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上登着东京一家高级饭店的广告，广告说这是一些香港明星最爱租住的地方，因为饭店的服务绝对一流，很对得起四千块钱一晚的收费。比如客房里装有传真机并不稀罕，但传真机旁摆着一排外语词典肯定少有吧，这可以免去入住客人张口求人的多少麻烦和尴尬。再比如客房里备有咖啡及咖啡具供客人随时煮一杯咖啡的办法，已为不少饭店采用，可有谁会为客人提供能煮出高品质咖啡的带过滤纸的那种呢？这则广告既打了最能吸引香港人的明星招牌，也把日本特色的服务精神传达得点滴无遗。
每年都有许多香港人去日本旅行，报纸上除了常年登有旅行日本的广告，也不时刊出游日人士的短文随笔，读来有趣的是，很多人都为日本人的知微见著、以小治大以及在细节上决不苟且的态度折服。上世纪80年代的一位专栏作家曾经写他对日本车站的观察，他说在日本等侯乘车的人通常也不少，可就是见不到这边车将停未停，那边刚刚还排得好好的队伍已然乱了阵脚，人群一哄而上的场面。他说他为此做了一点调查，发现日本车站秩序井然的原因，靠的不过是一个细节的处理，那便是要求车子进站后，务必停在一个定点上，车门位置固定了，自然免去等车人忽前忽后地奔跑。90年代的青年大多伴随日本青春偶像剧成长，他们的体会是看日剧，一定要留意它看似不经意的细节，你一定要从第一集坚持到最后一集啊，他们说，否则你怎么知道男女主人公最后约在美术馆见面，其实大有深意呢，那正是他们一见倾心也是他们曾经失之交臂的地方，你看不懂这种种精心布置的细节，又怎能享受得到日本爱情电视剧那令人窒息的甜蜜感觉呢？
日本以它对细节的精致巧妙的处理使人着迷，那些细节可不是无关紧要的，从电脑屏幕的仿真颜色到手提电话五彩缤纷的机套，从搭配不同衣服的雨伞、阳伞到手提包袋上的每一粒扣子，它们都是那么地体贴你的需要、契合你的心思，想你所想，想你所未想，使你在花钱购物的时候，更仿佛额外得了一份情意款款的厚礼。我想罗兰·巴特在他那篇以流行服装杂志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流行体系》中赞扬“细节最具有生命的模式”是很有见地的，他认为恰恰是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把一些毫无意义的东西变成了最有意义的东西。在同一性日渐取代了特殊性的现代都市，的确好像也只剩下勉强可供细节点缀的空间，尚能让现代人伸展一下他们未被彻底泯灭和同化的个性、创造力。
都市里最爱标新立异的当然莫过于青少年，香港的青少年中不乏“哈日族”，不知道是不是就出于这个原因，只除了嘴上不讲日语外，他们全身都是日本式的披挂，听宇多田光的歌，看木村拓哉的戏，挤在日式料理店小小的回转台边延颈期盼想要的那份寿司，就连大学饭堂里也可见他们埋首于饭菜和日本漫画书之间的身影。以价钱来论，日本的东西决不便宜，不说崇光、三越那些老字号的百货商店，天长日久，已不得不将就普罗大众的购买能力，单看近年开张的LOG-ON，那里边件件正宗日本制造的物品，比一般商店竟不知要贵出多少，其中的大多数，要由务实的中年人眼光来看，实可谓“中看不中用”的。中看不中用，换一个语境或可叫做高雅脱俗，而这一品质，似乎最能对上不劳而获者包括正在心安理得享用父母工薪的青少年的胃口，因此尽管LOG-ON的物价不菲，少男少女们还是趋之若鹜。
有人于是觉得日本的商人真是聪明透顶、精明透顶，他们抓住的可不仅仅是现在的最大方的一群消费者的荷包，他们的老谋深算还表现在等于培养了一代人可能终其一生的对日本产品的特殊感情。要知道商品不是只有实用功能的，商品也有文化的内涵，任何一种商品，在满足了实用价值的前提下，总有着不纯粹为实用目的某些因素作为其附加值存在，那些看来只起着修饰作用的附加成分，便可以“文化”称之。商品的实用功能或只发挥于一时，但其所负载的文化却可传之久远，只要去文物拍卖市场走一走，这道理不说自会明白。而反过来，商品所附带的文化信息，也会在人的精神记忆中留下痕迹，久而久之，使人养成特殊的消费习惯和认同心理，其后果，就像有人抱怨现在的香港大学生，由于他们从小看了太多的日本漫画，进到大学，也还是只喜欢看图不喜欢识字，文学系的学生，却连长篇小说也懒得念。
说现在年轻人只会看图不认字，当然是玩笑话，不过或许不能否认日本在市场方面，真有不少好的营销策略，这些策略说起来也恐怕不全部出于商人的精明计算，有些说不定更得到深厚文化背景的支持。就拿对于细节的强调来讲，在日本，也许便算得上一种颇有渊源的传统。清少纳言在《枕草子》里就说过：“凡细小之物皆美。”写在大约一千年前的这部作品，向我们讲述了许多令人感动的人和事物，像朝阳下的菊花上的雨露，像火盆上斜斜放置的夹炭的筷子，像故意不着裙装，却穿一件开缝的汗衫，挂着香袋，带子长长地拖下来，斜倚构栏，轻扇掩面，惹人怜爱的童女，还有八九月里盖着经了一夏的棉被，穿了生绢做的单衣，任风任雨吹过来的感觉。刚嫌这单衣有点热，想要脱掉，却不料天气凉下来……清少纳言笔下的这些人和事物，无不是在一些秀巧精致的细节衬托下，才显出它们不同凡响的美丽的，若非有观察细节的习惯和捕捉细节的能力，大概一般人很难欣赏到它们的美，更不要说将这种美感经验诉诸文字。
虽然在现代商业和《枕草子》之间寻找联系，是件无聊且可能徒劳无功的事情，但细细思量，这两者也确乎有着某种微妙的关系，只不过这关系表现在它们具有的并非是相同而恰恰是相反的影响上：乐于接受日本设计制造的产品的人，却也不一定认同《枕草子》代表的那种日本文化。
罗兰·巴特在他谈论日本的那部著名的《符号帝国》中，就曾用了细致入微的笔墨描述日本人日常生活中在细节方面的不可思议的投入。在他看来，对于细节的过分关注，导致整个日本处在了失去中心的空洞状态，好像禅宗说的色即是空。例如他分析日本的包装说：当物品被人们精心地用卡纸板、木头、纸张和丝带一丝不苟地包裹之后，相对于豪华的外包装，物品本身的意义被淡化了，变得毫无价值起来，常见外出旅行的日本人给亲朋好友带回包装华丽的礼物，其实他千里迢迢搬运的不过是一个空空洞洞的符号。
类似的看法，戴季陶似乎也有，他在《日本论》里也说过，除却欧洲传来科学文明和中国印度所输入的哲学宗教思想而外，日本固有的思想，不能不说是幼稚。据说对日本知之甚深的戴季陶更直截了当地指出，日本民族性格中富于幽雅精致，缺乏伟大崇高，认为《徒然草》所谓“花间黄莺”、“水中青蛙”，究竟气局褊小。而之所以有这种评价，实在是因为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预设，即首先确立了大陆中国也就是自己这一方有着伟大崇高的品行，再将岛国日本视为一个具有对立品行的他者。
视日本为他者，为一个与自己不同的文化国家，这种他、我之别的确立，不但为不同国家的文化划出了边界，规定了不同文化具有泾渭分明、难以沟通的性质，也决定了人们对所谓文化的认识和描述，永远只能建立在想象之上：对他者的无法客观了解的想象，以及反观自身时无从定位的想象。就好像在罗兰·巴特眼里，日本始终是一面光亮耀眼却无法进入的镜子，是一种符号，它提供的只是一种写作的而非现实的情境。
今天生活在地球各个角落的人，无不乐意接受任何国家生产的方便耐用的物品，也无不乐意享用同样优良体贴的酒店服务，然而这些不同国家人民的精神灵魂，却是安置在不同的文化空间的。物质是可感的而文化是想象的，物质因此具有普遍的使用价值，可以共享，文化却是独一无二、无法复制的，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文化，总让人记起内与外、我与他的区别，它们因此有时更起到使人际疏离的作用。香港已是一个相当国际化的地方，但是我依然能在这个开放的城市，时时感觉到这种文化及文化国家的差别意识，也许就是这一点意识，使香港的年轻一代无论多么热衷于日本的漫画、日本的明星，但在钓鱼岛问题上，他们中的一部分，却时刻睁着大大的眼睛。
（摘自《往来以礼》，中华书局2013年7月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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