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别母亲

    “在这里，一个老人过世，我们就说一座图书馆烧毁了。”

    ——V.S.奈保尔《非洲的假面具》

    我关于母亲的回忆，都很具体，很普通，也很琐碎，充满了各种细节，为我所感知——是那种无法脱离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的感知；回忆起来，却又微不足道，往往连件事儿都算不上。是以总有一种虚幻之感，稍纵即逝。

    对我来说，母亲就是过去的一段生活；讲得夸张一点，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些生活习惯，或一份生活态度。然而这却是很难诉诸文字来表达的。

    母亲是个普通的人。不像有的人生前有所建树，或有所创作，他们已经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转化为另外一种形式，在自己身后至少暂时保存下来；母亲去世了，什么都没有了。我所感到痛惜者正在于此：一个普通人的死，真的就是结束。

    当然也可以说：普通人死一次，而创造者死后有可能再死一次——作品之死，乃至名声之死。所谓“创造物”，有可能与一个人留下的遗物一样，自己不扔，死后别人还得扔。历史上大概只有极少数人得以摆脱这一命运，不过也还不能就此断言，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兴许有些我们现在以为不死的人会陆续死掉。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人，要想继续维持自己的作品与名声的存在，是非常不容易的。普通人反而没有这种危险。

    母亲所曾经拥有的，只是她的生活。那种有意味，有品质，又是平平常常，日复一日的生活。我久久记忆，时时回想的，也是曾经如此生活着的母亲。我惋惜哀痛这种生活与母亲已经一并不复存在。

    母亲的“地标”

    母亲去世整一个月那天，我独自进城，“旧地重游”。——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在追寻什么。我乘公共汽车到灯市东口。路口西南角上原来有家香侬餐厅，现已改为北京蒙娜丽莎婚纱摄影东单旗舰店。母亲七十岁生日那天，我们曾经在此为她祝寿，当时拍的照片我还留着。沿东单北大街南行，协和医院对面，原是上海餐馆雪苑，现已改为红石头餐厅。母亲和我曾经多次来这里吃饭，常点的菜是响油鳝糊和油爆河虾，还记得有位倒茶的女服务员，人已不算年轻，上海口音，说话挺客气的。再向前走路过大华电影院，这是母亲和我常看电影的地方，如今装修改造，暂停营业。

    我在东单乘公共汽车，到南池子下来。我曾在日记里写道：“二〇〇二年十月四日，陪母亲去王府井，沿皇城根、菖蒲河走到天安门，在起士林吃饭。”母亲就给姐姐写信说：

    “原来的旧河道废了，上面盖了房子，都是那么又低又矮的平民住房，现在推了，重新开通河道，再建公园。配合那红墙，里面建了一排古建筑，这公园是值得一游的。”

    此番我重访菖蒲河公园，南池子大街路西的一半已经关闭；路东的一半两头亦挡以铁栏，然错有缺口，可以穿行。里面人迹稀少，花草全无，景色萧疏。问环卫工人，则云冬天谁还会来，西边“十一”前就关了。

    我一直走到东华门大街。这天晚上，我和大哥一起在华龙街的起士林吃饭。此处亦已面目全非，北面的开放式走廊不见了，店门改了位置，店内也添设了洗手间。问服务员，说是前年春天改造的。母亲的信中记下了二〇〇二年十月四日那次点的菜：

    “沙拉，奶油汤，方方吃炸鸡卷，我吃的罐焖牛肉，又吃了栗子粉。奶油栗子粉多年未吃了，栗子粉略嫌粗点，奶油是那种带点酸味的，很好吃。”

    又说：

    “我们在华龙街起士林吃的西餐，让人还想再去。”

    大哥和我在那里坐了很久，回忆起母亲的许多往事。

    几天后我又路过朝阳门北小街的楼外楼，正是吃饭时候，里面却黑灯瞎火。这也曾是母亲和我常来的地方。几年前换了招牌叫哨兵海鲜，现在干脆关张了。记忆最深的是第一次来，查母亲的信是二〇〇一年六月十五日，那天饭刚吃到一半，突然天色如墨，街上车辆、行人幢幢有如梦寐，继而雷电交加，大雨倾盆。

    当时母亲望着窗外的那种既惊异又忻幸的表情，此刻犹在我的眼前，鲜明真切极了。

    汉语有个新词叫“地标”，也许可以说，还有一种属于个人的“记忆地标”或“情感地标”。

    我发现，与母亲相关、与她和我那一段共同经历相关的这种“地标”，已经陆续不复存在。它们甚至先于母亲的不存在而不存在了。

    说得夸张一点就是，母亲虽然离开并不很久，但我感觉她曾经所属的那个世界已经分崩离析了。

    和母亲一起看DVD

    母亲留下一份目录，列着她生病以后所看的DVD，共计二十三页。母亲是个影迷。言谈之中，常常忆起早年看电影之事。

    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陪母亲看电影的，我已经记不清了。能想起来的是“文革”后重映《龙须沟》，看到一半母亲和我都哭起来——我们不约而同地联想到家里住的房子，下大雨时到处漏水的惨状。现在那一幕还在我的眼前：纸糊的顶棚上鼓起一个个大包，如不赶紧捅个窟窿泄下积水，那么整张纸都掉落下来了。再就是母亲一连到电影院看了七遍日本电影《追捕》，其中至少有五遍是和我一起去的，这件事她晚年还常常提到。当初公映此片删节颇多，后来我买到完整版的DVD，可惜没有给母亲再放一遍。

    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先后举办了英国、意大利、法国、苏联、日本、瑞典和美国的电影回顾展，地点多在小西天电影资料馆，偶尔也在北展剧场或人民剧场。母亲和我都去看了。我还记得那次法国电影回顾展，同时还有美国电影周，母亲和我两边都不愿舍弃，有一天早、中、晚跑了三个地方，看了六部电影。

    我们搬到望京后，起初她还大老远地进城去看电影。在给姐姐的信中说：

    “我去大华看电影了，现在离退休老人都半价，花了十元，看了黎明、张曼玉的《甜蜜蜜》，很好看，也是得奖的。有了这半价，我每星期进城就可以看电影了，不然我这个影迷一直没怎么看电影。”

    后来母亲就不大出去看电影了。她在给姐姐的信中又说：

    “我已有过去看电影的辉煌成果，现在也得服老，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吧。”

    大概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就在每天吃过晚饭之后看DVD了。母亲不看国产电视剧，曾评论道：

    “编电视剧的没有生活，没有体会，也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凭空一想写出来骗人，可笑，没法看，所以我只有等方方晚上放些好的有价值的电影给我看。”

    看DVD这事前后持续了将近十年。即使在母亲生病后，除了她几次住院，几乎未曾中断。我晚上偶尔外出，也尽早赶回去，无论多晚，都要看一张碟。母亲则坐在沙发上看书，等我回来。说来我也不知道是她陪我看，还是我陪她看，反正我努力挑选她可能喜欢看的，至少是能够看的；有时候我同时找出几张请她取舍，她总是说：看哪个都成，反正都得看。母亲在信中说：

    “我们看碟，有时一部，有时两部，这是方方最高兴的事，我当然奉陪，不看也没事可干。”

    “我认为好的电影，会在看完后左思右想，影响睡眠，至于我认为一般或很差的电影，看过后就不记得了，不进脑中。”

    母亲看电影，可以接受好人有坏结局，也就是一般的悲剧；但不大接受坏人有好结局，如某些黑色电影。这反映了她的思想，也折射了她的人生。

    我们看DVD，本来是在晚饭后；母亲病重不能看书，就对我说，白天也看个电影罢。那时她已经不能久坐，在她的座位上加个棉垫子，前面放着助步器让她扶住，片子放到一半，还要搀她站起来拍拍身子。这样一直坚持到她住院的前一天。那晚上看的是荷兰导演本桑伯加特的《暴风雨》。因为第二天要早起，我看这片子只有九十六分钟，算是短的，就挑了它。没想到竟是母亲一生中所看的最后一部电影了。

    母亲去世后，有一回我寻找一张DVD，从柜子里逐一抽出之际，忽然想起这些都是与母亲一起看过的，我还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当时她喜欢与否，正所谓“睹物思人”——这种“思”鲜明、强烈到有种将人逼至角落之感，简直难以承受。这与整理母亲曾经读过的书的感觉还是有所不同。

    母亲为我编选文集

    母亲的遗物中有一小叠纸条，上面写着我的文章的一些标题，这是她为我编选“三十年集”时所做的记录。出版社编辑来电话约稿，正赶上我看见母亲做脑部核磁共振的报告，显示再次发生肿瘤转移，我有关她病情已经得到控制的希望遂告破灭，就想让她做点什么留个纪念——虽然我并未对她讲明。

    母亲前后花了五天时间编选的这本书，后来取名“河东辑”。她在日记中写道：

    “方方应邀编一本三十年集，他说让我协助他选他的文章，我有能力吗?试试吧。”

    “上午我还在看方方在他的著作中挑出的文章，再让我精选一遍，我看重这个工作，或许经我再挑选，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方方继续让我代选他的文章，我已弄好，不知如何。我想他所以让我帮助他编此书，也是要给我增加自信力，让我觉得自己还能为孩子做些事情，打发掉我因病而带来的悲观。他用心良苦。”

    过了半年，出版社寄来校样。母亲在日记里写道：

    “送快递来了，是方方的三十年集，好重，序言中感谢我帮他编集，祝我健康长寿，我看得眼泪都出来了。”

    这之后编辑不断告诉我书快印出来了，但就是总也印不出来。整整一年过去，终于拿到样书，而母亲已经陷入昏迷了。有一天因为使用激素稍稍清醒，我把书举到她的眼前，对她说，本来我想请您签个名字的。她带点歉意地说，怎么签呢。我这愿望也就没能实现。后来我写文章说，西谚有云“迟做总比不做好”，可是有的时候，迟做与不做其实没有多大区别。

    母亲的写作

    母亲一直有从事写作的愿望。

    在她的遗物中有个纸盒子，放着她的一些文稿，包括一小册新诗，两个完整的短篇小说以及四五篇小说的残稿。八十年代初期，母亲用“沉苏”的笔名在杂志上发表过几首诗，那些杂志她一直留着。还有一个本子，抄着母亲写的一篇游记，共三十七页。母亲在一九八三年的日记里就说：

    “翻出八〇年我游杭州的信，读了一封，很有意思，我想去掉不必要的，把这些信抄在一个本子上，以后翻翻也可重温南游的情景。”

    十八年后，她给姐姐写信说：

    “还整理了八〇年去杭州游玩给你和方方写的信，共廿封，将来订成册，也算留给你们的纪念。”

    我还找到她三十多年前写给我的几封信。其中一封信里说：

    “你今天走后，我生起炉子，就开始写我的短篇，一直写到晚上十点三刻，完成了。题目叫‘空壳’，共三十页，即六千二百字，当然太长了，等你回来砍吧。如果这篇能使你稍为有点心动，那将是我最大的安慰。好，等你回来。”

    那时我还在上大学。我已不记得我是如何回应的了，只怕当时不够热情，扫了母亲的兴致。这篇小说保存了下来，取材于她自己“文革”中的亲身经历。

    那个纸盒里还有一张剪报，是母亲搬来城外不久，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署名还是“沉苏”。母亲给姐姐写信提到此事：

    “我写了一篇东西。是因方方不适合给《北京晚报》发东西，他写得太深，不大合乎那报纸的口味，约稿的人说让他随便写点，可以用别人名字，说只要妈妈(指我)看得懂即成。方方说那还不如让我妈写呢。这样我就自告奋勇写了一篇。方方说写得不错，只是短点，也成了。编辑叫王东，打电话来夸奖说比方方写得好，这怎么可能呢。”

    这里是她所写的全文：

    短暂的视野

    儿子在城区的边缘买了房子。我随着搬来之后，陆续有亲戚朋友来访。除夸奖房间的装饰布置外，最满意的还是从宽敞明亮的窗户向外眺望，都称赞视野很好。有的还总结说：“买房就是要挑视野开阔的。”大家对我们新居的肯定，多少冲淡了当初为装修搬迁花去的劳累之苦，我也就尽情享受视野带给我的欢乐。

    坐在阳台的藤椅上，看见太阳升起来了，白云飘在蓝天，大片树林直抵天边，远山隐约一脉。夜晚窗外挂着一轮又圆又亮的月亮。去年冬天初雪之后，大地白茫茫的，从来没有过的寂静，我仿佛看见雪地里有只狼缓缓而行。这种近乎犯傻的浮想联翩，给我很大乐趣。虽然将近老耄之年才住上这样的房子，我还是心满意足了。

    没想到视野的赏心悦目竟如此短暂。好像顷刻之间，原来我们视野里的大片荒地就变成日夜喧腾的工地了。对着我们的北窗，已经矗立起一幢二十多层的高楼——当然现在还只是个水泥骨架而已，我这才觉得楼要光是水泥骨架实在太难看了。东窗外接着在为另几幢高楼打地基，整天轰隆轰隆吵个不停。当然在这种边缘地方是没有人来测分贝的。别说白天的视野了，晚上睡觉也成为难事。我想起当初买房时对视野的考虑，原来是一种短视。如果挑视野不那么好的，也就是说，跟别的楼挨得比较紧的，可能反倒要舒服得多。我想还是把这个经验或者说教训告诉别人吧。

    儿子安慰说：“要不多盖些楼，这儿怎么能繁荣呢，是不是，妈妈?”当然是这样了，那就忍耐，盼望，直到繁荣的到来吧。到那时我也就不会想到有什么狼了。

    多年以后重读母亲的文章，觉得她的兴致、寄托，她的寂寞，她对声音的敏感，都表现出来了。只是所提到窗外的几幢楼，已经都很老旧了。

    （摘自《惜别》，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版，定价：4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