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立新，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希伯来文学，欧美文学，古代以色列民族史。著有《古代以色列历史文献、历史框架、历史观念研究》，《潘神之舞》，《欧洲近现代文学艺术史论》等学术专著，并主编《欧美文学史传》，《外国文学史》（西方卷、东方卷）等。
《希伯来圣经》归入“圣录”部分的作品中，最具有短篇小说性质的文本之一是《路得记》。千百年来，其主人公摩押女子路得的形象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圣经时代是一个男权社会特征极为鲜明的时代，无疑许多杰出或重要的女性人物的声音会受到压制、乃至在历史书写中被“消声”，但是，历史复杂性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在历史的主导叙事文本之下，必然存在着“潜叙事”或“潜文本”。《路得记》这一为女性“作传”的经卷不但进入了《希伯来圣经》的正典，而且和《以斯帖记》、《雅歌》、《耶利米哀歌》、《传道书》一道，被后来的犹太民族称作“仪礼五卷书”，分别要在不同的犹太节期中诵读。其中，《路得记》诵读于五旬节（又称“收割节”，犹太历西弯月第6日和第7日），这更表明了其在希伯来历史文化传统中的重要性。
《路得记》以“当士师秉政的时候……”来开篇，直接告诉读者讲述的是一个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但民族国家尚未建立时期的故事。故事所拥有的历史背景与最终成书的时代之间，形成了颇有意味的遥相呼应的对照，反映了后代人的某种强烈的情怀，也传达着一种隐秘的现实思考。经卷的名字取自书中主人公之名“路得”，希伯来文意思为“伴侣、朋友”。从文本的内容来看，这个名字暗含了异族女子路得与以色列人婆母及其所归顺的以色列民族的特殊关系。故事叙述摩押女子路得在丈夫去世后，与孀居的婆母拿俄米自东方的摩押地回到以色列人的伯利恒。贤淑的路得得到夫家的族亲波阿斯的眷顾，与他结为秦晋之好，并与之生下一个儿子名俄备得，俄备得就是后来大卫王的祖父。
《路得记》中特别强调路得是个“摩押女子”，在篇幅不长的四章里共出现了七次之多，并且赋予了她诸多美好的品质。而“摩押人”在以色列民族史的主流叙述中，一直是被贬斥并与以色列人为敌的民族。因此，贤淑的摩押女子路得的出现，显然表达了本卷书作者的深意。犹大人遗民自巴比伦回归初期，回归领袖尼希米和以斯拉采取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政策，严厉禁止犹大人与外邦人通婚，已与外邦人成婚者甚至被严令与之离异，遭到部分百姓的强烈抵制。而在这个故事中，却不但讲述了一位两次嫁予犹大族人的外邦女子的事迹，还特别让路得对婆母说出如下铿锵有力的话语：“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故而，《圣经》学界认为，《路得记》的作者突出路得作为摩押人的身份，正是为了强化本书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深意。这说明，《路得记》或是在尼希米、以斯拉改革之后的公元前4世纪前期被创作出来，或是在不能确定具体年代的此前某一时期中先出现了这样一个带有民间文学特征的故事，但却在公元前4世纪前期被加工和定型。
《路得记》的故事展开于如诗如画的伯利恒乡村，通过一个异族女子与孤苦无依的婆母不离不弃的亲情关系和幸福结局反映了忠诚与爱的感人主题，同时也否定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而这一主题意蕴的呈现与故事的叙事风格实现了完美的结合。故事的叙述节奏是从容不迫的，娓娓道来的语调宛若作者在面对面地向我们讲述一个久远年代的故事。当我们反复阅读这个故事时，最深刻和突出的感受是一种“和谐”之美。这种和谐不是局部的特征，而是整体的体现，从宏观上的总体布局、情节的发展、场景的描述、人物形象的刻画，到微观上人物具体的对话和叙述的细节，无一不是如此。或者说，我们在这一短篇小说的整体结构中竟令人惊异地难觅任何“冲突性”的因素。
从小说的整体构思上可以看出，它体现了民间故事中“苦尽甘来”的叙事母题。以利米勒一家因饥荒离开伯利恒到摩押地以及他与二子先后故去、遗下其妻拿俄米和两个儿媳的开篇，虽然只是交代背景式的寥寥几笔，但却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意义。当我们将这一家人起初的遭遇置于那一时代的历史语境中时，才会真正理解到以利米勒及其二子的死亡除了带给三个女人痛失丈夫的悲痛外，还意味着在当时的男权社会中，既失去丈夫又没有子嗣的女人实际上已经沦落为部族制度下的边缘人。作为男性的家长之名一旦被从族谱中“除去”，遗孀的权利是无法得到保障的。惟其如此，这其中的悲惨与严峻才愈发突出，也就愈发衬托出小说结尾与开头之间产生的对照和反差。随着故事的发展，拿俄米与路得婆媳的境况不断向有利的方向转化，直到最后，拿俄米成为路得与波阿斯的儿子俄备得的“养母”，而俄备得居然还是大卫王的祖先。凄惨的开篇与喜庆结局的呼应，使这篇小说在总体的布局上取得了平衡、和谐的效果。
小说的情节叙述具有“原生态”的特征，仔细体味，就会发现它与其他经卷在叙事风格上的微妙差别。《希伯来圣经》在总体叙述上因信仰因素的介入已构成了一种“神圣言说”的叙述层面，它常常透过对人物行为或人物关系及事件结果或明或暗的“解释”，渗透和弥漫于章节之中，在散文体的叙述中，不时造成神奇的效果，乃至形成正常叙事的“中断”和情节发展的“跳脱”。而《路得记》中尽管不时提到耶和华神的名字，但整体叙述完全遵循现实生活的逻辑，情节发展的过程以及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以利米勒一家作为犹太人为何要迁居摩押地？因为犹太地遭遇了饥荒。为什么拿俄米返回犹大前要两个如自己一样孀居的摩押人儿媳各回娘家？因为她们不但年少，拿俄米也没有其他的儿子来续娶她们来为两个哥哥尽义务。路得为什么去拾取麦穗维持自己和婆母的生活？因为她们返回伯利恒之时，“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路得捡拾麦穗时为什么能遇到波阿斯？因为波阿斯是个地产较多的大财主，路得恰好来到了他的田间。为什么波阿斯对拿俄米和路得照拂有加？因为他是以利米勒亲族中的一个至亲。为什么最终是他与路得结为了秦晋之好？因为只有一个男性族亲与以利米勒的血缘关系比波阿斯更近，而那个人因担心会带来产业上的纠纷而放弃了自己的优先权，波阿斯于是得以如愿。一切都顺理成章，就像生活的小溪自然沿着自己的轨道缓缓流淌一样。无论在以色列民族的宏大叙事中如何讲述神与人之间关系下的历史，但作为现实中的百姓，生活的全部意义毕竟是要以每天的世俗人生为基础的。不错，以利米勒和两个儿子都故去了，但对于拿俄米和路得婆媳，生活还要继续，生命还要延续，未来还要有所期待和盼望。换言之，她们需要从边缘化的处境返回到男权社会中的中心去才能改变自己的凄凉命运。或许在这婆媳二人与外在世界之间会有矛盾发生，但正是这种内在于叙述中的现实逻辑，以其强大的“合理性”消解了情节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对抗性因素。
《路得记》中有两个重要场景给人以深刻印象：一为路得与波阿斯夜宿打麦场；另一个是为使迎娶路得具有“合法性”，波阿斯在城门口与另一族亲协商。两个场景不但是全篇小说情节发展中的两个关键环节，其本身在细节描写上的现场感也极为突出，同时还为整个故事的真实性提供了保障。在前一个场景中，路得来到麦场，悄悄掀开波阿斯脚上的被子，躺在他的脚下。当波阿斯半夜惊醒询问她是何人时，她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得。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波阿斯答应她“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还说“你只管躺到天亮。”于是路得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才起身，带着波阿斯送给的大麦离去。我们看到路得的来去都是极为隐秘的，而所来的目的就在两人几句半明半暗的对话中达成了。路得掀开被子躺在波阿斯脚下的举动，本身已经明确表达了她要与波阿斯建立特殊关系的愿望，但作为一个年轻的孀妇，她的直接话语仍然是委婉的。路得恳求这个男人“用衣襟遮盖”，波阿斯允许这个年轻的女子“只管躺到天亮”。这个场景的氛围是静谧的，作者用两人不多的几个“动作”和简单的几句对话，丝丝入扣地写出了彼此间的默契。在后一个场景中，围绕着以利米勒的另一位更近的至亲向波阿斯让渡赎买权之事，同样用不多的笔墨，写出了解决这一问题过程中的“公平性”和“合法性”。这其中包括波阿斯与另一至亲诚实、坦率的协商（前者告诉后者赎买田地必须同时迎娶路得），那位至亲脱鞋为凭放弃优先赎买权，城中的各位长老作为见证人见证波阿斯获得所让渡的赎买权利。整个过程自然、流畅，涉及到的三方——波阿斯、另一位至亲、各位长老均心平气和，认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合情合理，没有出现任何不和谐的杂音。
《路得记》所体现出的这种整体的“和谐”审美特征，与文本所透露出的、与那一时代所适应的氏族部落生活方式和风俗制度具有密切关系。如前所述，士师时期并不只具有民族冲突和战火连绵的一面，也具有和平、安定、各族百姓和睦相处的一面。《路得记》中所体现出的风俗，如转婚房制、近亲优先赎买制、长老作为见证人以及带有一定“野合”色彩的场景描写，相对真实地反映了那一时代以色列人的社会生活。这些风俗制度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正是小说背后特定的历史文化，支撑起了叙述层面上的自然、质朴、流畅与整体上的和谐审美效果。
（摘自《古犹太历史文化语境下的希伯来圣经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5月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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