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面性的人格弱点，对任何人来讲，都不能避免，所不同者，程度上的差别而已。
文人，要比普通人多一个心眼，属于较会掩饰的一群。所以，给人以斯文的一面多些，而不那么斯文，乃至丑陋的一面，往往不大容易被人发觉。这其中，擅长表演、演技达到炉火纯青者，精于隐藏，能够做到纹丝不露者，就更不容易识破看穿了。你以为他正人君子，其实，内心相当小人；你以为他冷酷无情，六亲不认，但在你落难之时，危殆之日，却有一副热心肠，甚而向你伸出援手。不过，幸好的是，在这个物质诱惑如此强烈，名利欲望如此涌动的社会中，一个人要想完完全全、始始终终、彻彻底底、严严实实，藏掖住自己的另一面，很难很难。
于是，就会发生以下这样的情况，一个完美的典型，佩服了半天，结果破产，成了败类；一个高大的形象，崇拜了很久，忽然颠覆，顿为恶棍。在历史上，这种反差强烈的角色互换，倒也并不鲜见，明代的大艺术家董其昌，大概算得上一个。中国文人之两面性最甚者，有史以来，莫过于他。当下，知道董其昌字画者很多，知道此人不怎么样者很少，用网络语言来说，“晒一晒”这位野史《民抄董宦》的主角，了解人之两面性，也许不无意义。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松江华亭（即今之上海闵行马桥镇）人。早年出身寒门，而且是相当相当的寒，据《云间杂识》：“董思白为诸生时，瘠田仅二十亩”，土地不多，还很瘠薄，糊口之难，可想而知；成名后遂富甲一方，富到流油，富到连同为本乡本土的另一高官徐阶，比他要大三品的前首辅，即宰相，也对他“膏胰万顷，游船百艘”的家产，自叹弗如。一个致仕回乡的辅座，充其量拿千薪而已。董其昌的书法，绘画，每一字，每一笔，换来的都是真金白银。所以，徐府门可罗雀，董府门庭若市。自古至今，艺术而“家”以后，马上精神变物质，名气越大，来钱越多。钱来得快，来得多，很容易成为暴发户，很容易产生市侩气，艺术家一旦商贾化了，为富不仁，则是必然的结果。而且这个董其昌，除了是书法绘画超群的艺术大师，更是级别相当可观的明朝高官，又是拥有万贯家财的地主豪门。名气、权威、钱财，这三合一的优势，让他得意忘形。如果说，他在京城为官时，还有少许的谨慎，回到松江华亭，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心遂意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春天，数万江南民众围抄董其昌家，并一把火焚之，就因为他地主而且恶霸，横行乡里，豪门加之劣绅，作恶多端。加之子弟不法，胡作非为，家人仗势，狐假虎威，劣迹丑行，贻祸家乡。老百姓积怨之深，民愤之大，早就恨之切骨，奈何他身居高位，官官相护，奈何他财大气粗，爪牙众多，只好任其横行。但这年春天，由于他强纳民女，采阴补阳，拘冲民妇，剥裈捣阴，出了人命案，遂遭遇这场农民运动式的抄家。在中国文人中间，为独一份，在世界文人中间，大概也是独一份。围攻民众，成千上万，四乡八里，啸聚而来，焚其屋舍，毁其资产，砸其牌匾，殴其家人。民抄董宦，野史流传，江南一带，家喻户晓。董其昌的文名虽甚，但不敌其秽名更大，这是他一生中最大尴尬。
到了清朝，撰《明史》的张廷玉，下笔这位极富争议的前朝人物，是如实道来，还是隐恶扬善，大概颇费周章。作为识时度世、老到精明的官僚，作为极其聪明、极会来事的史官，既不能不说这件事，又不能直说这件事，只好求助于和稀泥了。第一，众意难违，董其昌的书法、绘画、题签，在其健在时，便奇货可居，人皆宝之，入清以来，更是朝廷科考、斋宫供奉、干禄求仕、苞苴贿赂的极品。第二，圣眷甚隆，不但为乾隆欣赏宗奉，赞誉备至，朝夕临摹，得其精神，甚至连康熙也是十分首肯的。两位帝王的赏识高看，撰史的他不能不下笔郑重，干吗哪壶不开提哪壶，据实直书其臭其丑，惹得年轻气盛而且特别自负的主子不开心呢！
所以，在《明史·文苑四》的《董其昌》传里，对抄家之事，便大搅糨糊，为董开脱。但论述他的艺术成就时，主子说好，那就顺杆儿爬吧，张廷玉便没有什么顾忌了，尽力拔高，不惜溢美。“其昌天才俊逸，少负盛名。初，华亭自沈度、沈粲以后，张弼、陆深、莫如忠及子是龙，皆以善书称。其昌后出，超越诸家，始以宋米芾为宗，后自成一家，名闻外国。其画集宋、元诸家之长，行以己意，潇洒生动，非人力所及也。四方金石之刻，得其制作手书，以为二绝。造请无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人拟之米芾、赵孟頫云。同时以善书名者，邢侗、米万钟、张瑞图，时人谓邢、张、米、董，又曰南董、北宋，然三人者，不逮其昌远甚。”《明史》为官方正史，认可“人拟之米芾、赵孟頫”的说法，说明对其书法自成一家，绘画行以己意，其创新精神突出，成就超越前人，是相当肯定的。明人袁宏道也誉他堪与苏轼、王维比肩的大师，是在艺术和文学上同样精彩绝伦的“兼才”。
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举进士，时年33岁，一直到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逝世，享寿81岁，非常巧合的是，董其昌政治生涯开始之日，也是他艺术生命肇起之时。据说，那年科考，他名列第一，但是他试卷上的那笔字太蹩脚了，主考将其改列第二，这使他大受刺激，从此埋头练笔。华亭本是书家云集之地，具有天赋的他，很快就出类拔萃，扶摇直上，并触类旁通，兼及绘画，直追前人。于是，声名卓起，视为一时之俊。在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与中国外文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中国绘画三千年》一书中，对董其昌的艺术成就也作了很高的评价。“以进士出身累官至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这在文职中是最高级别的官员。为了避免被卷入政治漩涡，董其昌经常借故回家闲居，与朋友往来，观摩、鉴赏和收集古代书画作品，从事诗文、书画创作，成为一个集书家、画家、鉴赏收藏家和文学家于一身的少有人物”。
这样一位看来完美的人物，在其五十年的官场活动中，虽然他玩政治的段级很高，虽然他搞权术的智商很高，尤其他公关的实力相当雄厚，他的字画就是无往而不及的利器。然而，在权力中心这个高危领域里，而且是风险指数最高的朝廷中间，聪明以至于狡猾如董先生者，也有难保藏掖得不够严实之处，于是，人们便看到他不完美的负面形象。
明代后期，万历、泰昌、天启、崇祯诸朝，始终贯穿着阉宦及其附庸官僚控制朝政，与东林党人反控制的激烈斗争，有时甚至是相当血腥的厮杀。而且，自视为清流的东林党人不仅与阉宦势不两立，甚至与非清流的文人，也是形同水火。这对董其昌来说，一方面，他得维持道德文章的面孔，他得保证艺术巅峰的地位，他得拥有学问人品的清誉，他得受到知识阶层的认可；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察言观色，窥测方向，投其所好，随风转舵，不得不为变色龙，为应声虫，为马屁精，为三孙子。在这样政治败坏、朝廷黑暗、官场险恶、吏风沦丧的大环境下，董其昌游转于勾心斗角的局面中，如鱼得水般自由自在；混迹于尔虞我诈的环境里，回旋从容立不败之地，与那些红脸的、黑脸的，甚至花脸的各式各样的人物，交往，交际，交流，交好，常在河边站，竟能不湿鞋，一团和气，一路春风，能不教人既羡且妒吗？
当他风头最劲时，谈禅解文，读碑作画，花前题字，月下吟诗，可以形容为京师第一忙人。那时，要是有报纸，有电视，他绝对是头版头条的新闻人物。就看他既是铁杆东林党人王元翰、创党前辈赵南星的座上客，经常请益，差点把门槛踩破，又是东林人士所看不上眼的李贽、公安三袁、陶望龄、焦弦、陈继儒的老朋友，来往密切，吃喝玩乐，高谈阔论；他既是首席阁臣周延儒的知音，得其庇护，又是大学士叶向高的知己，受到垂青。能够不分兰莸，走动两府，正邪通吃，皆表忠心。他不但出力支持为人所鄙视的阮大铖，为其奔赴说项，甚至对内廷有实力、有头脸的宦官，也断不了联络巴结，趋迎邀好。尤其对魏忠贤，更是卖力逢迎。“当其盛时，尝延玄书画……魏珰每日设宴，玄宰书楹联三、额二，画三帧……魏珰喜甚。”……总而言之，其骑墙左右之得心应手，其人前人后之两面三刀，其八面玲珑之奔走讨好，及其书画墨宝的凌厉攻势，可谓无坚不摧，无攻不克，无求不应，无往而不刚。尤其他身段灵活，进止得当，有可为时京师活动，无可为时作画卖钱，有险情时回乡避风，有压力时逃遁江湖，官越做越大，钱越捞越多。人称“巧宦”，这当然不是恭维他了，可见同时代人对他也是颇为诟病的。
董其昌写过一首小诗，诗不长，诗题较长，《画家霜景与烟景渚乱，余未有以易也。丁酉冬，燕山道上乃始司文，题诗驿楼》：“晓角寒声散柳堤，行林雪色亚枝低，行人不到邯郸道，一种烟霜也目迷。”这大概是他又一次从京城官场的政治漩涡中逃脱出来，回松江华亭途中所作。对于明天，对于前景，对于将来重返天子脚下捞取政治红利的可能性，对他这样热衷声名、贪婪功利的两面人物，不可能不感到迷茫和失落。正如眼前混混沌沌、朦朦胧胧的一切，看得见，摸不着，究竟是烟乎？还是霜乎？只能存疑，唯有在忐忑中期之于来日了。细细品味，这首七绝倒是他的心理独白。
到了万历四十四年，年届花甲的董其昌终于藏掖不住他正人君子的另一面，遂闹出来“民抄董宦”这样惊动东南半壁江山的特大丑闻。
这段顶风臭四十里的秽史，使古往今来的拥董的粉丝，对此公两面性之强烈反差，无法解释。一个大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地主恶霸，一个为世所公认、书画双绝的艺术大师，两者之间，可有一丝一毫相同之处吗？
（摘自《文人江湖》，作家出版社2014年5月版，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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