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的觉后禅

    私以为，读书最好的开始莫过于有兴趣，最好的过程莫过于有意趣，最好的收获莫过于有禅趣。就像这些文字——

    处士横议

    《燃灯者》的作者与序者不约而同地提及一件事，即周辅成先生追悼仪式现场，校方竟无一位领导出席。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无非有二：一是周先生学术地位不够；二是特殊原因不便出席。周辅成在中国伦理学界的分量，不说外行话的人都很清楚。周其实还是个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者，他主张“社会主义就是一场新道德运动，哲学理论付诸实践时，一定要使他人或人民的利益与人格受到尊重，并得到发展和提升”。同为北大教授，周先生可以学学长袖善舞的某老，弄课题，带博士，编教材，当会长，加冕“终身教授”，做个机敏趋时和光同尘的学界大佬，耄耋高龄入住301特护病房，一口仙气挺到八宝山，岂非功德圆满。周先生也可学学另一位周先生，阅尽沧桑，勘透无常，见惯世间造化事，浅叹毕竟是书生。晚年远离时事学术，不写字不读书，整天看国产电视剧，动画片都不放过，也算逍遥终老。

    奈何周先生的孤恃和天真，使他放不下“处士横议”的本分。

    在周先生这样的人看来，本分不能守，生不如死。倘若读书人的腹中块垒，皆化为竞进之术，不是以纯正崇高理念昭布于世，而是以奏折密札谄媚逢迎，那么儒之在野与儒之在朝则无甚分别。为做个“醇儒”，他宁愿“被退休”。

    讽刺的是，周辅成先生仙寿颐期98岁，和我们这些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喝狼奶者”一样，不仅遭遇了精神文化意义上的“奥威尔时期”，还赶上了精神文化意义上的“赫胥黎时期”。这两个时期的区别在于：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则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获得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则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则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人们毁于自己憎恨的东西，赫胥黎担心的则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人们毁于自己迷恋的东西。

    杨宪益与曾昭燏

    《杨宪益自传》乃杨先生以英文写成，又由他人翻译而来。杨生于阔绰之家，玩玩呶呶就上了牛津。至于后来的跌宕和灾祸，是赶上那些时代了，任凭谁也躲不了。他文字的懒与自嘲是经历的缘故。

    杨学外语的“一条小小的经验”是初学者需要有明确的目的和强烈的兴趣。他自己小时候学英语就是利用它做工具，满足求知欲，尽量读自己感觉有强烈兴趣的英文书，不拘一格，多读多写多听多说，就有效果了。

    杨先生1951年交给南京博物院一只箱子，同时还有一把钥匙和一封信。博物院打开箱子一看，是满满一箱龟甲骨片，信是杨先生写的，信中说：“这批甲骨是前几天加拿大大使馆代办交给我的，他说他要离开南京了，让我来处理。现在送给贵院，请妥善收好。”南京博物院的研究人员清点了一下，与明义士所著《殷墟卜辞》一书相对照，恰好相符，共2390片，证明确是明义士所著《殷墟卜辞》的实物。其中最大字骨长28厘米，最小的和人的手指头一般大，正是明义士收藏甲骨的第一部分。

    博物院女院长曾昭燏简直要乐傻了，她知道这东西的价值。曾昭燏1929年考入南京大学国学系，拜著名金石学、文史学家胡小石为师。1935年，自费去英国伦敦求学，学习考古专业。1937年，在伦敦完成毕业论文《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后写出《论周至汉之首饰制度》。她诗词文赋俱工，有“当代李清照”的美誉。终身未婚，后从南京灵谷寺一跳身亡。

    她的死，惊动了远在广州中山大学的陈寅恪。陈即写下《乙已元夕前二日，始闻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君逝世于灵谷寺追挽一律》。

    诗云：

    论交三世旧通家，初见长安岁月赊。

    何待济民知道韫，未闻徐女配泰嘉。

    高才短令人谁惜，白壁青蝇事可嗟。

    灵谷烦宽应视哭，天阴雨漫隔天涯。

    在当时，敢公然诗吊曾昭燏先生的，唯陈寅恪一人而已。从杨宪益、曾昭燏到陈寅恪，无论宽赠、托付还是酬唱，隔空传递的其实是一种价值酵素，不知自何时起，它已如青烟一缕，杳渺飘逝，空留余香了。

    四十不官拥皋比

    读严复。史称他急于用世却不谙韬晦，好逞口舌之快，时有激烈言词，为世人所侧目。

    此人思维超前且喜议论，使得了解他的李鸿章“患其激烈，不之近也”。曾纪泽也评他处世有“狂傲矜张之气”。加上私德不谨，意志消沉即吸食鸦片。所以悲叹“四十不官拥皋比，男儿怀抱谁人知”？便属“活该”。回想史事，观照现实，身边也不乏这类人。归纳一下，浅水曾闻大海涵量？蝼蛄焉知四季惊变？万言万当，不如默言，不逞舌没人把你当哑巴，一张口无人不知你虚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意思是大美人都不说话。

    孙文跑伦敦去，和他曾经有一段著名的对话。孙在当时认为，中国之进步，唯有全民革命一途，他希望能够与一切精英分子合作，同其志。严复到伦敦逗留时，孙文正在北美，他风尘仆仆地赶到伦敦，劝说严复支持革命。但严复表示：“中国民品之劣，民性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 （后来果然执掌北大，足见坚持理想，终有实现之日以抒胸臆）

    孙因此回答了那句有名的话：“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人能活几年啊，去等着黄河水慢慢变得清澈？）

    1921年，他死了，遗嘱除对财产做分配外，并以三事谆嘱家人：“一、中国必不灭，旧法可损益，而必不可叛。二、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三、两害相权，己轻群重。”

    好一个己轻群重。

    谁生厉阶，至今为梗

    读《四院·沙滩·未名湖》。

    1982年乐黛云在伯克利做客座研究员时，和朋友卡洛琳合作了一本To the storm，她看见卡洛琳的小女儿只有几个月大，但十分任性，“眼睛里闪耀着野性而热烈的目光”，从不喂饭，爱吃什么吃什么，爱吃多少吃多少，想往哪爬就往哪爬，想尿就尿、想拉就拉，从来不训练大小便自理。卡洛琳反问乐黛云的是：“为何这么早就去训练小孩控制自己和压抑自己？”

    读到这一段时，又想起黄永玉在集美学校上中学时，不爱学习数学物理，考试总是零分——他对初中一年级还让学生玩一些幼稚的牵手游戏感到可笑，屡次考试都无法过关，在集美两年，留了五次级，前后的同学就有几百人，最终没有在集美毕业。但他找到了一个好去处——学校图书馆。这个不爱上课的少年，凭兴趣阅读翻译小说，读所有能丰富他想象的读物。虽是战时，学校图书馆仍不断有新书、报纸，杂志寄来，如《西风》  《刀与笔》  《耕耘》 《宇宙风》  《良友》  《人世间》……几十年后，曾有拍摄黄永玉电视专题片的摄影师，在集美学校图书馆找到过他当年在安溪借阅过的图书，色泽黯淡的借书卡上，写有他的名字。酷爱阅读的习惯由此而形成。这一习惯伴随了他一生。文化积累投射于他的艺术，方才恢恢弘弘，自出机杼。

    初中没毕业的黄永玉如今在凤凰、香港、意大利、巴黎都有豪宅，北京的万荷堂完全是一座巨型庄园。那么多听话的学生从最高学府读完博士后出来还在为找不到工作、买不起房犯愁，可见听话、控制、压抑几十年下来，反而变得不安全——焦虑、恐惧、脆弱、无助，还得重新学习儿童时代要学习的素质——目光澄澈、无所畏惧、尊重本能、删繁就简、敢舍敢弃、直奔主题；学习畅快淋漓的、洞彻了人生“偶在性”与“一次性”的生活智慧。

    可笑的是，这种智慧人家小孩子生下来就拥有。难怪李贽那么赞美“童心”，难怪克尔凯郭尔说：“你应当重新成为孩子。”所以，我见不得大人训斥孩子，你有什么资格？那小鬼做你的老师绰绰有余！

    汤用彤先生惊讶于儿媳不识《诗经·桑柔》，儿媳乐黛云便以雪耻之勇熟背了《诗经》。“谁生厉阶，至今为梗”，谁搞出来的祸端，至今还在产生灾害。

    1992年上乐黛云先生的课，兴味盎然，课堂笔记能记下她说的每一个字，结科论文也得了高分，内容随即淡忘了。18年过去后，才真正从她那里悟出一点点道理，谢谢她。

    泥地里的蝴蝶

    读《又见昨天》。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具有史料价值且能影响思想史脉络的丛书，几乎没有使人印象深刻的。十月文艺这套“百年人生”系列值得致敬。

    杜高档案于潘家园旧货市场被李辉买走后，在知识界产生的那场悸动，让人觉得这个群体的良心尚残余一丝生气。《又见昨天》回忆了作者1955-1979年奇峻的“标本”式的亲历，那是整整24年的无妄之灾。与他相比，韦君宜和周一良笔下的“痛”不过是随波逐流时的咸湿本能而已。杜高为两枚窝头所写的长达数千字的检查，是饥饿与羞辱杂糅之下的恐惧，与他喜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名字中的“杜”即源出民国时期“杜思妥耶夫斯基”的译名）陪同枪决的恐惧，程度大约差不多。

    由于这篇检查，我莫名其妙地想到叔本华和邵洵美，这两个人因为无聊生发的恐惧，带来的也是一般深沉的绝望。足见恐惧是分层次的。有高级恐惧的人，比如邵洵美，用黄永玉的话说，最后像一只美艳的大蝴蝶被踩在泥泞的地上，不该这样啊。

    去年于方掬芬老师的寿宴上，杜高对我说正在写一本新书，愿意让我出。年初在团拜宴上，他又沉着地安慰我，当时我心力交瘁，百感交集，难抑失态，几近伤厥。是的，他的一生足以谕诫真诚的人们，即便被踩在泥泞的地上，也要做一只蝴蝶。

    钟叔河的柜子及其他

    钟叔河先生常向朋友炫耀他自己亲手打的柜子桌子：“瞧，几多平整！几多硬扎！几多牢靠！”刘伯温所谓“多能鄙事”，意即一个书呆子不会干别的事情，其本行的功力往往也有限。

    郭沫若曾说：用两年时间在史料占有上超过陈寅恪。

    “他善于表达，可惜没有什么可表达的。”卞之琳的冷峭真是有趣。

    汪东林先生所著《梁漱溟问答录》，有汪东林先生的意气在里面，如同《陈寅恪最后20年》中陆健东的意气。有哭笑之声的史传中品藻人物都是如此。

    一个人的精神发展史就是他的阅读史。——朱永新噜苏了那么那么多（如“我们需要共同的神话和诗歌”啥的），靠谱的只有这句。

    （摘自《老虎的觉后禅》，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8月版，定价：4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