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初，党中央“决定陈云任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对陈云从中央组织部长调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当时“不少同志得知陈云同志这一调动情况时，都表示不理解，认为：陈云同志在中央组织部干得好好的，怎么又调了呢？”随着陈云就职新岗很快创造出“令人瞩目的成就”，议论日渐平息淡化，但“不理解”并未消释，沉积演化成为乃至六十多年后出现两种不同释义历史之谜。一是“排挤说”。认为当年陈云工作转岗，乃因抵制康生“左”的做法被排挤出党中央领导核心。二是“加强领导说”。金冲及主编的《陈云传》就延安时期陈云工作转岗事，说：“其实，让陈云主持西北财经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对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说来，面对国民党当局经济封锁的严峻形势，发展生产已成为突出问题，而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又担任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不可能很多地顾及这方面的工作，因此迫切需要加强边区成就工作的组织领导力量。”
延安时期陈云工作转岗，既直接关系扭转当时经济危局，又深刻影响长远，乃中共党史一件大事，很有必要廓清。
二说质疑
延安时期，在陈云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康生兼任中央社会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期间，中央组织部每向中央社会部介绍去七八位干部，通常要被退回三四位，被退回的同志思想压力很大。陈云派中央组织部干部科负责人王鹤寿找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转达陈云不同意以“左”的眼光看待干部的做法。中央组织部派往中央党校学习的干部，经常以家庭出身不好或本人社会关系复杂为由退回，给中央组织部工作造成被动。陈云要王鹤寿当面对负责中央党校干部工作的曹轶欧（康生之妻）传达：“你曹轶欧的家庭关系也不简单，你在上海大学读书时，社会关系也复杂，你能否定自己吗？而且经过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研究，决定介绍入中央党校学习，你们不接受，是党内不正常的现象，你们的理由也是站不住的。”陈云不同意康生对干部的错误估计和错误态度，既申述组织原则，又以其矛攻其盾方法抵制，确实颇具力度。但这毕竟是同层级领导干部间不同的思想认识，党的不同工作部门间把握政策差异的矛盾，是否能够成为康生“排挤”陈云因由？无确凿的直接证据，不能贸然论定。1942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今后，陈云的工作转入生产方面”——在中央政治局中分管经济。1943年7月15日，康生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后，陈云按照党的组织程序，抵制康生推波助澜“抢救运动”扩大化，加剧陈云和康生政见相佐矛盾。但此事发于陈云工作转向一年以后。显然，在时间顺序上，陈云工作转向与康生“排挤”并无直接关联。若将陈云转向视作是康生“排挤”结果，就会在因果关系上出现后果引发前因、因果倒置的逻辑错误。况且，当时陈云和康生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要津部门主官，康生是否具排挤陈云出局中央领导核心的能量，太值得怀疑！而且“陈云的工作转入生产方面”时，陈云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所以，陈云工作转岗因于“排挤”之说，断然不能成立。
1944年3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接受毛泽东再度提议，决定陈云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若以此为毛泽东听信康生一面之词结果，既缺乏过硬证据，无可存信。更过于低估毛泽东查事识人水平，不符合常理。史实是，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陈云再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且在并非按姓氏笔画排名的排名序列中，位列五大书记之后第一。而且两月后，即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又增选陈云（和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史实显示，“排挤说”很难令人信服。
关于“加强领导说”。党中央授命陈云主持西北财经工作，直接意图在于加强对边区经济工作的领导明白无疑，故“加强领导说”不错。但早在1942年，毛泽东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陈云工作转向。时隔一年多后再次提议陈云工作转岗的事实显示，此乃毛泽东谋划已久和中央政治局形成共识的一项重大的战略安排。仅以“加强领导”作答陈云工作从转向到转岗事，释存疑六十多年之惑，客观上平淡了党中央、毛泽东高瞻远瞩战略谋划的深远意义。
陈云主政经济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安排
1942年，毛泽东总结陕甘宁边区五年来公营经济建设，说：“对于我们，对于我们的民族，都是值得宝贵的非常巨大的成绩”，是“我们建立了一个新式的国家的经济模型”。遴选“新式的国家的经济”统帅，则是实现从既成“经济模型”前进到“新式的国家的经济”战略谋划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断绝边区军费并实施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催化边区内部“鱼大水小”矛盾激化，致陕甘宁边区经济危机爆发。期间，粮食供求危局虽因大生产运动趋于缓解，但并未消除的经济危机重心转至市场物价、财政金融领域继续累积坐大，成伺机恶性爆发之势。
毛泽东对蓄势待发的经济危局洞若观火，高度关注。1941年初的两个月内，就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大政问题，给林伯渠和谢觉哉写信达五万言。在经济关系生死存亡且边区经济领导又乏力之际，遴选经济统帅，强化对边区经济的领导，已成为毛泽东的一项重大谋划。陈云屡次受命于危难，均出色完成使命，为党内同志钦佩、信服。1942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今后陈云的工作转入生产方面。——即在中央政治局的分工转向分管经济。十分清楚，这是党中央接受毛泽东谋划，遴选经济统帅的安排。
边区内部需求与供给“鱼大水小”矛盾由来已久，棉花、布匹、日用工业品特别是军工原料需求，在边区内部不能化解，必须“把东西卖出去”，边区经济才能正常运转，扭转危局。所以，经济统帅必须既懂商品经济又谙管理。陈云出身经营商品经济家庭，又长期学习经营商业，熟谙商品经济运行大观。主持临时中央特科期间，下辖的十几家店铺实现盈利，受到共产国际代表“这个人不简单”的肯定。后又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中具有做生意经历和懂经济特长。而且陈云有成功组织大规模活动的经历。准备长征期间，陈云负责后勤和军工生产，在原定准备期限从三个月缩短到两个月的情势下，“筹集了六十万担粮食，供红军西征开始阶段食用。还加紧生产弹药，弹药生产增加了六倍到三十倍。还给战士置备了特制的军服，筹集了必需的通信器材”。“这一工作完成得很出色”。长征途中渡金沙江时，党中央任命陈云为渡河指挥部政治委员，“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指挥中央纵队先行渡江，在江北岸的石洞里指挥；陈云则在南岸组织指挥大部队上船。陈云坐镇渡口，对渡江的每个细节都进行了仔细周到的考虑，每趟渡船来回需要多少时间，每小时、每天可以渡多少人过江，谁先过谁后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5月3日晚部队开始渡江后，陈云夜以继日在江边现场指挥。经过几天几夜连续紧张的工作，到5月9日，全军井然有序地渡过金沙江，没有丢一人一马。当国民党追兵赶到金沙江边时，红军早已过江多天，他们只能望江兴叹了”。陕甘宁边区财经关系全局存亡、刻不容缓。陈云到职西北财经办事处后所说，做财经工作“我感觉比做组织部的工作难得多。组织部对一个人的审查不清楚，可以慢慢地搞，财经这个问题一出岔子，就影响其他工作搞不好”。陈云是党内年轻资深的政治家，自1932年即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以来，历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既坚持原则，又团结同志，屡屡独当一面，出色完成重大使命，影响大、威望高，号召力强，具统率全局经济的政治优势。在扭转经济危局之际，陈云历史地成为主政边区经济的当然人选。
毛泽东陈云谋划经济大略“枣园对”
《陈云年谱》载：“1943年3月，毛泽东为照顾陈云养病，将他从杨家岭迁至毛泽东的住地枣园居住。陈云在此治疗休养了一年。”此事内涵丰厚，影响深远，却又长期尘封，鲜为人知，几近湮没。
陈云在枣园治疗休养期间，边区经济危机仍然继续恶化，中央政治局强化陕甘宁边区经济领导的部署暨陈云的工作转入生产方面之成议，因经济局势恶化加深发生了重大变化。1944年3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陈云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的通知。——陈云从中央政治局中分管陕甘宁边区经济，转变为正式任职西北财经办事处，直接主政经济。毛泽东安排陈云迁至枣园养病，恰当毛泽东谋划陈云从分管经济转换为直接主政经济之际。这清楚显示，毛泽东安排陈云迁至自己住地治疗休养，乃是陕甘宁边区经济恶局日深、扭转危局紧急关头，党的最高领袖与选就的经济统帅运筹帷幄，谋划经济大略“枣园对”的着意安排。
统揽陈云在枣园治疗修养期间，以各种形式公布的党和国家的经济大政，陈云到职主政经济即迅疾实施的重大措施和陈云在1944年底的总结，以及之后的多次回忆，可窥见“枣园对”谋定经济大政大略如下：持续进行大生产；实行一元化领导，强力推进统一；灵活机动做生意；坚持贯彻群众观。
“枣园对”的经济大政方略创造性地得到全面贯彻，迅速化解经济危机，扭转经济危局，开创了边区经济建设良好局面。如周恩来说，“在陕甘宁边区搞生产的最高峰只有三年，即1943、1944、1945年”，陈云主政经济的1944-1945年期间，边区经济“改变了贸易入超的被动局面，实现了金融稳定、财政平衡和生产发展。这不仅对打破封锁、实现边区军民的‘丰衣足食’，为抗日反攻准备力量，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为解放战争作了重要的经济准备”，也创造了中外战时财经史上独有的巨大光辉。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明确公告全党：为适应快速发展大势，“我们现在就要训练领袖，首先要训练中央委员”。这里，毛泽东所说“我们现在就要训练领袖”，是一个早已开始实施战略。遴选陈云主政陕甘宁边区经济，就是党中央、毛泽东实施既定“训练领袖”战略——训练经济统帅的具体部署。而后，党中央、毛泽东对陈云继续在经济方面“训练领袖”。陈云参加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党中央任命陈云为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局财经委主任，而且明确陈云是将来新中国的经济统帅——“1948年5月，周恩来电告东北局：陈云主要工作目前应主持东北的、在将来则是全国的工业建设。”
党中央、毛泽东遴选陈云主政陕甘宁边区经济，历经长期“训练领袖”，造就陈云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
（摘自《延安时期的陈云经济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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