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我平日读书，若有心得，都习惯批注在书里。而读书之外，时不时也有若干杂感，过去只随手写在零散的信笺或报章上，有些写成了文章，但有些无足轻重，也就付予尘封而已。
后来有一阵，也许是所感渐多，所思渐深，觉得写在书上纸上不易存留，心念一起，就决定集中写在笔记本上。
做学问不用怕艰深晦涩，不用怕别人看不懂；但搞创作，却应当好看，应当让人看懂。例如写诗还可以让人看不太懂，但写小说、拍电影总要让人看得懂吧！
据说爱因斯坦曾对卓别林说：“你真了不起，全世界都喜欢看你的表演。”卓别林则回答：“你更了不起，全世界都看不懂你的著作。”这就是做学问与搞创作的区别。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家族制度和观念在大陆逐渐消亡，我辈生长红旗下，多不知二代以上事。我自小就有一个印象：祖辈曾开过金铺。年前偶返开平看碉楼，问起父母此事，才知道原来是开过五金铺！不过，我姨丈家倒真是开过金铺，是不是我下意识地将姨丈家的事当作我家的光荣历史了？
其实人类所谓历史，其以讹传讹，亦大抵如是。
无论对于工作，或者对于生活，都需要有一种“敬”的精神。唯其“敬”，才能对工作勉力而为；唯其“敬”，才能对生活心怀感激。
日剧《午餐女王》里那个马卡罗尼餐厅的老板，三十年如一日地保守着他的牛肉酱风味，同时维持着价廉物美的午餐供应，就充分体现出对工作的“敬”；而女主角麦田夏美，每天抱着无比的期待、无比的热情，去享受一顿美味的廉价午餐，则又体现出对生活的“敬”。
那位老板甚至说过：就算明天日本就要沉没，也会跟平常一样卖蛋包饭，这跟马丁·路德所说的“即使明天世界就要毁灭，我也要种下我的小树”，在精神上是一样的啊。
在物质丰裕的年代，我们不必刻意地去“忆苦思甜”，但我们仍应当明白，一切并不是理所当然的。
文化一旦定型，形成一种传统，就不容易摆脱定势，不容易自我革新了；故文化创新往往源自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借用，或者说，源自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
一种原生的象形文字，如不脱离本来的社会系统，那么就始终仍是象形文字（如古埃及象形文字、汉字），只有另一个族群借用了这种象形文字来表达自己的语言，才有可能形成一种表音文字（如朝鲜文、日本的假名和越南的汉喃），乃至拼音文字（如腓尼基字母）。
一种原发性的信仰，也只有在异文化的语境中，才有可能出现“升级”，形成一种超民族的宗教（如基督教）。文化输入的例子，如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又焕发出新的活力，并形成中国式的禅宗，更刺激了理学的出现；同时，梵文的传入，也促成了汉语四声的定型，由此又间接促进了格律诗——中国古典诗歌的主旋律——的形成。也有文化输出的例子，中国的火药原是用来做爆竹烟花的，但到了西方人那里，却用来做弹药了；中国人习惯清茶一杯，不愿意在茶里放其他东西，而蒙古人却往里放酥油（酥油茶），东南亚人往里放排骨（肉骨茶），西洋人往里放奶和糖（奶茶），至少，奶茶是饮食史上的一大发明。
（摘自《反读书记》，花城出版社2014年10月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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