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笃庄(1914—2000)，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农史学家、民主人士，译有《物种起源》、《达尔文进化论全集》等，生前曾任民盟北京市委常委、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
叶笃庄先生（老五）在他们兄弟中是一个异数，三哥叶笃义、六弟叶笃廉(叶方)、七弟叶笃正、九弟叶笃成(方实)走上革命道路，都受过他的影响。南开中学毕业后，叶先生先后就读于金陵大学农学院、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实科。在日本留学时，即投身“左翼”活动。抗战军兴，毅然放弃学业，归国投身抗敌事业。后受党指派，在重庆潜入国民党“特种情报所”，与于光远先生的岳父孟用潜一起创办“太平公司”，在昆明参加美国战略情报局GBT小组、AGAS(美军陆军辅助队)，赴北平营救盟军战俘。1940年代末受党指派，加入民盟，参与民盟北平市委筹建工作，参与国共和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以“敌特”嫌疑被捕入狱，含冤受屈十八载。1976年特赦“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干部”，始被释放。1979年予以平反。
在叶氏兄弟中，冤屈最大，苦难最深且最久的，当属叶笃庄先生。十年牢狱之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处境之恶劣，外界实在难以想象。然而就在这样饥饿与疾病交加的苦难岁月中，他却翻译了达尔文的巨著《人类的由来》(全部)与《赫胥黎讲演集》(半部)，其坚毅与勤奋更非常人所能企及。十年刑满以后，他仍然没有自由，在安徽劳改农场、渔场中继续从事体力劳动。他的三个女儿先后多次前来探望，而爱妻则早已病故。这不是一个家庭的苦难，是整个民族苦难的缩影。
北平解放以后，当我看到威武的解放军入城时，兴奋到了极点，多年所梦想的打倒腐败的蒋介石政权，终于实现了。我相信，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国很快就会建设成一个富强的国家，屹立在世界之林。当我在天安门前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激动得泪如雨下。
1948年，我已由同学姜秉权介绍来“北平农事试验场”工作。北平解放后，“北平农事试验场”改组为“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这就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前身。华北农研所组成后，成立一个新的下属机构，即“编译委员会”，领导派我担任翻译委员会主任，这与当时我个人的打算颇有扦格。我本想自己搞点科研课题，不愿做这个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工作。另一方面，看到解放前一起干的同志们都登于庙堂之上，“冠盖满京华”，也使我心里痒痒，想弄个一官半职。仔细一想，自己在武的方面无尺寸之功，在文的方面，也是“踵常途之役役，窥陈篇以盗窃”，“投闲置散，乃分之宜”；何况“月费俸钱，岁糜廪粟”，非其幸欤!所以也就安心坐冷板凳了。
解放战争期间，周建人为了避开国民党的迫害，去香港继续进行民主活动，在那里他翻译了达尔文的名著《物种起源》，分上下两册，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解放后，周先生想找人进行一次校订后再版。周先生审阅我任总校的《米丘林选集》后，知道了我的名字，乃请吴晗约我晤面。他很爽直，也很谦虚，他说，他在香港出版的《物种起源》译得很粗糙，是为了弄点稿费吃饭。那时搞民主活动的人士，无论大小，都得自己找饭吃，谁也没有工资好拿。周先生是老前辈，我不敢贸然答应下来。我说：“我很愿意干这桩事，但我的校改不知能否合周先生意。既然干，就得认真地干，我想先校改几段，请周先生过目，如果认为可以，我就改下去，否则还是另请高明为妥。”周先生答应了，我就校改了几段，请周先生审阅，他很满意。
第一版问世时，我们曾明确指出，这是试译本，就是说对于译文还不十分满意，准备以后再作修订。但由于政治运动连绵不断，这一愿望始终未能实现。周先生去世之后，到1986-1987年，我也七十多岁了，于是抢时间进行了一次修订，这就是现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中的和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达尔文进化论全集》中《物种起源》修订本。从第一版问世到修订，其间经历了38年!这期间，知识分子忙于写思想检查，忙于开会和写文章、唱赞歌，哪有时间去干“正业”，弄不好还会戴上一顶“白专道路”的帽子呢!
经过《物种起源》的翻译和校订，我的胆子大起来了。我觉得我的主观条件和客观需要，都使我在这方面有用武之地。因为，从事科技翻译需要三个条件：专业、中文、外文，在这三个方面，自信还有一定基础；而且国外的生物学名著，没有译成中文的，有如汗牛充栋，不愁无书可译。正好在这时，大约1956年，出版总署决定翻译和出版《达尔文全集》，由周建人先生董其事，周先生又邀我协助，处理组稿和统校。于是请了各方面的专家担任译者，如潘光旦、费孝通、张肇骞、石声汉、萧辅等诸位先生均在被邀之列。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亲自登门邀请潘先生译《人类的由来》的情况，此事虽已过去四十多年，犹历历在目。一天的上午，我去中央民族学院平房宿舍去找费孝通先生译《人和动物的感情表达》，他爽快地答应下来了。我又请费孝通先生引我到毗邻而居的潘先生家，说明来意后，他也爽快地答应下来了。潘先生早就研读过这部世界名著，他叼着烟斗，微笑着向我说：“我能胜任!我能胜任!”他那两只不大的眼睛透过高度的近视眼镜闪闪发出智慧的光芒，我庆幸有这样的大学问家参加翻译，一定可以有一套传于后世的《达尔文全集》中译本问世。
正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1957年，一场“反右”风暴刮起来了，“知识分子”成为靶子，他们的“早春天气”一变而成严寒的冬天，我们邀请的译者，如潘光旦先生、费孝通先生等，连我在内，都被划为“右派”，无一幸免。“右派”不准乱说乱动，当然被剥夺了发表任何作品的权利。《达尔文全集》的翻译便搁浅了。
1958年，我又被升级为“反革命”，捉入狱中，经过几次审讯，写了“亲笔供词”之后，便命令我“深挖犯罪思想根源”。每日苦思冥想，左挂右靠，实在挖不出什么玩艺儿，即使自己给自己戴上大帽子，也不过是虚应故事而已。大约到了1960年，我日益感到这样虚度光阴，真不如死。这时我想起《达尔文全集》的翻译，于是我想起翻译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我以为潘先生大概不会翻译此书了。踌躇再三，我大胆向狱方申请翻译这部书。这是胡思乱想的事，这样做，不但不可能得到批准，还会招来“不认罪”的批斗。但我还要冒险一试，即使遭批斗，也在所不惜，可见当时这种欲望在我的思想中占有何等重要的支配地位。决没有想到，狱方竟批准了我的要求，我兴奋极了，以至通夜未眠。
不久，我收到了家里送来的《人类的由来》原著、赫胥黎的《短论集》等，抚摸良久，思前想后，不禁潸然泪下。跟着一些具体问题来了，没有稿纸怎么办？我不得不把译文写在日文译本的行间，写的是蝇头小楷，字体的大小真如蝇头。钢笔头用秃了，就在水泥地上磨尖，一直磨到笔头上的那个小孔而不能再磨时为止。我译这部书的时候，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社会上人民的生活由于缺乏营养而致水肿，监狱里犯人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可是，我也不知哪儿来的那股劲，从白天到夜晚，饥肠辘辘，一灯如豆，手不停笔，每得佳译，如饮甘露，顿时忘却身在囹圄之中矣!大约用了两年的时间，我就译完了这部57万字的巨著，还有半部《短论集》，后者是写在马君武译的《人类的由来》的行间，迄今仍在我的书架上。那部《人类的由来》译稿在“文革”中被红卫兵一烧了事。达尔文逝世100周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那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是在我第一部译稿被焚之后，再度翻译的了。
被划“右派”前我已经把达尔文的与《物种起源》同样重要的著作——《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上卷译出来了。写到此处，我想起了黄宗甄先生，他正好是这部书的责任编辑。上卷第一版抢在1957年9月出版，再晚一点，出版就要有问题了，因为1957年9月30日在大会上正式宣布我为“右派”，“右派”帽子一戴，就被剥夺了出书的权利。而下卷的出版，则是1958年我被关进公安局草岚子看守所之后的事了。上卷是我和方宗熙先生合译的，下卷是我自己单独翻译的，又不好用“×××等译”这个骗人的办法（我被错划为“右派”后，我的名字便从译著上取消了，与他人和译的译者名字改为“某某等”）。这时黄先生竟敢用我的六岁女儿叶晓的名字出版了下卷，耍了一个偷梁换柱计。如果追究起来，他这个责任编辑恐怕要吃不了兜着走了，何况那时他的日子也不好过，离被划为“右派”大概也不远了。出版后样书送到了草岚子看守所，稿费交给了我的妻子。对这种侠肝义胆的暗中帮助，我真是铭感五内，没齿难忘!
“四人帮”倒台了，文化大革命完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正如古人所说：“我看你起楼台，我看你宴宾客，我看你楼坍了。”这正是对“四人帮”的写照。1978年，经过20年的禁锢之后，我得到了平反，终于重见天日，何其难哉!何其幸哉!我44岁时入狱，64岁时出狱。出狱之后，又回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我首先盘算的是，我还能干些什么，给社会做点什么贡献。想来想去，我最佳的选择是完成《达尔文全集》的翻译。当时我估计完成这项工作至少需要10年。由于年龄的逼迫，必须争分夺秒，真是“焚膏油以继晷”，日以继夜，不知老之已至矣。但对译文决不敢稍有疏忽，务求忠实而通顺，终于在1998年全部印齐。
紧跟着的问题是如何出版。《达尔文全集》共13卷，约五百万字，出这套书，要有一笔很大的投资。我到处游说，到处碰壁。有的出版社想出，又怕赔本，找我要资助，多则20万元，少则10万元。我乃一介书生，全靠工资吃饭，何况劳改20年，无分文积蓄，怎能拿出这样一笔巨款？要不就让我包销几千本保本。我非商人，没有偌大本领。几经周折，终于得到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支持，从“院长基金”项下拨出10万元作为资助出版的费用，这样，终于和科学出版社订下出版合同，但直至1998年才全部问世。
当看到13卷(内有两卷为上下集)、500万字《达尔文进化论全集》出版时，我已84岁矣。我本来能够为我们共和国多尽些力、多做些事情，而且我忠心耿耿地愿为共和国多尽些力、多做些事情，无奈，历尽沧桑人已老，却惭名贱入书林!
（摘自《一片冰心在玉壶：叶笃庄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版，定价：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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