式进行。愤怒者最愚蠢，搞笑者最聪明。现代犬儒主义为中国当代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语)们开创的最大方便之门便是扫清了道德底线，既然无所谓高尚，也就无所谓下贱。既然没有什么是了不得的，因而也就没有什么是要不得的。一切权力者的游戏都是应奋力加入的，为此屈膝是正常礼节。

    在今日中国，犬儒主义不仅是一种流行性的文化，更是一种非官方的意识形态，是那种不是为了掩盖事实而是为了建构幻象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最为基本的定义出自《资本论》。书中提出一个著名论断：“他们虽然对之一无所知，却在勤勉为之。”但时过境迁之后，定义发生了变化：“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旧坦然为之。”今日中国最走红的文艺作品，从“宫斗剧”到谍战片，从官场小说到各种攻略，往往是在悬置价值的前提下，教导人如何狡猾地生存，成功才是硬道理。

    毕竟，郭敬明的成功之路是难以复制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屌丝”。成功不敢，舒服就好了。然而，青春的血总是热的，年轻人的腰杆总要挺得更直一些。于是，在他们自我创作的青春文化里，在表面张扬之下，有一种特别低回的自我抚慰，一种特别执著的自我麻醉。让热血温吞下来，让骨质松软下来，学习如何做一条舒服的狗。

    “80后”的“精神奴役创伤”

    戴锦华教授对“后冷战之后”的描述：“这是一个全球资本主义作为唯一模式、唯一出路、唯一可能、唯一价值、唯一选择的时代。”

    作为“小时代”的“原住民”，“80后”特殊的悲哀是，他们的时代感几乎是封闭的，从前的很多事，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大都是独生子女，是中国结束物质匮乏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从小吃得好，穿得好，没见过粮票布票，却也没怎么听说过“自由平等是天赋人权”——或许知道，但只在概念上，就如我一位“85后”学生所说的，“听说过，没见过，像鬼一样”。在一个“拼爹”的时代，他们从小必须接受没有理由的失败。当班主任把小红花颁给不该得到的同学时，他们被告知不要问为什么。但对于他们绝大多数人而言，其实无爹可拼。“80后”的父母大多是“50后”——青年下乡、中年下岗的一代。他们承担着社会主义最沉重的债务，子女又赶上了原始积累期。无怪乎在他们很多人的精神殿堂里，金钱是唯一的真神。其实，它是最大的怪兽，咬得每一个人无处藏身，但因为没有别的神可拜，只能匍匐在它的脚下，并且告诉自己“我相信”!

    这就是我看《小时代》最难受的地方。我分明在美男俊女鲜衣美食的缤纷画面下，看到了赤裸裸的金钱奴隶制，感受到了被压迫者的压抑和屈服者的屈辱，但这份压抑屈辱完全不能指望在影片内得到抚慰。大家似乎都浑然不觉(或者觉得理所当然)——编导没有感觉，影片里的人物没有感觉，和我一起看电影的学生们也没有感觉。

    影片以林萧为视角，这是一个出身弄堂的平民少女，她像是传统叙事中的灰姑娘，也应该是一个“成长人物”。她生活中有两个“大魔头”，一个是实习公司的老板宫洺，一个是闺蜜中的“老大”顾里，他们都是出身豪门的金钱信徒，不但有钱有势，而且信奉有钱就应该有势。影片用大量细节表现了他们的高傲、冷漠、刻薄以及怪癖，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平等的概念，下属就是奴隶，闺蜜就是跟班。在传统的叙事中，这样两座大山的出现就是用来被推翻的，人们期待着他们被成长中的主人公征服凌虐，或嘲弄戏谑，一抒不平之气。然而，什么都没有。从始至终，这两座大山巍然耸立，而且越来越高大，越来越完美。他们不但是最有钱的，而且是最精英的。他们傲慢的背后是责任担当，苛刻的背后是品质保证，刻薄的背后是刀子嘴豆腐心。在所有人都惊慌无措的时刻，他们是拯救者，是大靠山。于是，他们的羞辱变得可以忍受，怪癖甚至有点可爱。而林萧们不但是较贫穷的，而且是较低等的，她们永远以精神上的弱智和身体上的出丑而表现出某种“低贱的无辜”，陪衬着，搞笑着，以此完成对有钱有势者的顺服膜拜。

    “爱上征服者”的心理模式，在“金钱奴隶制”统治的“小时代”里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心理模式。“歌者当歌，不管好时代坏时代；有人瞩目就好，不管大时代小时代”(电影《小时代》片尾曲《小小时代》)。

    2014年暑期档的精彩大戏是韩寒的《后会无期》PK郭敬明的《小时代•3》，一向被认为“文化层次较高”的韩寒粉丝期待着一次精神俯视。结果恐怕令不少人失望。在我看来，在这场PK中，韩寒彻底败给了郭敬明，不是输在票房，不是输在编导水准，而是输在了韩寒最看重的价值观上。韩寒拿什么和郭敬明的“金钱法则”对抗?离开了“公知”的话语体系，褪掉了“愤青”的反抗性，所谓的“另类”就只剩下港台腔包裹的“文青腔”，只是波西米亚式的肮脏邋遢和“二逼青年”的不靠谱。“亚文化”最核心的特征是抵抗性，从十九世纪中期的波斯米亚人，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嬉皮士，“文艺青年”的反抗一直是以资本主义主流价值为明确目标的，并且有乌托邦理想的支持。他们知道自己反抗什么，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后会无期》里的“文艺青年”到底想要什么呢?恐怕他们连自己想反抗什么都不知道。所有“高富帅”拥有的，金钱、美女、出人头地，其实都是他们想要的，他们要“反抗”的其实只是“普通青年”生活的常规、烦闷、窘迫，但一切可以用来反抗常规的东西——浪漫的爱情、追星的梦想，都在影片内部受到嘲弄，不是骗局就是不靠谱。当那个蓬头垢面、眼光发直的乡村教师摇身一变为“文艺范儿”的畅销书作家时，让人感到又是一个郭敬明。

    每一次“主流价值观”的大获全胜都由几个“回头浪子”收关，韩寒不过重复了当年诸多“嬉皮士”前辈“青年叛逆、中年主流”的老路，再一次告诉人们所谓“文青”的“后会无期”。

    结语

    如果说“小时代”是犬儒主义者的时代，那么这些胜出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幸福吗？

    小说《小时代》的结尾是个悲剧性的结局。当一切矛盾都化解了，一切故事都圆满了的时候，突然一场大火把除宫洺、林萧外的所有人都烧死了。这场大火来得毫无缘由，不少人归结为郭敬明喜欢“虐”。当代青春流行文化狂欢的表面下一直有一种莫名的悲伤，这也一向被解读为“为赋新词强说愁”。真的如此吗？是不是有外人难解的况味？本该少年张狂时节的摧眉折腰，本该奋不顾身年纪的斤斤计较，本该不共戴天的仇敌，却要深深爱恋……做狗是有代价的。每当我想说些什么的时候，总想起一个学生在邮件里写给我的话：“当你们在指责我们这一代人精神荒凉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是谁把一个如此荒凉的世界留给我们的？”

    （摘自《天涯》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