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飞在法国勤工俭学

    1919年11月25日，王若飞等远渡重洋到达法国马赛港。

    从上海出发的时候，王若飞向蔡衡武借了四百元钱，船票花去了一百四十元，连添置行李、衣物和途中花费，尽管百般节衣缩食，到法国时他手上也只有一百元钱了，而这一百元钱仅能兑换八百法郎。于是，他来到了接待勤工俭学生的华法教育会和华侨协社。

    将自己手上的一百元钱交给了华法教育会代为保存，以便分期节约取用。1920年初，他到离巴黎不远的枫丹白露公学补习法语。

    在枫丹白露公学里，王若飞性格洒脱，不拘形迹，言谈动作都别有一种性情。他常常穿一件宽大的外套，戴一顶高高的帽子，夹着一个大书夹子。从装束看，他很像一个大学教授，同学们开玩笑地给他起了一个“博士”的绰号。平时，他专心致志地钻研法文，拼命读书。他喜欢读修养方面的书和古代英雄的传记。他的见解经常与众不同，有一种进取的精神。他涉猎较广，目的不是为的沉潜深入，而是想了解自己尚不大熟悉的领域。他善于独立思考，不时对书中所讲的内容提出一些疑问，总要弄出个究竟。他的这些作为，有时遭到一些人的讥诮和议论，但他都不以为意。他并不认为自己什么都好，但也不把自己看得一切都坏。他认为自己身上还有许多毛病需要克服，特别需要“朋友匡救”。他对周围的事物有些看不惯，最看不起那些仅会吹几句"新思想"的时髦青年。

    对于王若飞这样的勤工俭学生，当年的有识之士就已看出他们将来对中国的意义。在当时的《旅欧周刊》的一篇社论里这样写道：

    “留法勤工俭学生，暂不论思想、学识如何，专就形式及精神而论，确是中国未来的劳动阶级的中心人物。……请看他日国中，竟是谁的世界。”

    当年这篇评论，为今天的现实所证明。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确实涌现出一大批像王若飞这样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家。    

    王若飞在枫丹白露公学补习了三个月的法文。他的钱便花完了，还欠了法华教育会三百法郎。他不能继续学习下去了，必须找到工作，才能维持生活和偿还债务。于是，他请华法教育会代觅工作。

    1920年3月27日，枫丹白露公学放春假。春假后，王若飞和他的同学必须离开这里。而华法教育会通知他们去工厂工作的消息又迟迟不来。4月8日好容易得到了可以去圣泰田工作的通知，并发来了每人一百五十法郎的暂借款。当第二天他们一行三十五人兴高采烈准备动身的时候，不知何故又突然有变，叫他们先不要去报到，再补发每人五十法郎暂住校外旅馆，以等待安排工作。有八个同学实在等不及了，在圣泰田工厂方面没有通知他们报到的情况下，单独组成一组贸然先去了。向来比较稳重的王若飞没有这样做，他自告奋勇，只身前往巴黎华法教育会询问实情。他了解到的是因为招工工厂的工种多与同学自报工种不对口，有的同学不愿前往，有的同学甚至拒绝报到。于是，他返回了枫丹白露。

    直到4月14日，他们才终于得到正式通知，到法国南部里昂附近诺瓦省的圣夏门钢铁厂去做工。他们乘车从枫丹白露出发，经过蒙达尼，在圣泰田转车，来到圣夏门。

    一下火车，举目望去，黄尘满地，黑烟四起，天昏地暗，河水污浊。街市并不繁华，房屋也多简陋。往来的人尽是浓眉大眼、衣衫槛褛的劳动者。

    在未正式进工厂之前，王若飞身边的旅费仅还有三十法郎。为了留出买套工作服的钱和临时必要的开销，他第一天的午饭便实行了"节食主义"。当他饿着肚子去商店的时候，店员们出于对华工的歧视，对他表现出一种嬉笑轻慢的样子，当天下午，尽管他和同学们是拿着工厂开的介绍信到街上住旅馆的，出于对华工的歧视，一连三家旅馆都推说没有房间而把他们拒之门外。到了第四家旅馆才接待了他们，总算没有使他们露宿街头。

    直到第二天清早，王若飞才买了一块面包和冷水豆饼，算是进了到圣夏门一天一夜以来的第一顿饱餐。他觉得这顿饭异常香甜，体会到"饥者易为食"的滋味。第二天正逢星期日，他们到附近公园一游，在那里遇到在圣夏门人造丝厂工作的五位华工。这五位同胞，远远见了他们就主动脱帽，打招呼。这时，有个别同学远远地避开了。王若飞却上前向他们问好。他对个别同学轻视华工、不愿与华工接近的态度是不以为然的。在厂外候工的三天时间虽短，但王若飞却受到了许多教育。

    圣夏门钢铁厂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工厂，有一万五千工人，厂内烟囱林立，铁轨纵横，4月15日这天，他们去报到上班了。    

    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选择工种。王若飞事先不了解钢铁厂有哪些工种和每个工种的劳动强度。一开始王若飞与许多同学选报的是翻砂制模工。当大家听先来的同学介绍说这个工种又累又脏时，一些人便调换了别的工种，而王若飞却没有更换，仍然选了翻砂制模工。没有几天，他便经受了翻砂制模工的辛苦：“天气苦热，厂中尤为干燥，遍地都是泥沙，大风吹进，砂即腾起，着于面上，为汗水所粘凝，偶一拂拭，其状越怪丑可笑。鼻为灰沙窒塞，呼吸因之迫促，时时仰面嘘气以自苏；口时苦渴，吸冷水稍觉清爽。下工时仿如初出监狱的囚犯，觉天地异色，形状很是憔悴。”经过实际操作，他知道了翻砂各道工序的严格、精细的程度，深有感触地说：“翻砂这项工作，普通听去，以为是很粗的工作，实在却非常细致，我还嫌我性情粗莽，不配做呢！”

    王若飞虽然工作十分劳累，但始终没有忘记学习。在王若飞看来“认真研究学问，每天读书的时间并不在多，果能做到心不外驰，读书一点钟，可以比别人读三点钟，一天读五点钟的书，已经是很多的了”。

    王若飞认为，入学校读书自然是“理想的事”，但他非常注重和提倡"进天然的社会学校"。他说：“若要抱取几本讲义，在课堂上鬼混几点钟，然后为学，那么在中国、日本都很好研究，不必远来法国。”他特别指出，“我说这句话，并不是反对人不当进学校，就是我以后也要进学校，是说吾人当求学求智，不可注重文凭，专读死书”。

    对于“社会大学”的重要意义，黄齐生后来在抗战期间写的一篇《社会大学之我见》的文章中，曾系统地阐述过他的精辟见解，并把自己是“社会大学毕业”引以为自豪。他说：“许多老师宿儒，名人硕彦，固然是我的老师，难道贩夫走卒、妇人孺子，如我计算，所得教训，又岂少吗？”他尖锐地指出：“可笑自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输入吾国以来，什九以领讲义、领凭照为教育正宗，如我今兹所说，认为教育实效之一种，或不免要嗤之以鼻。”他以庞德公培养诸葛亮为例，说他们师生之间是“一边生产，一边施教”，“自修自习，互修互习，相与有成”。他在文章最后高呼“社会大学万岁”。应该说，这篇文章是用他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说明了所谓正统教育的弊病和社会教育的重要。可贵的是王若飞早在1920年便从自己实际体验中得出了这种见解。

    （摘自《王若飞传》，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版，定价：39.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