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剑桥的高桌晚餐
一次，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M教授邀请我参加教员的高桌晚餐。
高桌，是餐厅专供教员使用的长条桌，它通常横摆在餐厅的主上方，那里的位置比学生餐桌的地面高出一两个台阶，师生虽然在同一个餐厅进餐，但师生的等级是由高桌来维持，因此，顾名思义，叫做High Table。从那里，教员可以俯视或监督低桌的学生，学生也有机会观察高桌上发生的事情，同时交头接耳，传播一些关于教授私生活的闲话和趣闻。不过，我在圣约翰学院做客的那天晚上，学生已放假回家，餐厅比以往都安静。剑桥高桌用餐的传统，和牛津、德莱姆这些英国最古老的大学一样，在维持了几百年以后，至今依然如故。英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爱恋，只要看看这些顽强保存下来的礼仪，就一目了然。我想，这不仅仅对我，恐怕对任何一个现代中国人——无论在视觉上，还是在思想上——都会产生强烈的冲击。
我对面坐的是一位圣约翰学院的资深院士，他自我介绍是语言学家。语言学教授懂得世界上二十多种语言，不过中文除外。晚餐期间，他特别喜欢和我讨论中文和汉字。比如，英国Cambridge（剑桥）这个名字译成中文怎么讲？为什么“康桥”的译法未能流传下来？语言学教授听得兴趣盎然。坐在右边的M教授插话道：你还记得Joseph Needham（李约瑟）吧？他抬眼看着语言学教授说。
当然，听说他的中文是自学成才的，非常了不起，语言学教授禁不住赞叹起来。
你猜，他学会的第一个中文词是什么？
不知道，你听他讲过？
“香烟”。对一个初学的人来说，这两个字其实不好写。M教授用手比划着给语言学教授解释道，M教授在剑桥大学讲授中国历史，他的中文底子很好。
我心中产生了好奇，问道：李约瑟在世的时候，你们认识他？
他们两人互相看了一下，笑了，M教授说：天下无人不识君啊。
语言学教授接着说：我们剑桥当年有一大批红色科学家，最著名的两个天才，一个就是生化学家李约瑟，另一个你恐怕没有听说过，隔行如隔山嘛，他是大物理学家贝尔纳(J．D. Bernal)，外号叫“智者”。这两个人从上大学开始，就信奉上社会主义，到后来，一个支持毛泽东，另一个捍卫斯大林，至死不变，你说奇怪不奇怪。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剑桥有一批左翼科学家，真是意想不到，李约瑟和贝尔纳都是被认可的皇家学会的院士啊。
我忍不住又问道：除了这两个人外，剑桥还有哪些人属于左翼科学家？
语言学教授说：你听说过生化学家霍尔丹那个怪人吗？他是其中的一个；还有大数学家哈迪（有人译为“哈代”），生物学家郝格本和数学家莱威。让我想想，哈迪上世纪三十年代才到剑桥，他原先是牛津大学的教授，我听说，他的宿舍里老是挂着列宁的巨幅画像。这人是一个疯狂的板球迷，在他的眼里，世界上只有两个人够得上伟人布莱德曼——唐纳德·布莱德曼被公认是最伟大的板球手——的档次，一个人是列宁，另一个就是爱因斯坦……
M教授好像猛地想起什么，他把手中的甜点勺轻轻搁在盘子上，转身对我说：上星期《卫报》披露了一条特大丑闻，听说《纽约时报》也转载了这个消息，你回去看看。报上公布了乔治·奥威尔1949年向英国情报部门递交的绝密黑名单，他的笔记本上另有一百三十五个名字，比我们先前知道的多了一百个人。
你是说《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的作者乔治·奥威尔吗？
正是这个家伙。从M教授说话的语气听得出，他对奥威尔很不以为然。
什么黑名单？谁的名字在上面？……我不觉愕然，不知是怎么一回事。
谁的名字？自然是当时的地下共产党和地上共产党，还有他们的同路人，比如像卓别林、萧伯纳、斯坦贝克；你信不信，就连纽约市长拉瓜迪亚也榜上有名，这人1947年就死了，和共产党有什么干系？还有我们剑桥人的名字，贝尔纳、布莱克特、普利斯特利，都统统列在上面。奥威尔这家伙是不是足够阴险？
听到这里，我来了研究兴趣：奥威尔是一个作家，他为什么向谍报部门递黑名单？文学和政治之间到底有些什么瓜葛？我心想，回去把这个名单找来，好好研究一下。
李约瑟和他的左翼朋友
李约瑟与鲁桂珍和李大斐之间的故事，在学术界流传很广，对外人来说，这三个人的亲密友情始终是一个谜，我也很好奇，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李约瑟的妻子桃乐希·李约瑟，中文名叫李大斐。她很不简单，不但读了科学博士，生前也是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夫妻双双都被选为皇家学会院士的情况，极为罕见。鲁桂珍是他的著名情人和第二任妻子。
李约瑟活得很潇洒，其中一个表现，是他爱女人——这辈子他爱过很多女人，而且有他自己的方式。他和李大斐实行的是开放婚姻。所谓“开放婚姻”的意思是，结婚后，夫妻双方不受限制，两人都享有婚外情的自由——有人把这种“开放婚姻”和东方的妻妾制混为一谈，其实很不一样——让人实在想不通的倒是，像李约瑟这样一个虔诚的英国国教信徒，在婚姻上竟如此离经叛道。
李约瑟的叛道，并不特别稀奇，因为当时英国的风气大异于今日。例如李约瑟的朋友、剑桥物理学家贝尔纳，1922年和他的妻子艾琳·斯普拉格结婚时，双方也事先讲好，要实行开放婚姻。他们说到做到：斯普拉格生的孩子，贝尔纳都一律认作是自己的孩子，贝尔纳自己也情人无数。年轻的时候，贝尔纳居无定所，他在艾琳那里或一个情人家里住一段时间，隔些日子又跑到别的女人那里去住。
表面看来，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方式，是“一战”后的一时风气，但其中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一代欧洲的年轻人在政治和生活方式上，实行了各种各样的实验，这里既包括反抗传统、崇尚自由和社会主义，又包括公开裸泳、自由恋爱、实行开放婚姻。像李约瑟和贝尔纳的这种开放婚姻，当时在激进的艺术家和左翼知识分子群体中蔚然成风，他们提出的理由是，人不能被资产阶级的家庭伦理和性别财产观所束缚。法国思想家萨特和波伏娃的开放婚姻广为人知，但从时间上看，他们比起李约瑟和李大斐的实验前后不出十年。
贝尔纳年少气盛，聪明过人，读书过目不忘，说起话来更是滔滔不绝。他是一个富有思想魅力的男人，经常吸引一些有理想的女性在他的周围，而且，这些女性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左翼，“智者”这个绰号就是她们当中的一位叫起来的，后来响遍剑桥。有一天，贝尔纳的X射线晶体学实验室来了两名助手，都是年轻女性。她们好奇地向贝尔纳的博士生霍奇金——此人在贝尔纳指导下做研究，建树多多，1964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打听，贝尔纳真的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知吗？霍奇金也是一位年轻女性，她微笑着回答说，你们明天随便找个话题考考他吧。这两个人依然将信将疑。第二天上午，贝尔纳果然出现在实验室中，她们就把事先准备好的话题拿来问他：贝尔纳博士，您对墨西哥的建筑有研究吗？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贝尔纳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地说：先告诉我，你们想听西班牙人征服美洲之前的建筑，还是那以后的建筑？接下来，他给她们上了一课墨西哥建筑史，她们自然也是听得心服口服。
对这个人不佩服不行。英国皇家建筑研究会邀请贝尔纳去演讲的时候，他在演讲中不但大谈欧洲城市规划的历史，而且还论及现代数学拓扑学的起源，让建筑学界的专家们颇有些自愧不如。贝尔纳说，拓扑学的数学问题，起源于十八世纪的城市规划，它要解决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
一个城市共有七座桥，
你如何走完所有的桥，
而不重复其中的一座？
这个有趣的数学命题，是被欧洲的一位数学家于1736年在彼得堡的俄国科学院提出的。
我早就留心到，剑桥左翼科学家在知识趣味上常不拘一格，他们有点像二十世纪的文艺复兴人。贝尔纳、李约瑟、沃丁顿，这三个人都是英国皇家学会的院士，但他们各自的文学艺术修养极其深厚，绝不是浅尝辄止或者随意涉猎。这从他们的社会交往中也可见一斑：这几位科学家与欧洲前卫诗人和画家的往来频繁，有些艺术家成为他们相当亲密的朋友。
有一天，毕加索来贝尔纳家做客，几轮葡萄酒喝过，毕加索兴致大发，拿起一支油画棒，在主人客厅的墙壁上运笔如飞，顷刻间完成一幅“壁画”。这幅画至今还在，几年前被英国的一家医疗慈善机构所收藏，成交25万英镑。
我猜想，沃丁顿（生物学家，剑桥左翼科学家圈子的核心人物，李约瑟、贝尔纳的朋友）当时也应该在场，亲眼看到毕加索的现场表演，尽管我无法证实这一点。我的依据是，沃丁顿既然是贝尔纳的好友，而且对毕加索和前卫艺术家的活动了如指掌，那种场合怎么能缺少他呢？况且毕加索去英国访问，目的是为了参加贝尔纳组织的世界和平运动大会，沃丁顿恰恰是这个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
我的推测不是空穴来风，有一件事足以做证明：我在艺术史图书馆查资料，在书架上看到一本书，书名叫《表象之后》，把书抽出来一看，作者的名字让我的眼前一亮——沃丁顿！这书原来是他晚年的一本艺术史著作。在分工如此细密的现代世界，一个科学家竟然撰写了一部艺术史专著，这可以说闻所未闻。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艺术是沃丁顿的业余爱好，写这样一本书，不过是过把瘾。但看完书之后，我马上纠正了自己的偏见。这本书绝不是泛泛之作，不但立论平稳，材料扎实，有很强的学术研究作支持，而且洞见多出，大有和艺术史专家一分高下的架势。
不难想象，沃丁顿对欧洲现代艺术的观察和研究，一定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至少从他当剑桥大学本科生的时代已经开始，否则无法解释这个科学家为什么对巴黎的画家和诗人——尤其是他们的底细——如此知根知底，好像他自己就生活其间。
我一位朋友是经济史学家，很多年前我和她在一个研究所共事一年，后来成为朋友，无所不谈。朱蒂，是我这个朋友的名字。她研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很多年，对哈耶克理论的来龙去脉，做过深入调查和研究，是这方面公认的专家。
朱蒂回纽约探亲，我陪她去MOMA（现代艺术博物馆）看《马蒂斯和毕加索》的特展，中午在咖啡厅休息吃饭时，我忽然想起沃丁顿，忍不住向朱蒂介绍起这位英国科学家对欧洲前卫艺术的研究，并且特别强调，是沃丁顿帮我解开了立体主义之谜。没料到，朱蒂眉毛一扬，反问一句：
哪一个沃丁顿？
我一愣，她也知道一个叫沃丁顿的人吗？我把英文字母给她拼读出来，然后又补充一句，朋友们称他“沃德”。
朱蒂听完摆一摆手说：这个名字我知道，大名鼎鼎的沃丁顿，他是哈耶克的敌人。
我将信将疑，难道这个沃丁顿是孙悟空，竟也跑到经济学的领域大闹天宫？
不会吧？我们俩说的是同一个沃丁顿吗？我迟疑地问。
嘿，不就是那个剑桥帮吗？她笑着说，眉毛俏皮地往上一挑。
贝尔纳他们？我试探道。
对。
还有李约瑟？
当然。
原来朱蒂对剑桥科学家的事迹一点也不陌生，她的博学再次让我刮目相看。临分手时，她嘱咐我，别忘了回头再看一遍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在那本新自由主义的教科书里，哈耶克指名道姓地骂过沃丁顿。
真有那么巧的事？我受到强烈的好奇心驱使，回到家后立刻把《通往奴役之路》找出来读了一遍。果然，哈耶克点名批评了以沃丁顿为代表的英国左翼科学家，并且把矛头直接对准沃丁顿早年写的一本书，叫做《科学的态度》。
哈耶克为什么会把英国左翼科学家当作敌人？答案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里说得清清楚楚。这是因为，那些科学家主张“计划科学”——“计划”这两个字，是哈耶克不能容忍的东西，并由此认定这些人是“我们中间的极权主义分子”，还说以沃丁顿为代表的英国左翼科学家“敌视西方文明自文艺复兴以来所代表的一切”。好大的帽子！沃丁顿，敌视现代西方文明？这个说法让我吃惊不小。
一个是经济学家，一个是生化学家，隔行如隔山，怎会成为冤家对头？这里面肯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哈耶克是不是误解了剑桥科学家们的意思？
不过，思前想后，我对哈耶克的境遇开始产生同情，因为他的思想和学说，在“二战”前后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并不受到重视，可以说是孤掌难鸣，处境艰难。设身处地想，我若是哈耶克，我多半也会生出这样的烦恼：为什么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欧美国家最具才华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都一律左倾？为什么最出色的诗人、作家、导演、艺术家和知识女性几乎都向左转，即使不加入共产党，也纷纷变成社会主义的信徒？
乔治·奥威尔的黑名单
剑桥大学高桌用餐会上，M教授第一次提起奥威尔的黑名单，从剑桥返回纽约后，我曾经花了不少时间。
有的时候，作家的命运很诡异。奥威尔，他的《动物庄园》写成后，出版过程极其曲折，一度到处碰壁，书稿在大大小小的出版社旅行，又被大大小小的出版社先后退还。想当初，他的报告文学《通往威根码头之路》，是由出版家维克多·郭兰兹一手策划出版的，郭兰兹是最早鼓励奥威尔走上写作道路的人，但是就连这位朋友也拒绝出版《动物庄园》，理由是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写得过于粗糙，文学上不成功。
公平地讲，郭兰兹是伦敦著名的左翼图书俱乐部的发起人，政治立场和亲苏态度肯定多少影响了他的判断力，他看不上《动物庄园》或许和这些背景有关——顺便说一句，他的名字后来也被奥威尔写入黑名单。但是在1944年，让奥威尔最为苦恼的，是他分别接到艾略特和燕卜荪写给他的信，这两个人一点不留情面，言辞直白，指出《动物庄园》有许多漏洞和不合情理的地方，认为它是一部失败的作品。艾略特和郭兰兹不同，他是有名的右翼保守派，燕卜荪也不是左翼作家，这两个人对《动物庄园》如此否定，对奥威尔来说自然是雪上加霜。
但接下来，事情变得迷离扑朔，甚至有些神秘兮兮。既然奥威尔的文学同行一致认为《动物庄园》写得不成功，出版社也不愿意接手，那么到后来这部书稿如何转眼交成了铅字？何况，书稿变成铅字远不是故事的结束，它还被译成多种文字，改编成动画片，几年之内风靡世界，与奥威尔的另一部小说《一九八四》并驾齐驱，成为二十世纪流传最广的文学作品。直到2005年，美国《时代》周刊还把《动物庄园》推崇为一百部最佳英语小说之一，《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还将其划入西方世界的伟大经典。
这个奇迹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我平时爱读侦探小说，喜欢设计精巧的奇诡故事和情节，可当我深入研究奥威尔的材料，特别是近年陆续曝光的有关档案，我受到的心理冲击已经不能用惊讶来形容，原来其中的奇诡和奥妙不仅超越了侦探小说，而且让人联想起近来十分流行的阴谋论。
故事说起来很长：种种档案材料揭示，《动物庄园》有幕后推手——正在这部书稿处于绝望境地的时候，英国谍报部门IRD忽然对它发生兴趣，并及时伸出了他们的援助之手。IRD与军情六处有直接联系，他们动用的是国家资源，自然无往不利。《动物庄园》这本书不仅顺利出版，并且和《一九八四》一道，被译成了俄语、法语、德语、阿拉伯语、中文等几十种语言文字，批量印刷，全面普及。于是，一部失败的小说摇身一变，一下子成了西方世界的伟大经典。
奥威尔的故事其实还没有完。
冷战结束以后，一些罕为人知的内幕陆续曝光，在1996年，英国谍报部门IRD的部分档案开始解密。解密后的文件刚被送到英国国家公共档案馆，英国《卫报》的一名记者就马上跑去审阅。记者在编号为FO1110／189的活页夹里，发现了一份奥威尔在1949年向IRD秘密递交的黑名单，上面罗列了欧美两国进步人士的名字，既有共产党人，也有共产党的同路人，其中的三十五人的名字，最先被媒体披露出来——这批名单是奥威尔在医院养病时交给他的女友西莉亚·克宛的。克宛是IRD的谍报人员，奥威尔一直在苦苦追求这位美女，尽管他的追求不顺利，连求婚也被拒，但是他依然迷恋这个女人。当克宛告诉奥威尔，IRD需要搜集情报来对付斯大林和苏共的时候，他欣然同意合作，并从此开始了他在西方知识分子中的双重生涯。
奥威尔与英国谍报部门合作的内幕一经曝光，惊动了欧美知识界和他的众多“粉丝”，一时间舆论哗然，奥威尔凭借谴责极权主义所占据的道德制高点，忽然之间变得岌岌可危。七年之后，又有记者发掘新的证据，奥威尔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笔记本，这个本子长19.8厘米，宽16.5厘米，上面写了密密麻麻的字。奥威尔在这个笔记本里，按照字母顺序排列了一个很长的名单，从A到Z，共一百三十五个人。每个姓名旁边都写有批注，表明这个人是CP（共产党），那个人是FT（共产党同路人），这个人是尤太人（我是有意不写“犹”，因为这个字，多半是明清之际基督教传教士引入的译名，并且借此把欧洲的种族歧视和排尤主义植入了汉语。这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后果：不了解情况的人可能望文生义，误以为“犹太”是中国人发明的译名。其实，以元代文献记载来说，涉及到北宋时期最早来开封的尤太人，古人是把希伯来语的称谓音译为汉字“竹忽”或“朱乎得”，绝不是“犹太”），那个人是爱尔兰人，等等。真相大白，原来这个笔记本才是早先被披露的黑名单的真正来源。
历史之路竟是如此幽深曲折。
（摘自《六个字母的解法》，中信出版社2014年7月版，定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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