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作者明恩溥，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在华最为著名的传教士之一。他在当时对中国人性格特征的一些叙述，今天看来或许过于倾向批判而难免让读者心生反感，但却是他向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建议，将清王朝支付给美国的“庚子赔款”用来在中国兴学，资助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所以，我们或许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解读他批判的“苦心”，以“自省”。
在西方，人们认为度量标准一成不变才是生活质量的保证。但让很多外国人觉得苦恼的是，中国的很多度量方式都有双重标准，而且中国人对此甘之如饴。在他们看来，有两种不同的货币、重量乃至度量标准，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完全没必要大惊小怪。
你问一个卖肉饼的人他每天要做多少张饼，这个人答道，大约“一百斤面粉”，至于这一百斤面粉能做出多少肉饼，那只能由提问者自己估算了。问一个农夫他的牛有多少斤，如果这个农夫给出的重量明显偏低，那么他就会辩称自己忘记把牛骨头的重量算进去了。
度量的标准同样混乱不堪。比如量粮食的斗，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大小也不相同。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品脱就是一品脱，一磅就是一磅。但是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在中国，中国的一品脱永远不会等于一品脱，一磅也永远不会等于一磅，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不仅有理有据，而且在生活中十分普遍。
同样，“整体等于各部分之和”在中国也不一定成立，这在河道航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经询问，你确定离前方某地的距离为四十里。经进一步仔细分析，原来四十里实际上是两个十八里。“四九等于四十”的说法是不是让你目瞪口呆？同样，“三个十八等于六十”的“八九不离十”的现象比比皆是。我们还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位邮差没能在规定时间内跑完六十里抵达目的地，对此，他对长官解释道，这个六十里可不止六十里，长官于是另外遣人去调查这段路的距离，得到的结果是八十三里，于是后来的邮差们都是按照八十三里计算了。
坐落在一座城市四周的几个小村庄，虽然离城市的距离从一里到六里不等，人们却把所有村庄统称“三里村”。此外，人们常常注意到，一段约莫一里的路，如果路的两旁盖满了房子，那么这条路就可能被称作五里长。村民们信誓旦旦地向我们保证，这条路确实有五里那么长。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中国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度量标准就完全不足为奇了。
中国人在说到年龄的时候缺乏精确性也是一个普遍的事实，这可以说是中国人独特的民族特性。要知道一个人的准确年龄十分容易，但中国人却通过一个人的属相去得到一个人大致的年龄。一个号称“七八十岁”的老人，你通过询问了解到的事实是，他去年刚满七十岁。事实上，在中国，即使你渴望精确，一个人过了七十就称八十的这种状况，就像共同海损一样是必须承受和被容许的。就算一个中国人打算告诉你他准确的年龄，你也要明白，他所说的年龄往往是过了春节之后的年龄（译者注：即虚岁）。中国人用“十”计数的习惯根深蒂固，从而导致了很多说法含混不清。几个人就算是“一二十个”、“几十个”，也许还被说成“好几十个”，精确的计数在中国实在是难得一遇的经历。中国人关于“百”、“千”的使用同样含混不清，而“数不胜数”则是实际计数的极限。尽管有着更为精确的计数方式，但是中国人对此却毫不在意。
我的一位相熟的朋友对我说，有两个人花了二百串钱去看戏，之后他自己又补充道：“是一百七十三串，不过这和二百串差不多了，对不对？”
一对久居中国的外国夫妇准备重返故土，在他们回国之际，他们的中国朋友准备了两幅精美的卷轴，分别送给这对夫妇两位年迈的母亲。而这两位老人刚好同岁。华丽的条幅上一边写着“福如东海”，另一边写着“寿比南山”。除此之外，条幅的下方写着两行小字，一行写着恭贺老夫人“七十高寿”，另一行则写着恭贺老夫人“六十华诞”。夫妇二人代母亲收下了礼物，再对条幅的精美表示了适当的称赞后，其中一人鼓起勇气问赠送者：为什么两位母亲同样的岁数，一个被说成七十岁，另一位却被说成六十岁呢？赠送者给出了一个十分个性的回答：如果两幅卷轴上都写上“七十高寿”，会显得作者缺少创意。
中国人很重视祖籍，这对我们讲求精确的人而言，是十分要命的。一个人因为诉讼来求助于我。他告诉我，他居住在某个村子里，但是从他的言辞之间，我显然感觉他是住在城郊。经询问，他才承认他现在已经不住在那个村子里了。我问他：“难道你不觉得自己现在是个城里人吗？”他回答道：“当然不，虽然我们现在是住在城里，但我们的老家却在那个村子里。”
学习中文的外国人最初遇到的障碍是，他们没办法找到一个准确的表达来区分相似事物的特征。中国人的整体思维模式都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定之上，跟我们的习惯不同。他们根本不能理解西方人凡事穷根究底的狂热。很少有中国人能说出自己所在的村子里有多少户人家，他们也根本不想知道。他们简直就不能明白，怎么竟会有人想知道这个！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准确的数字。
中国人缺少精确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说依然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像头脑或智力那样僵硬、刻板，你不能指望心也像头脑或智力一样，去思考那些死板、精确的东西。至少那样做是极为困难的。实际上，中国的毛笔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精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辜鸿铭
中国人在数字上缺乏精确的特性，这在书写中甚至是在印刷物中的表现也同样突出。大量廉价的出版物，没有哪一本不是错字连篇。把这种现象归因于图省事，倒不如说是因为人们觉得精确根本无关紧要使然。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人缺少一种教育，这种教育本质上与要求绝对精确的化学式的教育有相近的地方。其实，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像其他任何民族一样，把任何一件事情做到精确，甚至做得更好，因为他们被赋予了无与伦比的耐心。但不得不说，真实的现状是：中国人完全缺乏讲求精确的品质，甚至不知道精确为何物。假如这一说法成立，那么下面这两个推论就顺理成章了。第一，我们在查阅中国的历史记录时，必须充分考虑中国人的这一特性。如果我们轻易采用中国人的统计数据，稍不留神我们就会上当受骗。第二，对中国人那些各种美其名曰的“统计数据”，一定要持保留的态度。我们习以为常的“总体绝不会大于各部分之和”，在中国的统计结果可能正好相反。
“无可无不可”，享盛名尤为久远。……就因为生存于这一个社会里，那个人的一些权利没有法律的保障，只有模棱两可的冷淡消极态度最为稳妥而安全。
——林语堂
（摘自《大国与小民：外国人眼中的中国范儿》，古吴轩出版社2014年10月版，定价：3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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