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假期的一个上午，11点钟左右，我到费里茨家里喝咖啡。我们在餐厅的窗前坐下，一边看着对过的市政厅钟塔，一边谈论着当晚我和吉米邀约赴宴的宾客。这时费里茨发话了： “真可惜呀，我们不能把那座古老的钟塔请来喝碗豌豆汤！它年复一年地矗立在那里，一定见多识广！假如它开口讲话，说不定有多少形形色色的趣事要告诉我们呢。要是我们能够认识这些趣事的主人，一定很有意思。”
“亲爱的费里茨，”我回答道，“如果我们能请来钟塔在你家餐桌上用餐，那么，邀请某个在坟墓中沉睡了500年的巴比伦权贵做客也不该是什么难事吧？！”
费利茨表示同意：“你说得在理。”
“那么，”我提议道，“我们开始行动吧！谁也不会阻止我们的。”于是，就在那个时刻那个地方，我们就自己曾经渴望会见和当时有心邀约的客人列了一个总名单。
德希德里斯·伊拉斯谟（荷兰人，中世纪哲学家、神学家，《愚人颂》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是我们的首位客人。他准时赴约，与我们度过了一个极为愉快的夜晚。
夜色已深，我和费里茨都注意到，年迈的伊拉斯谟开始显现倦态，他打起盹来。显而易见，他已经不习惯这样规格的款待。我给费里茨做了个手势，我们溜下椅子，来到壁炉前，在一张长凳上坐下。
“嗨，”我说，“计划实现了吧？”
“是呀，”他回答，“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吓了一跳呢！我们接着怎么办？说实话，我有些不知所措了。”
“我也有同感，”我附和道，“不过我倒是有了一个主意。假如我们请老先生做我们的指导、哲人和朋友什么的，岂不是美事一桩？他比我们更清楚应该做些什么，而且还能帮助我们照顾其他客人。”
“妙极了。”费里茨说，“等他睡醒，你跟他谈谈如何？”
于是，伊拉斯谟醒来的时候（他只是打了个盹），我们谨慎地转向了这个话题。对于我们的提议，他十分惊讶，难作定夺。但是经过方方面面的斟酌之后，他表态说，能够重返人间一段时间，他当然求之不得。
孔夫子的哲学
我从未去过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从没有见过中国人。我确实见过。我熟知的那些中国人都具有隐忍和勤奋的品质，从而使他们比白色的、棕色的和黑色皮肤的邻居们，尤其是白色人种更高一筹。至于受教育的中国人，他们在各方面都远在我之上，对此我自惭形秽。
我最欣赏中国人身上体现出来的真正的伊拉斯谟式容忍精神、他们愉快的蒙田式沉思性格以及他们的语言文字表现出来的拉伯雷式的睿智（粗俗的或不粗俗的）。他们对食物内在本质有着极其微妙的感受，很少对西方人看似诚实实际笨拙的东西感到愧疚。熟知中国和中国人的朋友经常告诉我，这样的描述过于恭维。朋友们说中国人极其狡猾，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轻易采用极端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们对同胞的苦难漠不关心（我们对此表示怀疑），他们外表的冷静与藏在微笑双眼后面的内心平静互不一致。
也许这一切都是真的。
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过去和现在的中国人？为何他们做什么都成功？他们有什么我们西方人不具备的品质？我找出答案的唯一途径就是阅读大量书籍。在阐述中国之谜的每一卷书中，我总会碰到一个人，一个预言家或者说一个哲学家（人们冠以他各种名号）。中国人之所以能成为现在这样，中国在过去的2500年之所以一帆风顺，据说主要是此人的功劳。
此人名叫孔夫子。当欧洲人最终听说这个人的时候（他死后两三千年），他的名字已拉丁化了，成为Confucius。从那以后他以此名著称。
公元前551年，孔夫子出生在一个古老的名门望族。这点让我们西方人相形见绌——我们真有那么年轻吗？耶稣生前500年，我的祖国还不存在，尼布甲尼撒（指甲尼撒二世，前630-前562，位于巴比伦的伽勒底帝国最伟大的君主，在他的首都巴比伦建成著名的空中花园）刚从巴比伦海岸线上消失，耶路撒冷的第一座大神庙仅仅在几年前遭到摧毁，雅典还得等上一个世纪才能建起帕农神庙。至于罗马，那时还是个小乡镇，正与自己的竞争对手伊达里亚人作殊死搏斗，四百多年之后，它才成为帝国的中心。
因此，当我们西方人仍住泥屋、涂蓝脸、过野蛮人的生活时，中国人已经学会用美丽的瓷盘进餐、用精致的手工图画装饰房屋四壁，这些手工技术如此精湛，胜过任何现代艺术家。而且中国人中还出现了一位东亚世界的大智大慧的预言家。他给几亿人民提供了一套通俗易懂、切实可行的生活哲学，这种哲学影响了此后2500年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时至今日，一如既往地至关重要。
我知道他的许多语录会随时间推移变得僵化，这似乎是所有至理名言的规律。我们自己的宗教也适用此理。在罗马圣彼得教堂受推崇的耶稣和我在破落的拉普教堂见到的耶稣迥然不同，当时一群狗趴在神坛周围，没有人忍心将它们赶到零下30度的室外去。这同样适用于佛教——所有信仰中最纯洁、最高尚的宗教。佛教在全印度和中国盛行了3500年，最终却走向变异衰落。我认为，甚为保险地说，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众多科学领域，尤其是医学。平庸弟子手中的医学往往和某种新疗法发现者治病救人的初衷相去甚远。
即使是面临众多的不利批评，我依然保持对孔夫子的诚挚尊敬。没有超自然的矫饰，没有一丝故弄玄虚，孔子却能给予上百万人民一种切实可行的生活哲学。这种生活哲学使得人们在任何恶劣环境下，没有回报也能努力奋斗；在各种无以名状的愤怒情况下也能保持愉快；在无需全力以赴时也能辛勤劳作；在有理由哭泣时也能保持微笑。
因此，孔子来赴宴时，我要给他鞠三个躬。
晚 餐
周六晚上6点半。一切准备妥当。费里茨和我坐在炉火前，等待我们不同寻常的经历。7点差一刻，伊拉斯谟悄悄溜进屋，跟我们打招呼，和往常一样，到厨房和厨子以及她的丈夫说上几句话，然后加入我们喝上一小杯莫赛尔白葡萄酒。
7点差3分。
有人敲了一下门，外面站着孔子。孔子很容易辨认，因为他和画像上一模一样。他没有伸出手握手，而是慢慢地对着我们每个人鞠躬。一拜，二拜，三拜。我们用同样的方式回礼，然后示意他坐下，他照做了。
这时我们注意到他身后尾随着一位穿着普通的中国青年。青年人向我们拜了三拜，然后解释他到这儿来的原因。“我是孔子的后人。”他告诉我们，“我想我是他的第42代子孙。我曾在康纳尔大学农学系就读，不久日本入侵中国，我回国参军了，结果心脏中枪。今晚我尊敬的祖先建议我陪同他赴宴，当他的翻译（孔子说的是公元前6世纪的鲁地方言）。我不是总能听懂他的话——这得需要点儿耐性。你们很清楚你们与乔叟交谈有多困难，而他还只是生活在几百年前。不过我们血脉相通，而且，”他笑了一下，“我们相处融洽。”他迅速地用中文说着，似乎重复了最后一句，而老先生正深情地看着他并很自然地拍了拍他的背。我们对不速之客表示欢迎，然后让他把这个信息翻译给他的贵宾祖先。
这时柏拉图也到了。他看起来和在罗马梵蒂冈的半身像一模一样。
伊拉斯谟用他在大学学到的最高水平希腊语礼貌地欢迎柏拉图。起先，柏拉图看起来很迷茫，接着似乎听懂了，重复了伊拉斯谟的那几句话。我们注意到柏拉图说的希腊语和我们在学校学到的希腊语截然不同。
两位贵宾现在互相恭迎了几句。这得花点儿时间，因为他们都得使用翻译进行交流。
晚宴开始了。
这顿饭，我很高兴地说，似乎令我们的客人非常满意。柏拉图告诉伊拉斯谟，“那时，”他说，“上帝给我们提供食物，无论何时我的学生饿了，他就可以从我授课地方上面的树上摘些果实来吃，这样我们的讨论就不会中断。”
我告诉柏拉图，如今上课的方式可不是这样。“为什么呢？”柏拉图通过伊拉斯谟问道， “你们的学生不感兴趣？”
“不，”我回答，“只是方式不同。”
“还有什么不同的方式吗？”柏拉图继续问。
我宁愿换个话题。这可能会引出一个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痛苦事实：当代学生对与谋生无直接联系的所有学术问题毫无兴趣。幸运的是，乔挽救了这一局面。乔上茶时用的是我们最好的、已用多年的蓝色代尔夫杯。孔子注意到这些杯子，仔细地研究着，然后告诉我们，这些杯子可以和他在齐侯府时用的杯子相媲美。
晚饭之后，因夜晚较凉，我们都退到温暖的炉火旁。接下来3个小时，是真正的心灵碰撞——正是这些人真正协调在同一智慧波长之上，受益多多。
起先，谈话相当笼统，但不久话题就变得很明确了。在这两位先生心中有一个话题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和其他人一样，用各自的方式时刻关注着政府管理的问题。
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将政府交到最有能力完成这项艰难任务的人手中。
当然，他们十分熟悉用来保卫国家免受来自上面或下面暴政的每项措施。这些问题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而且和人类历史一样久远。孔子可以给我们提供2500年前的例子，柏拉图会以基督教时代开始前5世纪的亲身经历作答，伊拉斯谟会谈起他尊敬的学生——查理大帝（此处指查理五世，1519-1556年在位，因其拥有数十个王侯头衔和统治着地域广袤的帝国而著称。他是1 6世纪欧洲最强大的君王，他的帝国是欧洲王室政治联姻的结果）400年前遇到的难题，费里茨和我会小小担心我们时代面临的疑惑。但说实话，我们根本谈论不出任何结果。我们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怎样才能阻止个人或少数人将他或他们的意志强加给多数人呢？如何能确保那些最适合掌权的人实施真正的统治呢？
最后，临近晚宴结尾，我们似乎得出了结论。孔子和柏拉图都认为，人类作为个人，作为社区成员，首先要接受约束其行为的道德基础。这样，人人满意的、合理的政府形式才有可能存在。因为人类主要是一种食肉动物，永远寻求自身利益，在为自己家族寻找衣食住行和奢侈品（尽可能多的）的路上，随时准备着把那些挡道的人踩在脚下。
我们对这个议题没有任何分歧，一点儿都没有。但我们再次面临那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有没有这样的道德基础？如果有，怎样才能让足够多的人接受它并用一生去捍卫它？”
宗教？已经尝试过了，现在还在尝试。
教育？我们对人们的教育、教育、再教育有多大用呢？教育传播了众多无用的信息，却丝毫不见增长民众的智慧。
我们继续谈论着，直到离别时刻的到来。
孔子似乎预料到我们告别的时刻很快会到来，离时钟敲响半夜时分尚有约十分钟的时候，他站起来通过晚辈翻译，告诉我们他已经有几百年没有享受过如此惬意的夜晚了。柏拉图也说了类似的话，只不过语言没那么华丽。甚至伊拉斯谟也感慨这个晚上令人愉快。
接下来我们相互进行礼节性的鞠躬。这时钟声响起，蜡烛灭了，留给费里茨和我的是一些更为愉快的回忆。
我们喝完最后的茶，对视了一眼。“哦，”费里茨说，“这个问题似乎仍未能找到圆满的解决方案。我们该怎么办？”
“工作，”我答道，“继续工作，直到找到出路为止，否则，关注这个问题的人就所剩无几了。”
（摘自《与世界伟人共进晚餐》，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6月版，上下册定价：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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