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印度人，还是中国人？

    一

    回到北新桥头条胡同，那群麻将搭子仍在小卖部门口，闷热的夏夜里他们会一直玩到夜永时分。其中少不了方老太的儿子，他把汗衫卷起，露出圆鼓鼓的肚子。我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无论时间多晚，都能看到这群人在外面打麻将。在我经过的时候，他们会停下片刻，然后总有人会轻轻地扬起下巴打声招呼。

    他会说“回来了”，我的街坊们用这种一成不变的问候来表明他们知道我回家了。胡同里的问候语带有一种令人安心的可预见性。它们表明邻里平安无事，一切正常。

    夏天过后，就是北京短促的秋天，要不了多久，空气中就会有烧煤发出的那种不祥气息——那是冬季胡同里的标志性味道。寒冷季节即将到来的其他迹象也初现端倪：一大早，上公厕的人穿的是长袖绒衣，而不再是棉质睡衣。

    我想起刚搬到这儿时，胡同里的居民对睡衣的喜爱让我不时皱起眉头。对于睡衣，胡同是真正的解放者。不用再局限于卧室，全天都有居民穿着它们上街，而且没人觉得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经过最初的困惑，考虑到每次要去附近的小商店买个火柴或者什么零碎时穿着睡衣出门可以省去很多麻烦，我开始变得非常欣赏这种对睡衣的友好态度。有时候，我会带上“焦糖”或者“豆腐”（作者在北京养的两只猫）一起出去。街坊们都非常喜欢猫，我带它们出门的时候，总会有一群人围过来逗它们玩。

    一个秋日的早晨，在我从小卖部回家的路上，一群胡同游的外国游客正好骑车经过。他们左顾右盼，充满好奇，脸上挂着亲切地微笑，直到看到了我。其中许多人在那一刻看来都大吃一惊，有一位还差一点从车上摔下来。

    刚搬到这里时，我也曾在一些中国人当中引起了同样的反应，住在这儿的人吃惊地发现有一个外国人就在他们中间。但我还从来没有在外国人当中引发这种反应。

    随后，我以他们的视角打量着自己：穿着一套睡衣睡裤，嘴角叼着烟，左胳膊下夹着猫，走路的时候拖鞋在脚下噼啪作响。胡同已经把我同化了。

    2006年很快过去了，我们迎接着在中国的又一年，那将是我待在这儿的第五年。

    二

    自从2002年8月来到北京，身边已经物是人非。我的许多朋友——那些记者和外交官结束了为期三年或者四年的任期后，已经离去。我在中国传媒大学的那些学生也已都毕业，有几个正在国外学习。

    自从我来到这座城市，出租车已经涨过两次价。清除中式英语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我家附近的一家餐馆，他们已经把我特喜欢吃的一种鱼的翻译从“大便”(crap)改成了虽不是那么具有娱乐效果，却更为精确的“鲤鱼”(carp)。

    在一个国家待五年不算长也不算短，而且我没有虚度这段时光——四处旅行，不停提问。但当我在中国的生活即将拉上帷幕，越来越多的人却会向我问一些问题。

    当我离开中国去欧美旅行的时候，人们会问：“中国将何去何从？”中国将经历剧变，还是将成为未来数十年一支令人敬畏的政治势力？不进行基本制度的变革，中国是否会陷入动荡？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

    在印度，大家关注的问题则有所不同。无论报纸编辑还是家里的仆人，他们最常问到的是一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印度能从中国那里学到什么？或者说，印度应该做哪些中国一直在做的事情？中国把美国视为评估自己的国力和成就时的终极标杆；但在印度，中国已经成为了其评价自身进步时常用的参照系。

    回到中国，我时常被问及的问题又不大相同，并且是最直接，或许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总是毫无例外地问我：“哪个更好？中国还是印度？”我在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经常问我：“你是更喜欢中国还是印度？”胡同里的街坊们只要逮住机会就会问：“你喜欢住在北京吗？还是更喜欢住在德里？”    

    最后一个问题以各种形式出现，对于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每次碰到它，我的答案都不尽相同。与娄亚（音译）和我家附近公厕的保洁员聊过之后，我想到了印度那些可怜的女佣；我对于中国最底层的人仍享有相对的尊严感到惊讶。

    在我住的那条胡同里，垃圾工每天来收垃圾的时候都戴着手套。这样一个简单物件——起到保护作用的防护物、细菌和皮肤之间的阻碍物——至少让他们得到了一点点自尊。他们的子女基本都在学校接受教育。他们自己或许没有念过什么书，但一般说来，他们的读写能力足以避免最恶劣的盘剥。

    这些都算不上是多大的益处，而且在中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这种不算大的进步。但如果我是印度那数百万保洁员、清扫工、门卫或者淘粪工中的一员，我恐怕更愿意通过命运的轮回投胎成为中国人。

    但在其他的日子里，我又会有不同的感受。当我为了报道中所涉及的某个问题，而花费数小时的时间在这个国家的智库、大学以及研究机构中寻找中文出处的时候，就属于这样的日子。这永远是一项让人垂头丧气的艰苦工作。

    中国是一个实用主义的社会，那些年里，我遇到的所有人都拥有异乎寻常的狡黠、市侩和聪明。正如浙江的企业家所证明的，普通中国人在钻空子、找退路、行贿赂、避开僵硬的规章制度方面，堪称大师。如果需要，他们可以把隐形眼镜卖给盲人妇女，把鸡爪子卖给素食主义者。

    一方面，这个国家可能拥有大量成功的推销员以及有闯劲的企业家，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理性倾向。这并非本性，它更多的是反对批评、鼓励集体思维的政治和教育制度的产物，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最令人反感的一个方面。而缺乏对思想的热爱，缺乏争辩本身所带来的快乐，缺乏虽刺耳却不无理性的异议，这些都是最令我想家的原因。

    然而，当我回到德里待上几天，立刻又开始渴望回到北京，在那里，女人可以驾驶公共汽车，而且不会有一群性饥渴的年轻男人不停地盯着看、小声嘀咕，但在印度首都的马路上，这种场面几乎随时可以碰到。

    所以，对于“如果我能选择的话，我是愿意生来就当印度人还是中国人”这个问题，如果我必须给出一个简略的回答，那我会这么说：如果能出生在一个中等富裕的家庭，我大概会选择印度而不是中国。

    在印度，尽管政府所提供的服务一直不佳，但只要你有钱，就能生活得很滋润。因此，大多数德里家庭，只要负担得起，都会购买家用发电机以及在花园里配备自用管井，以备停电、停水之需。警察工作不力，所以许多家庭都请了私人保安。通过必要的私人渠道弥补了公共产品的匮乏之后，在印度你就可以随意享受讨论“印度理想”的本质所带来的思想上的快乐，或者享受因赢得一场精彩的辩论而肾上腺素上升所带来的兴奋感。

    但在另一方面，如果出身贫寒，我就愿意在中国碰碰运气，与印度相比，在那里我更有可能吃饱穿暖有房子住。最关键的是，中国给我向上跨越社会经济阶层的机会相对要大。换句话说，如果出身贫困，我悲惨死去的可能性在印度比在中国要大得多。

    三

    另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中国在新世纪的前途在哪里？

    这个问题不是只有我想找到答案，全世界有一堆分析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中国充满各种矛盾。社会和经济自由与政治掌控之间存在着摩擦，城市中产阶层充满矛盾的需求和抱负，与农民和民工存在着碰撞。从建筑到宗教，古老的传统、强加的现代性以及复兴的传统之间令人不安的共存现象四处易见。从瑜伽老师到酒店门童，对于一群群来此淘金的外国人来说，中国正在迅速成为机遇之地；但同时，中国又有上亿的贫困人口随时准备冒着生命危险寻找机会离开故乡。这里充满了对立，混乱和控制、变革和延续、财富和贫穷、善良与邪恶，以一种有可能引发爆炸的混合方式在此共存。

    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中国政府（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如此）依经验行事，调和各种矛盾的技巧之娴熟，令人吃惊。他们或许一直在走钢丝，但中国人的杂技技巧可是声名在外的。因此在我看来，崩溃或者民主化都并非不可避免，未来数年内，中国很有可能继续成功地延续其目前的经济增长和改革策略，同时伴以小幅度的政治变革。

    其实我生活在中国的那段时间里，时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并非中国政府的行动迟缓或者僵化，而是它对实用主义的信奉以及愿意尝试新想法的愿望。与印度的那些共产主义政党对于任何实质上的创新之举（从经济特区到外交政策的新方向等）所表现出的陈腐态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相比，中国的做法尤其令人注目。

    从农村的合作医疗计划到提议废除户籍制度，中国政府喜欢通过实验来充分检验各种改革措施。不过这场改革的节奏和条件依据的是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而非依葫芦画瓢模仿西方的自由多党模式。简而言之，北京认为中国人的病还是得用中医治。

    西方仍怀疑这些改革的效率，指出这种模式所存在的种种矛盾之处，但中国曾经一再令西方大跌眼镜。中共进行政治改革的基础是法制建设。它不是搞多党民主制，而是在国家内部建立一个制衡机制，这么做主要是为了确保国家依法行政，而非依据专横的、官僚的指令。

    所以，人民获得的不是投票权，而是一系列策略性的合法“权益”。这些权益包括就某些问题起诉政府机关的权力，私有财产的保护以及宗教自由等等。尽管法律仍然被视为一个控制工具，但它同时也被视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并且个人权力的保障也得到了加强。

    中国相对于印度的主要优势在于，经济改革的社会基础在文化水平、平均寿命、妇女权利以及对待劳动的态度方面，都优于印度。尽管中国在后改革时代社会成就的取得有所放缓，而印度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在这些方面印度与中国相比仍然有着很大差距。印度要“赶上”中国，仅仅修建基础设施和增加出口是不够的。只要有半数的印度女性不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吹嘘印度即将“赶上”中国（正如印度一些人惯于这么做的）不过是在说胡话而已。

    四

    当我坐在四合院里写下这些话时，心中浮现出一种奇怪的感觉，时间好像在同时加速和放慢。我看看外面，“豆腐”正在悄悄地靠近停在竹丛上的一只蜻蜓。与竹丛成对角线的位置有一棵石榴树，树上光秃秃的，没有一粒果实。年初的时候树上长虫，所有的石榴都没有了，但树活了下来，希望来年成熟的果实能再次挂满枝头。

    我听见李阿姨正在厨房大声地打着电话，不知道在教谁做三角包。我感到惊讶，一位来自安徽农村的妇女，在北京掌握了印度料理的秘密。“多放辣椒，”她大声喊道。“喂？听得见吗？好了！多放辣椒，印度人喜欢吃辣的。”她继续说道。

    她的做菜指示被同样大声的“晚报，晚报”声所打断，一个卖报纸的小贩骑着车从门外经过，加入到胡同生活的大合唱中。我感到一阵忧伤，因为这一刻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我又感到高兴，因为我经历过那一刻。

    （摘自《单向街005·反智的年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版，定价：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