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认为教育的成本太高，试试看无知的代价。
—— 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
大约二十年前，我们刚结婚住在中国的那段时间，在中部贫瘠的大别山区认识了一个骨瘦如柴的13岁女孩。女孩名叫戴满珠，与父母、两兄弟和姑婆住在山坡上一间残破的木头棚屋里，从那儿走到最近的公路要两个小时。家里没有电、自来水、自行车、手表、时钟或收音机（简直是没有任何财物），而且他们还和一头猪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全家人一年只能在过年时吃到一次肉。昏暗的小屋里几乎没有家具，只有父亲为姑婆制作的一口棺材。“我现在还算健朗，”姑婆愉悦地解释，“但最好先作准备。”
戴满珠的父母小学没有念完，几乎不识字。他们认为女孩接受教育没什么用处。如果女孩长大后只是天天锄田和缝补袜子，为什么还要会读书写字？小学学费一年13美元，对于仅有几张破烂纸钞的家庭来说似乎是个浪费，那笔钱大可用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买米。所以当戴满珠升上六年级时，家人叫她辍学。
戴满珠矮小、清瘦，留着细长干枯的黑头发，个性羞怯内向，比13岁的普通美国青少年要矮一头。她买不起教科书，甚至连铅笔和纸张费用都无法负担，但是她是该年级的明星学生，她渴望继续上学。
“当时我父母正生病，他们说交不起学费了，”她看着自己的脚害羞地说，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因为我是老大，父母要我辍学帮忙做家务。”辍学后她还是经常跑到学校，想“蹭”一些知识。她依然梦想着成为家里第一个小学毕业生。老师们特别疼爱戴满珠，不时给她旧铅笔和纸，希望支持她学习。
第一次拜访该校时，老师介绍我们与她认识。第二次再去时，戴满珠带着我们走了四英里路到她家看她父母。1990年我们写了一篇文章报道戴满珠，纽约的一名读者深为同情，通过摩根银行汇给我们1万美元帮她支付学费。我们把捐款交给学校，校方喜出望外。“现在我们可以让这里的所有孩子上得起学了，”校长称，“甚至可以盖一栋新校舍！”那笔钱的确用来建造了设备更好的小学，并且为该区的所有女孩提供了奖学金。资金用了大半之后，我们打电话向捐款者报告进展。
“您真的是非常慷慨，”我们由衷地说，“您无法相信，1万美元在中国的一座村庄里能够带来多么大的改变。”
对方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才开口：“可我捐的不是1万，是100元。”
经过一番调查之后才搞明白，原来是摩根银行出了差错。我们联络摩根银行的资深主管，很正式地问他是否打算派遣银行工作人员要回这笔钱，而那样的话，这些孩子们都要辍学了。“如此说来，”他说，“我们乐意捐出这笔钱帮助他们。”
美国人的慷慨和粗心，都让村民们惊叹不已。不管怎样，多亏了戴满珠，校方才得到这笔捐款。学校免了她的学费，她可以一直读下去，只要能够通过考试。于是她读完小学、初中、高中，最后上了会计学校。毕业后她在广东省找了份工作，担任当地工厂的会计。一两年后，她也开始帮亲朋好友找工作。她寄回家的钱越来越多，使父母成为村庄里数一数二的有钱人。我们几年前回访时，戴满珠的父母（姑婆已经过世了）住上了一栋六间的水泥屋——对他们而言实在过于宽敞了。他们还是养了一头猪，把它圈在那间如今已成了猪圈的老木屋里。现在家里有电、火炉、电视和风扇。
戴满珠在2006年嫁给了一名技术一流的工人（铸模师傅）；第二年，也就是她30岁时，生了一名女婴。她在东莞市的一家台资电子公司担任主管，但是她想自己创立公司。老板同意助她一臂之力，这很可能会成为她发财的新机会。
因为摩根银行资助了所有奖学金，山区的其他女孩也突然间享有了难得的教育机会，毕业后她们纷纷前往广东的工厂找工作。她们把钱寄回老家，帮忙支付弟妹的学费，弟妹们最后也在中国沿海找到了好工作。这些都让山区更繁荣、更有影响力了。如今那里铺了通往村子的公路，正好经过新盖的戴宅旁边。也许有一天，村里会给纽约那名捐款者，或是戴满珠树一个雕像——又或是给那名糊涂的银行职员也说不定。
这就是教育的力量。一个又一个的研究显示，教育女孩是摆脱贫穷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妇女要能挺身对抗不平等，要融入市场经济，接受学校教育往往是先决条件。除非妇女能够算数而且能读会写，否则她们难以创业，更不要说对国家经济作出重要的贡献。可惜的是，女孩所受教育对社会的影响，很难用统计数据来显示。
挑战就摆在眼前：在全世界1.15亿名小学辍学学生中，57%是女孩。在南亚和西亚，2/3的失学儿童是女孩。
美国人常以为，要提升教育程度，就得兴建学校。在某些地区这的确是必要的。最近我们在柬埔寨建了一所学校，就像西雅图的弗兰克·格里哈尔瓦校长带领那群学生所做的那样，但是光建学校还是有问题。兴建学校费用昂贵，而且无法确保老师们会好好教。印度一项研究发现，在任何时候都有12%的学校是关闭的，因为那天老师没有去上课。
提升学生到课率，最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方式之一是帮学生除虫——肠道寄生虫影响儿童身体及智力的发育。事实上，普通寄生虫一年会导致13万人丧命，丧命原因通常是寄生虫引起的贫血或肠梗阻，而贫血尤其会影响生理期的女孩。20世纪初期，美国南方推行除虫政策时，学校老师对于除虫的效果大为震惊：学生突然间变得更机灵、更用功了。同样，肯尼亚一项划时代的研究发现，除虫可以降低1/4的旷课率。
让更多女孩就读中学的另一个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方法，可能是要帮助她们处理生理期的问题。非洲女孩生理期时通常使用旧布，而且重复使用；她们往往只有一条破烂的内裤可以穿。女孩担心经血渗漏及沾染有损颜面，有时候生理期干脆就待在家里。救援工作者正在试验着把卫生棉分发给非洲少女，并为她们建造厕所以便更换。他们已经发现这种简单方式能够有效提升中学女生的到课率。
不过宝洁公司生产“丹碧丝”及“护舒宝”卫生棉的部门在非洲制订免费分发方案时，却碰到出乎意料的挑战。首先，女孩需要一个地方来更换卫生棉及清理个人卫生，但是许多学校没有厕所。于是他们不得不在学校建造有自来水的厕所，这样一来成本就大幅增加了。接着该方案遇上了经血的文化禁忌，比如女孩们不愿意把用过的卫生棉丢到垃圾桶里。他们必须为丢弃卫生棉制订特别规定，在一些地方甚至要分发焚化炉。这个方案对双方而言都是一种教育，结果则是大家所熟悉的：企业做慈善的诉求是提升其品牌的优质形象，因此往往倾向于采用吸引眼球却不一定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镀金方案。
还有一个扩展女孩受教育范围的智慧策略是“贿赂”——没有人愿意用“贿赂”这种字眼，但事实就是如此。使用这一策略的先驱之一是墨西哥。1995年，墨西哥财政部次长圣地亚哥·利维默默地筹划了实验性的反贫穷计划。利维构想的精髓是“贿赂”贫穷家庭，好让其子女持续上学，并且让他们定期作医疗检查。他们小心谨慎地作记录，列表显示执行该计划的村庄及对照组村庄的结果。后来总统柴迪洛看到了该实验的成功，于是果敢地同意逐步淘汰食物补助金，发起全国性的新计划。该计划现在被称为“机遇”计划(Oportunidades)。
“机遇”是全球最令人敬佩的反贫穷计划之一，大约1/4的墨西哥家庭在不同程度上都得到过这项计划的帮助。只要家庭同意让子女继续上学，让子女注射疫苗，带子女体检及参加健康教育讲座，他们就能得到现金补助。补助金少至三年级学生每人每月10美元，多至中学女生每人每月66美元（中学女生得到的补助金最多，因为她们的辍学率是最高的）。补助金直接由中央政府支付，这样一来就降低了地方政府贪污的机会。而且补助金是交给母亲而非父亲，因为研究显示，母亲更可能为了孩子的利益而使用现金。该津贴也因此提升了母亲的家庭地位。
以上我们讨论的各种方法，在提升学生到课率方面都已证实有效。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学生一旦上学，如何提升他们的学习质量？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迈克尔·克雷默在肯尼亚主持了一项研究，该研究调查了改善教学质量的六种不同方式，小至免费提供教科书，大至学生赞助计划。其中最能提升学生考试成绩的方式，是规定参加六年级考试的女生只要排名前15%就会得到19美元的奖学金。19美元就能让她们继续读七、八年级，同时，在大会中得到表彰也是莫大的荣誉，女孩们个个受到激励。发放奖学金的学校是随机挑选的，而这些学校女生的学业表现明显比对照学校的女生优异——甚至连能力较差、实际上没什么机会赢得奖学金的女生，也表现得比对照学校的女生优异许多。男孩也表现较好，显然是因为女生带来的压力，或是不想忍受成绩落后的羞辱。
这种援助计划都已被证明有益，但不是所有援助计划都得到了同等对待。过去几年来，增加对外援助的呼吁遭到过集体反对。纽约大学教授、世界银行的资深人士威廉·伊斯特利就是这样一个怀疑论者。他认为救援物资常遭到浪费，而且有时候造成的伤害大于好处。如同经济学家拉古拉姆·拉詹和阿文德·苏布拉马尼安于2008年在《经济及统计报告》的一篇文章中所说：
一国得到的救援资源多寡与促进该国的经济成长之间是否有正面（或负面）的关系，我们没找到多少有力的证据。我们也没找到证据显示，在较佳的政策或地理环境中，救援工作会效果更好，或是某些形式的救援比其他的来得有效。
这些怀疑论者的某些论点是有道理的。任何在非洲旅行的人都看得出来，援助要执行得当，通常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虽然赋予女性权利对于克服贫穷至关重要，但这也是救援工作中特别艰难的一个领域，需要一点一滴地改善当地社会的文化、宗教和家庭关系，而我们外人往往不能充分了解这些。
（摘自《天空的另一半》，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4月版，定价：3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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