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白谦慎教授为杨军博士书法论文集所作序言。
杨军，1971年出生，祖籍河南固始。书法博士,副研究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对外友协艺术创作院研究员, 供职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现就读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理论系博士后，导师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先生。
2006年5月，我应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的邀请，作为“兰亭讲席”的主讲人讲学一星期。为了让我的工作和生活都能顺畅，首师大的同仁特地安排了一位研究生负责接待工作，这就是当时正在读博的杨军。杨军的家乡河南固始，素有“北国江南”之称。我的祖籍——闽南安溪榜头白氏，便是在五代时期由固始随王审知入闽的。这让我多少对固始人有些亲近感。不过，我对杨军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稳重而不张扬的性格。他告诉我，他的博士论文将以北宋书法为题，并征求我的意见。我对北宋书法素有兴趣，却没有下过功夫研究。因此，当时只是结合在首师大演讲的题目，提了两个建议。第一，以个案研究为主，大处着眼，小处落墨，尽量把书法文化的研究落到实处。第二，在处理宋代文献时，应尽可能地“竭泽而渔”。当然，我的建议完全可能是多余的，因为杨军的导师都是资深的研究者，在他们的指导下，杨军或早已这样做了。即便如此，我的建议也至少表明了我对治书法史的管见和对杨军的期待。
从我那次在首师大讲学到今天，整整八年过去了。在这八年中，杨军以自己的勤奋，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北宋汴京书法文化研究》，荣获中国文联颁发的兰亭奖，得到书学界的认可。此次结集出版的论文，也大都是以北宋书法为题，可见这些年来他的潜心与专注，取得今天的成绩绝非偶然。
北宋是中国社会和文化都发生巨大变化并给予后世深远影响的时代，对此，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的学者们已有很多的论述，不需赘言。在书学界，北宋书法也一直备受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在中国大陆，著名者有曹宝麟先生关于北宋书家存世名迹的一系列精辟考证。在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于2006年举办了《大观：北宋书画特展》，苏黄米蔡等名家巨迹纷纷登场，成为北宋书法在当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展示。美国留学毕业又回到台湾大学任教的卢慧纹教授近年来也在研究唐宋之际书风的转变。在欧美，北宋艺术也一直是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热点。在欧洲，德国海德堡大学雷德侯教授所著《米芾和中国书法的古典传统》一书，已经译成中文，为国内书学界所熟悉。在美国，第一篇以中国书法为题的博士论文便是傅申先生的黄庭坚书法研究。在屈指可数的关于中国古代书法的英文专著中，除了上面提到的雷德侯先生的著作外，还有两本关于北宋书法的专著，亦即加州大学石慢教授关于米芾书风的研究，以及堪萨斯大学的Amy McNair教授关于颜真卿如何在北宋被奉为书法典范的接受过程的专著。我的学生何炎泉2013年在波士顿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也以北宋书法的物质文化为题，讨论了当时的著名文人对笔墨纸砚制作的积极参与。而在中国当代的书法创作领域中，无数的学书者依然以苏黄米蔡的墨迹为临池范本，手摹心追。这些都说明，不但北宋的书法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北宋书法史作为中国书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期，也是一个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杨军的研究因其选题而自然而然地加入了学术的主流。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宋代文献的整理工作有了重要的进展，《全宋文》、《全宋诗》等大型丛书陆续出版。杨军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通过细致梳理相关文献，对北宋书法的诸多文化现象做了深入的研究，而这些研究又以北宋书法的体制（institutions）为中心。这里所说的institutions（机构、体制、机制），不但适用于皇室和朝廷建立的机构，也包括市场机制和稳定的社会习俗。杨军正是通过对体制性因素的研究，来探索北宋书法是如何展开的。
收入本书中的《北宋翰林御书院研究》、《论唐宋科举制度对书法的影响》、《北宋翰林御书院与书学研究》等文章，对北宋专门书法机构——翰林御书院、北宋科举制度、书学制度等进行了研究，紧紧结合北宋推行的右文政策，提出了北宋科举制度与书法风尚的形成、御用书家对时代书风的影响等观点，其中的许多论述不乏真知灼见。比如说，为了防止徇私，宋代的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誊录，这一新制度却造成宋代楷书的式微。
北宋时期官私书画鉴藏和流通是杨军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收入本书中的《北宋馆阁书画鉴藏研究》、《北宋外戚书画鉴藏研究》、《北宋宗室书画鉴藏研究》、《北宋苏易简、丁谓、王溥书画鉴藏研究》、《北宋的书画交易市场——汴京大相国寺》等文章，从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等层面，分析了北宋书画鉴藏和流通之所以繁盛的深层次原因。如文中论及三馆秘阁以及私人藏家对书画墨迹的鉴藏引领了北宋书画鉴藏的风气。全国的书画器物或被三馆秘阁收藏，或流向汴京大相国寺等交易市场，当时的书画艺术品交易非常繁盛。而官私书画收藏的风气，也促进了书画艺术的交流与学习。在《北宋皇家书法展览——“曝书会”研究》一文中，杨军论述了皇家的书法收藏如何能在每年夏季曝书时，让喜好书法的官员们得以一睹真容。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述为我们展示了北宋书法的另一番景象。
北宋书坛群星灿烂。虽说杨军的研究总的来说并没有专注于某一名家书法，但本书中还是有一些论文专门讨论名家书法，如研究欧阳修的书法和书学思想、蔡京的书法的论文。由于北宋很多书家之间存在着师生、同僚、友朋的关系，收入本书中讨论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推介如何确立了蔡襄、苏舜钦的书学地位的两篇论文，和《苏轼对欧阳修书学思想的继承和创新》一文,着重分析了文人士大夫之间的交往，他们在书学方面的切磋、品评、揄扬、提携，构成了北宋书家群体崛起的重要条件之一。
杨军的文章通常篇幅不是很长，但都能扼要地点出问题的关键。他以其一系列富有新意的研究，拓展了北宋书学研究的视野，这不仅是书学领域里的新成果，也是对北宋文化史研究很有意义的贡献。
杨军在首师大毕业后，曾到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工作数年，2011年后调到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从事古代文物（其中包括很多碑帖文献书画精品）的管理和研究。从本书所收论述唐寅书法的文章来看，他已在北宋之外，另辟学术疆场，新的成果指日可待。在他的论文结集出版、阶段性的工作告一段落之际，我愿再提两个很可能又是多余的建议。其一，广泛关注当代史学、思想史、文学史的研究动向和成果，以书法史的研究和其他领域的学者进行对话。在重视文字文献的同时，充分利用目前良好的工作条件，加强对书法作品的研究。抓住传世作品这一环，也就能够在加强和其他学科对话的同时，保持书法研究自身的独特性。其二，作为一个已经成功地进入了重要的文化体制的学者，杨军应该思考，我们如何才能像北宋那样，建立和完善有利于艺术创作和研究的社会机制，为当代的艺术家和学者提供良好的学术环境。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艺术史（包括书法史）研究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学科，一个学者的进步，不但和他的资质、努力、机遇有关，还和整个领域的总体学术水平的提高息息相关。因此，努力改善学术研究的环境应该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014年5月于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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