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的第一意识应该是真,其次才是美,为了美失真这样的研究是要不得的。
——陈远
方可成(以下简称“方”):你的历史研究之路是怎么开始的?
陈远(以下简称“陈”):我觉得中国人对历史的兴趣是天然的。小时候,父辈会经常跟我们讲“爸爸小时候怎么怎么样”,我们的祖辈会讲“爷爷小时候怎么怎么样”,到我这个年纪偶尔也会跟我女儿说:“你看爸爸小时候是怎么怎么样。”这是一种无意识,慢慢积累成这个民族对历史的一种潜意识。
方:这是中国人特有的吗?还是全世界人都会有的潜意识?
陈:我觉得全世界都有,但中国有它的独特性。西方是有宗教的,他们可以在信仰中获得力量,而中国人自古以来是没有信仰的。我有一种说法,这种说法也越来越有共识,那就是: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人们是在历史中获得力量的。历史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形成了一种对社会人的约束和规范,人们沿着这个规范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我们经常会说以史为鉴,实际上我不是很赞同这种说法,尽管它有一定道理。简单说,以史为鉴是把历史附庸化工具化了,越是这样,反倒越不能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相反,只有先把历史当历史,尊重历史研究自身的规律和范式,才能更好地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
方:除了这种天然的对历史的兴趣,你的经历中是否还有一些特殊的因素?
陈:我从小对家族的历史就非常感兴趣,因为我爷爷和我大爷爷两个人的人生都非常传奇。在“文革”期间,我大爷爷做到全国政协委员,而我爷爷却深陷囹圄。不过家族里对这些事情都不谈,我都是听村子里其他的老人讲起。在我懂事以后,很长时间里对我大爷爷不能释怀:你身居高位,你的弟弟深陷囹圄,你一句话就可以令他获得解脱,但是你却一声不吭。在我爷爷晚年时,我问他:你们兄弟感情这么好,你在受难的时候他为什么对你不理不问?我爷爷说,你年纪太小,理解不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也理解不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情感。但是,他越是这样讳莫如深,我反倒对家族的历史越感兴趣。
其实和家族的历史关联最大的就是中共党史,因为1949年以来国人的命运跟中共党史是紧密相关的。但是,像我这样一个在体制外的人要想从党史切入做历史,难度非常大,不可能接触到很多一手材料,而且确实有风险,做了研究也发不出来。于是沿着这个路径再向前追溯,就到了民国。正好我上大学时有一本书对我影响也非常大,那就是谢泳先生的《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我读了之后有很多感想,我觉得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遭遇和我祖父的遭遇实际是有某种关联的。一方面,他们的成就令人仰望;另一方面,他们的遭遇也让人叹息。我就开始从知识分子入手,这是我一开始进入历史研究领域时着力最多的方向。
看材料看多了,我发现历史的发展并不是理念所主导的,而是各方势力博弈的结果。历史的发展真的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就是势力博弈。历史是势所以至,而不是理所以至。
方:这种观点会不会绝对化了?
陈:这跟我自己的研究思路可能有关系。在历史研究中,我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但是我不想把自己的价值判断强加给读者。
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于时代存在,毛时代有毛时代的价值判断,邓时代有邓时代的价值判断,我们今天有今天的价值判断。这个价值判断再过五十年,再过一百年,可能又会发生变化。我个人的野心是希望自己的东西可以存留得久一点。不敢有超越时代的妄想,但是希望能久一点,比如说我的东西十年以后看可以不过时,我就很知足,这也是我比较克制自己价值判断的一个原因。
方:你认为这一代历史学者和上一代历史学者最大的区别在哪里?能否谈谈你的研究传承?
陈:从我个人来讲,总结三个字:隔辈亲。我跟长我两代的学者无论从情感上,还是从治学方法上、治学旨趣上都更为接近,比如余英时先生、许倬云先生,我跟他们请教的时候确实也没有太多的隔阂和分歧。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因素是因为他们太高,他们可以就着我,他们跟任何人交流都会让对方感觉如沐春风,这是他们的层次和境界。从我的层次来讲,我看他们那一代人著作的时候获益更多,我会揣摩他们的方法,会研究他们的思想路径,在这个过程中我的阅读也更加愉悦。我是比较幸运的,我跟这些老辈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来往,我的新书就是余英时先生做的序,我原来有一本书是许倬云先生做的序,他们对后辈人都非常提携。
有句话我始终没有当着余先生的面讲过,但是我经常对别人讲:如果有机缘做余先生的小书童,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我从余先生身上感受到的一些精神,让我非常敬仰——我觉得余先生做到这个份上,完全可以原地踏步不动了,因为他的成就已经足够高了,但他却不是这样。我如果在美国时间早上7点左右打电话给他,一般得到的答复是他去图书馆了。几次以后,我就知道要在美国时间晚上打电话才能找到他。余先生谦虚,说自己就是一个平常人,一切都是靠努力得来的。我心中一直把余先生当做我的榜样。
方:对你影响最大的学者是谁?
陈:从思想上来说还是胡适,从方法论上讲我从余先生那里受益比较多。
胡适说,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有七分材料不说八分话。由于历史的原因,历史研究到现在还存在理念先行的情况,先有一个观点,以论代史,这是很糟糕的。比如说慈禧是坏人,那我就组织材料,所有的材料证明慈禧是坏人。一部典型的著作就是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还没看袁世凯什么就先给他定性为“窃国大盗”,所有的材料都是按照这个方向去组织的。这样快不快?快。但我宁愿事倍功半,看材料才会下结论。
我做燕京大学研究时,这个感受特别深。我对燕大和司徒雷登,开始时有一个浅显的认识,但是在研究中不断发现新材料,我会不断推翻过去的认识,对自己没有定见,我觉得过去的观念该推翻就推翻。
无论技术怎么发展,历史学中材料的发现依然是判断一个研究、一个著作不变的标志。
方:你心目中理想的历史写作是什么样子的?
陈:首先要明确的是,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是两码事。我实际上是介乎于历史写作和历史研究之间,更偏重于历史研究。从我自身来讲,做一个选题的时候首先是我对这个题目有疑问,解决我自己的疑惑。古人有一句话被以讹传讹了,原话是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后来被人说成“古之学者为人,今之学者为己”。我觉得做学问重要的是为自己,什么叫为自己呢?就是为了解答自己的疑惑。为人为己没有价值上的高下,从我自己的角度说我首先是为己,其次是为人。不断发现新材料、不断推翻自己结论的过程非常愉悦,但当出版圈子的朋友说,陈远你这本书给我吧,这时候我就会很痛苦,写作的时候很痛苦,为什么?写作的时候会考虑我是给人看的,怎么样让人接受,这时候是你取悦别人。做学问是取悦自己,写作是取悦别人,取悦别人你就要放下身段,你要考虑别人的感受。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用两个词来说,一种是谋心,一种是谋身,我觉得谋心的过程更愉悦。
方:这几年通俗历史很热,有“民国热”等一系列的现象,微博上也有很多关于历史的段子很受欢迎,但是这些内容的质量是良莠不齐的,甚至充斥谣言。你在大众媒体工作,你怎么看现在这种现象?会不会对民众的历史观产生不好的影响?
陈:我觉得没关系。我也知道里面有好的,有坏的,明摆着就有假的。比如说有一条微博曾经非常流行,被转了上万次,说清华校训原本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后来后面八个字被去掉了。实际上,它本来就没有后面的八个字,这里面折射的当下人的一种心理,对现实太不满,就去历史中寻找。布洛赫有一种说法:伪造的史料也有伪史料的价值。我们要相信史学家研究的能力。
长久看来,历史会归于接近真实的程度。大浪淘沙,沙子势必会淘下去,而且民众也是会进步的,相信他们有选择的能力。有可能他一开始不知道什么好,但是最好不是由别人告诉他什么什么好——我们这一代都有这种经历,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是社会主义好、毛主席万岁。我们不要一方面批判这种经历,一方面又告诉你们什么什么好。在公众领域里,一旦文化可以谈优劣,文化专制就会产生。胡适有句话是“正义的火气”,那就是认为只要正义在身,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对的,但是这个正义由谁来裁定呢?向极端的情况推演一下,如果正义在身,别人的命是不是可以不值钱?专制的根源就在这里了,可惜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道理。
方:如果让你用一本历史的典籍描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你觉得能够找到这样的典籍著作吗?
陈:这样的时代,国家崛起,容易令上位者产生大国的心态。当然,要从经济从军事这些方面都没问题,但如果没文化,所谓的大国就是一个暴发户。让我用典籍,我还真一时想不起来,但是我想用另外一种方式回答。人们经常做这样的假设:如果可以“穿越到古代”,你愿意穿越到哪里去?我说我哪里都不穿越,我就活在当下。这个时代不是很好,也没糟到哪里去,它糟的地方正是我们应该努力的地方,任何人在当代生活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不幸福感,会有怀才不遇感,或者挫败感、不满足感,每一代人都会有。民国的知识分子发起牢骚来也很厉害,只不过他们比我们幸运的地方是可以自由地发这些牢骚,而且可以为之付出努力,而我们今天只剩下牢骚了。这也是知识分子不长进的地方。你可以发牢骚,但是你要明白你所发的这些牢骚,你的这些不如意恰恰是因为你的努力不够,这个社会每个人都有责任,不完全是上位者的责任。
方:你这个回答很励志。
陈:这确实是我一贯看法。经常有人会说需要有识之士呼吁倒逼权力来怎么怎么做,我说我非常不赞成“倒逼”这个词,这个词里里外外透出一种紧张。在我看来,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既不是简单的倒逼,也不是简单的顺从,而是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关于历史的趋势,还是胡适说得好,他是这么说的:“我是学历史的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上的趋向,那是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体专制的潮流,在我个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我们可以不必因为中间起了这一个三十年的逆流,抹煞那三百年的民主大潮流、大方向。”我相信胡适这个判断。
(摘自《东方历史评论·0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版,定价: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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