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记事体的文章，记述了作者与费老在北戴河写文章时的交谈，很有启发的意义。
1993年7月7日至15日，在北戴河起草文章。
1993年6月，费老结束为期半月的山东调查，回到北京，接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局二处转交的一封信。发信人是印度已故总理拉·甘地遗孀索尼娅·甘地，邀请费老出席将于1993年11月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第四届英迪拉·甘地国际会议。
英迪拉·甘地国际会议创始于1987年，每两年举办一届。每一届会议，都聚集国际上有代表性的思想者，议论天下事，为人类共同发展贡献思想。当年会议主题是Towards New Beginnings。
7月7日
我随费老到北戴河。，中午到达住处，院子名叫“六幢楼”。入住一号楼。安定下来后，去费老房间，把出发前买的《孔子思想与当代社会》一书送给先生。
先生翻看该书目录后，说：“你今天先看最后一章，我们明天谈文章。”
7月8日
上午8点，在二楼客厅，费老说：
你看看这个邀请函。出席这个会议的人，很多都是世界知名学者，规格很高，是国际学术交流的好机会。我准备接受邀请，去会上作一个发言。会议的主题，我把它翻译成“重释美好社会”。我们要准备一篇文章。
从世界范围看，大家都希望生活在一个美好社会里。但是现在的社会还说不上美好。还有很多人在饥寒线上下挣扎，还有冲突和战争。这样，就把美好社会的愿望寄托在未来。在人们的盼望里边，未来该是一种怎么样的秩序？怎样达到和实现？很多人在讨论。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在世界上发言。
从我们中国的历史看，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人热烈地讨论人与人怎么相处才好。讨论很热闹，到了百家争鸣的程度。从现状看，我们的经济发展很快，引人注目。新儒家也有一些讨论成果。所以说，中国人有资格对这样的问题说话。中国人要对21世纪世界秩序发表看法。
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我已经搞了十年， 有了点成果，算是一个段落。再下去就难了。整个中国经济进入到世界经济里边去了。跨国集团啦，贸易啦，金融啦，房地产啦，股票啦，等等。
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提出了很多问题，大问题。其中有一个需要在意识形态上沟通、理解、协同努力的问题。经济上休戚相关、兴衰与共了，文化上还是各美其美。也就是说，生态方面已经进入共同网络，心态方面还是没有形成共识，两者不协调。这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大问题。
讨论起来，别人从经济上、哲学上、伦理上讲这个问题，我可以从我的优势讲这个问题，从人类学里边打出去。假如能够讲得好，一炮打响，从印度回来后，文章还在《读书》上发表。国内文化人都看这本杂志的。如果能够产生影响，就会有助于形成一股风气，让大家知道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注意。
学者里边，我的上一代人都很厉害，又有才，又有学。国学、西学都很熟悉。视野也很开阔，有见解。到我这一代，才还有点，学就不行了。
你先根据我讲的，研究一下，有些地方帮我考虑一下怎么表达。拉出一个初稿，我们好讨论。看看有哪些问题没有讲清楚，还需要补充什么内容。我们争取讲得好一些。拉初稿的时候，不要局限于我讲的这些，可以自己动脑筋，有所发挥。
下午依费老嘱咐读书。《孔子思想与当代社会》最后一章是《孔子的教育思想与当代社会教育》。仔细读完这章的文字后，读费老的三篇文章，分别是《人的研究在中国》、《孔林片思》和《从小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 。
《人的研究在中国》是费老在1990年写的，那年7月，费老去日本东京出席“东亚社会研究”讨论会。那年费老八十岁，这个会有为他祝寿的意思。所以费老在会上的演讲方式很特别，首日作发言，闭幕又作答词。发言和答词合到一起，就成了《人的研究在中国》。
费老的晚年著述中，这篇文章有特殊意义。写在文章末尾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费老第一次完整、正式地在国际学界提了出来。那是中国学者对人类前沿问题思考深度、研究成果的一个标杆。1949年以后，在社会和人文学科领域的国际论坛上，由中国学者标举的类似思想制高点极少出现。
《孔林片思》写于1992年6月，费老到山东沂蒙山区考察时，附带去了曲阜的孔庙、孔府和孔林。顺道还去了邹平，为梁漱溟先生扫墓。梁先生有“最后一个儒家”之誉，是费老的前辈，他由衷敬佩。走在孔庙里，费老思绪飘飞，很有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感怀。尤其是他关于“培养新时代的孔子”、“世界性的战国时代”等话题，很有提神醒世的思想震撼力。
《从小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是这三篇文章里最早的一篇，写于1989年夏，是费老为“二十一世纪婴幼儿教育与发展国际会议”写的演讲词。其中已经谈到“二十世纪有点像世界范围的战国时期”这一话题。
说到世界的巨变，费老的一段回忆很是动人——“七十年前我心目中外婆家是那么遥远。在运河上坐一条手摇的小木船，一早上船，船上用餐，到外婆家已近黄昏，足足是一天。从地图上看只有十五公里的距离。现在通了公路，中间不阻塞，十多分钟就可以到达。距离的概念已经用时间来计算了。”
这几篇文章，时常读到出神，甚至是坐忘。天地间只有思想的声音，别的什么都不见了，没有了。学术和思想能如此美好，如此沁人心脾，平时极少有机会体会。
回头看费老，阳台上，一尊佛。
费老静坐于藤椅，手里拿着头天（7月7日）的《人民日报》，目光落在第二版上部，一行大大的黑体字赫然入目——《中国仍属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阅遍世界风云的目光，停在最后一段文字——
第六，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还不平衡。
中国地域辽阔，资源分布不均，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还比较突出。1991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上海市为6675元，而最低的贵州省仅为890元，前者是后者的7.5倍。1990年居民消费水平上海为1908元，而贵州仅为445元，前者是后者的4.3倍。目前我国1903个县中还有五百二十多个贫困县需要国家财政扶持。
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不平衡，正是费老已持续关注多年的问题。
傍晚，陪费老在院中甬道散步。边走边请教问题。
费老说：文章要谈出三个层次的秩序。生态秩序，由人与资源、人与土地的关系构成；社会秩序，由人与财富、人与分配的关系构成；心态秩序，由人与人的关系构成。
7月9日
黎明即起，开始起草初稿。
费老见状，走过来说：“你不要拼命，慢慢来。”
当日全天时间分为三段，上午、下午、晚间，吃饭和休息外，持续起草工作。晚间写至次日凌晨2点。
今天为赶文章起草任务，没有陪费老散步。
7月10日
天亮后起床，续写。上午11时，完成初稿。
费老粗看一道，嘱咐道：“要把心态秩序解说得比较详细，说清楚。”又说：“我们这样写可以吧，还没有人这么讲过。”
这次出发前，曾在家中找了几本或有参考价值的书带在手边。此时摆在书桌上。其中有《日之魂》、《月之魂》，属于“中华魂系列丛书”。另有《东方和平主义源流》等。费老看见，表示有兴趣看看。
待费老坐到阳台藤椅上后，把书拿给他。费老独坐阳台，兴致颇高，细致披阅，每次长达两个小时，连续数日不辍。
晚饭后，陪同费老散步于院中甬道，听先生谈他对“中华魂”系列图书的看法。费老说：
“书写得还是不错的。文笔很好，能吸引人，有兴趣读。作者的功力差一些，但能看出来读了不少书。他不是从事实出发，提炼出来主题，而是先有一个主题，找出象征物作为代表，再从许多书里边找出有关的资料，把资料集合在一起。这样做，当然要看很多书。因为他是为表达一个主题而去看书，所以就很难深入进去。这里碰一下，那里碰一下，都是碰一下就回来了，没有深入。不过，作为年轻人，能这样已经不错了。作者的年龄比你稍大一点是吧？”
“费老，我这个年龄上下的年轻人，国学和西学都不行。我们受的教育太不完整，不正规，不系统，所以确实功底很浅，功力很差。就像我吧，‘文革’开始那年，我是在小学，才上到五年级，还没有毕业。中学阶段就更不用说了，课堂上都是政治内容，连英语都是‘革命委员会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类，该学的知识什么也没有学到。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进到了大学里面，连教材都还没有。老师临时编一点，我们自己刻蜡版印出来用。”
“唔，太不幸了。你是什么地方人？”
“祖籍是江苏。”
“江苏什么地方？”
“连云港，赣榆县。”
“唔，连云港我去过，赣榆县去过的。你跟我去没有？”
“没有。我在文章里读到您去赣榆县考察的情况。”
“再去我们一起去。我就是这样到处跑，到处学习，学到了不少东西。一边跑，一边看，从看到的事实出发，来思考问题，分析过程，提出观点，和大家讨论。希望你多留心一些这个路子，还是很有用的。学术研究就是要结合实际，从实际出发，解决实际问题。不然它有什么用？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7月11日
全天，费老集中精力修改文章，字斟句酌。
晚上看过央视新闻联播，费老起身说：“你们玩吧，明天见了。我要上去改文章了。”
7月12日
晨，陪费老院中散步。对先生说，带来的书里边，还有李约瑟的《四海之内》，许倬云的《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
先生说：“你拿给我看。我和李约瑟很熟的。他来看过我。他从科学技术史角度入手，研究中国文化，有他的优势。”
午饭前，先生把初步改定的文稿放在一个老式讲义夹上，递过来说：“我整个改了一遍，把那天说的三个秩序层次和三个步骤捏到了一起，又缩短了一些。演讲是十分钟时间，文章长了不行。长了人家也不喜欢看，所以浓缩一下，拣最主要的讲。还有不少内容，就暂时不讲了。文字表达上很费脑筋的。要考虑听我讲的都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用什么角色讲这个话，从什么样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你再看一下，有什么不足，哪里的表达还有问题，给我说一下。改定后麻烦你抄一遍，再接着改。”
说过，费老回身从桌子上拿起《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说：
“这本书不再看了。写得不行。他是用英文思考，用中文写作。谈到了很多问题，但是太散。架子很大，但是不集中，立不起来。我可以从书里边知道他想说什么话，但是他自己没有说清楚。所以我没有看完。看了前面一部分，知道他要说什么了。不想再花时间看了。”
“费老，您也该休息一下了。您每天看书，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别太累着，毕竟上年纪了。”
“我能这样连着读书的时间很少啊。没有机会啊。在家里来人多，公务多，会议多，看不成书。出去访问调查，日程紧，也不轻松，我就在车上看。那只能一段一段看。像现在这样一连好多天，每天好几个小时能连续不断，没有人打扰，机会难得啊。要利用好啊。还有，请你帮助我买一些书。我想看，手头没有，吴越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听说有这样的书。”
“是有，我见过，是一个系列。”
“哎，帮我买一下。我想看啊。不用多买，有一两本就够，就可以知道水平怎么样了。这样的题目是值得写的，关键是有没有想法，有没有思路，融汇起来，发一家之言。像许倬云那本书那样，东拣一点，西拣一点，都是拣来的，没有自己的，不是土生土长的，就不够深刻。我喜欢看梁漱溟的东西，他说出来的是他自己的学问，不是别人的。”
“现在已经有《梁漱溟全集》了。费老您要看吗？”
“要！要！你回北京就帮我买，或是民盟中央买，我借来看。想看的还有冯友兰的东西。”
“冯友兰的书也不少，还有《三松堂全集》，是河南出的。”
“是他家乡出的《三松堂全集》我也要看。现在手边只有他的一本小书。”
“好。回到北京就去帮您买梁先生和冯先生的全集。”
“好！好！这两个人的东西我要好好看。”
“晏阳初的书也出版了，三本一套。”
“晏阳初的书先不看。”
“您还需要什么书？”
“清末几个大学者的书，像龚定庵、黄遵宪的书，还有其他人的，见了也帮我买一下。这一代学者是大家，我这一代人中大家就少了，东西也不行了。还有老舍，我喜欢老舍，有骨气。曹禺就可惜了，那么好的底子，《雷雨》也相当好，后来就不行了，投降了，再也出不来好东西了。我说投降，不是向哪个人投降，是向庸俗投降。庸俗了，就没有意思了。为了个什么官儿，丢了本色，太不值得了。巴金没有投降，但写了《家》之后，再也没有拿出像样的东西。这些人让政治害苦了。郭沫若的东西我不喜欢，文化人，本来有志气、有才华，出卖灵魂了，东西就不行了。金克木现在很活跃，他的东西怪，面也宽，什么都想说一说。张中行最近也写了不少东西，文字是可以的，就是境界不够。我们民盟的冯亦代先生是个用功的、老式的好学生，文章也正，但是现在这样的文章不吸引人。吸引人的是王朔那样的东西。所以现在坚持严肃纯正的品格很难。王蒙还算可以，他在一些事情上表现得还算有点气节。”
“费老，李约瑟这本书好看吧？”
“好看，很好看！他懂的东西真多啊。科技、历史、哲学、宗教、文学……写的诗也漂亮，才学兼备，很了不起！这本《四海之内》我看完了，还给你，谢谢你给我看这本书。这里边只有这一篇《现代中国的古代传统》不太好，也太长。其他的都很好，诗很有光彩。他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有很多很好的想法。双方都了解，都熟悉，就容易高明起来。国内现在还活着的人，在这些问题上有一定水平的人不多。我知道的，有个李慎之，中国的东西他熟悉，西方的东西也看了不少。我看过他写的一点东西，还是不错的。”
（摘自《田野里的大师》，海豚出版社2014年6月版，定价：2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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