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活跃的诸家思想流派中，自由主义当属支持者最多、传播范围最广、影响也最大的一支。但就在这大约二十年间，自由主义经历了某些相当重大的变化，并且，至少在思想层面上，目前似已呈现出明显的颓势。
1992年，邓小平决定南巡。邓从80年代的经验中清楚地知道，要摆脱经济困境，就得开放：既要对外开放，引进境外投资、技术、管理；也要对内开放，允许私人企业成长。为此，必须部分地打破意识形态牢笼。邓提出了“不争论”的原则，其含义就是不争论新政策“姓社姓资”，实际上就是默许某些“资”的成长。
这一策略性政治行动，不经意间，为自由主义改变自己的命运创造了条件。因为，对私人企业开放就意味着承认私人产权，经营自由，企业间竞争，总之，这意味着承认市场制度。南巡之后，“市场化”迅速地成为媒体与学术界的主流话语。
借由这样的机会，经济学异军突起；而且，进入学术与观念场域。这构成了当代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市场自由主义或者经济自由主义。借助于市场化的“政治正确”，这种自由主义观念在公共媒体上迅速扩张地盘。经济学家们基于自由市场理念，对于当时最为重要的公共议题发表看法，这些看起来非常新鲜的意见，总是能够引起广泛关注。受到这种观念影响，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惯于从财产权的角度理解权利，从经济自由和自由竞争的角度理解自由。
邓南巡之后，市场化成为官方的执政纲领。由此，当局逐渐接受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策动了一系列改革，尽管意识形态的基本制度和政策框架并无根本变化。这样，经济自由主义也就大模大样地进入官方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与此同时，各级官员，尤其是中间层级的官员，在80年代接受过高等教育，为了适应经济增长导向的政绩考核体系，随后也接受了一定的经济学训练。由此，他们接受了经济自由主义的价值和思考范式。因此，体制内存在着一股强烈的经济自由主义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发展成为“增长主义”意识形态——对此意识形态的形成，自由主义经济学做出了一定贡献。
市场化必然伴随着法治化，几乎所有经济自由主义者都主张：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吴敬琏对此谈论最多。这一点，与共产党内部分老干部对“文革”深恶痛绝的情感相结合，推动了法治观念的制度化。从90年代中期开始，“法治”——现在不再是“法制”——也进入官方主流话语体系。1999年，当局提出“依法治国”理念，2004年，当局更进一步，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政治目标。当年也完成宪法修订，国家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则正式写入宪法。由此，自由、公民权利等概念，成为官员们的公共语言。
或许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体制呈现出明显的自由化演进趋势，诸多重要法律修订与政策制定的基本倾向是自由主义的。市场与法治的诸多制度因素进入原来的体制。到2003年，体制呈现出显著的“混合体制”特征。
这样的混合体制，体制的基本框架依然是旧式的，但它已经退隐到较深层次。台面上的诸多具体制度和政策，则在一定程度上合乎市场和法治原则，起码是根据这样的原则制定的。正是这些新的制度，让中国人的创造性精神得以释放出来，形成了人们后来惊叹不已的“中国奇迹”。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统治体制与外部的自由主义的关系，虽然算不上亲密，但也不算敌对关系。部分官员可能未必十分情愿，但在经济改革之大“势”推动下，不得不学习、接受自由主义的基本话语。有些经济自由主义者还可以深度介入体制的某些重大决策过程。对社会变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应当承认，经济自由主义者所关注的问题，绝不只是经济自由，他们追求完整的自由。但他们相信，经济自由具有足够的合法性，由此入手，实现完整的自由的可能性也比较大。他们相信，透过增进经济自由，就可以推进政治自由。随着经济自由扩展，到了某个临界点上，政治自由必然到来，不管以何种方式。
但是，经济自由主义者的期望在相当程度上落空了。不错，在90年代中后期，国有部门确实在缩小，私人经济部门也确实有所发展。但是，最为悖谬的是，国有部门缩小的过程，引发了一个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存在大量内部人私有化、权贵私有化现象。
对此，经济自由主义要承担一定责任，至少是理论上的责任。他们急于消解国有部门，就像著名的“冰棍理论”所暗示的，尽快私有化，不管采取何种方式；而最快捷的私有化当然是权贵私有化。经济自由主义从经济系统整体效率改进的角度，对此予以默许，甚至给予一定的支持，因为这起码实现了私有化。
很快，经济自由主义就要为自己理论上的短视与政治上的幼稚，付出沉重代价。权贵私有化本身就是腐败，它激起了舆论和民众的不满。这一过程也扩大了贫富差距。尤其严重的是，这一过程总是伴随着普通工人在没有得到充分补偿的情况下大规模下岗，从而制造了新的城市贫民群体。
凡此种种现象引发了2003至2004年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讨论。当然，这只是一个导火索。事实上，90年代初期以来形成的混合体制，固然释放了企业家的创造性，同时也给权力变现提供了最佳机会。因此，中国经济固然快速增长，市场制度也在缓慢生长，而权钱交易同样也在四处蔓延，甚至速度更快。在这样的背景下，群体间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民众深感失落、失望。他们无力辨析问题出在混合体制的哪个部分，他们采取了最简单的办法：“你们”叫得最响的东西，一定只对你们有利，而对我们不利。那我们就反对它。他们反对市场。
这就是2003年以后民众的普遍情绪：民众要求“市场”对他们的下岗、对他们地位的相对下降、对无所不在的官员腐败等等现象，承担全部责任。
相反，经济自由主义者相当迟钝，他们仍然按照自由市场经济学的逻辑进行自我辩解。但是，这种复杂的学理性辩解不可能说服公众。在大众眼中，经济自由主义声誉扫地。从此，他们失去了十年间在公众心目中的荣耀，在公共政策讨论中，他们也日趋边缘化。
最为有趣的是，中国的经济奇迹本来源于经济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私人产权和竞争制度，用80年代的主流话语说是“放权让利”。但到了2008年以后，经济自由主义者却在悲愤地抗议“国进民退”现象——张维迎教授卸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职位，也许就是这一诡异事态的象征。
经济自由主义已经声名狼藉，当局自觉地拉远与经济自由主义的距离。
（摘自《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4月版，定价：3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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