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天都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歧视别人，也可能会被他人无心或有意的言语、眼神伤害。我们不断划清“自己”和“他们”的边界，殊不知若有似无的歧视就在这些边界的缝隙中潜滋蔓长。“鄙视的链条”为何总也割不断？破除地域歧视的良方到底在哪里？
无处不在的鄙视链条
如果让我说说怎么解决地域歧视这个问题，怎么让饱受歧视的族群重新扬眉吐气，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因为地域歧视这种文化现象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一种充塞在空气中的若隐若现，若有若无的环境压力。一旦回到真实具体的场景，摆在面上的地域歧视反倒容易变成一种善意的玩笑。
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一点，是我还在央视当制片人的时候。有一次开制片人会，会议间歇，部主任指着我们一个山西的同事说：“你听过山西的一个段子吗？说山西人抠，夏天买一把扇子不舍得扇，把扇子摆在这儿然后摇头。”结果哄堂大笑。
这分明像是地域歧视，但是在那样的场景下，这反而是一个善意的玩笑，大家哈哈一乐也就过去了。往往是那些不太熟悉的人，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甚至是比较礼貌的方式制造的压力，那才是露骨的地域歧视，明显会让人感受到恶意。
地域歧视的另外一个特点：它是一个鄙视链条，大到国家，小到城市、省际，甚至省内之间都存在地域歧视。这有点像中国人的麻将，肯定有上家和下家，上家打出来的牌你得吃，你打出来的牌也会被别人吃掉，所以这似乎是一个没头没尾的，像贪吃蛇一样的鄙视链条。
想把这个链条硬生生地从人们的文化认识上打断，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到底有没有解决办法呢？自从我看到郑也夫先生写的《信任论》一书之后，我对这个问题几乎感到绝望了。书中的一个小章节讲到一个原理：任何生物包括人类在内，在这个漫长而残酷的进化战场当中要想生存下来，必须得有一种把世界简化的本领。
世界到底有多复杂？举个棋类的例子来说明。在国际象棋、中国象棋和围棋这三种主要的棋类中，围棋是最复杂也是变化最多的。最简单的是国际象棋，走完一盘大概需要40步，而每一步都可能面对30种选择。匡算一下，一盘国际象棋可能牵扯到的符合规则的变化种类大概是10的120次方，甚至有的计算结果是10的240次方。如此庞大的数字，印证了中国古人的那句话，“千古无重局”。
换句话说，即使是在棋盘这种规则、边界和时长都既定的博弈格局当中，变化都是无穷尽的，更何况我们人生。自然界的生物面对生存竞争这样博弈多变的环境，变化的种类恐怕更是难以计数。
所以生物在进化过程当中，一定要想出一种简化机制。对于人类来说，这种简化机制就是把世界完全符号化。比如，面对千种红百种绿万种灰，如果你仅仅说出一个红字，别人还是不知道具体是哪一种红色。再比如说疼痛，到目前为止科学界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方法能够量化疼痛这种感觉。有一种说法是“女性分娩时候的疼痛是十二级”，后来我专门问了一些专家，他们告诉我疼痛根本没有标准的分级。因为疼痛是人类对世界感知的一种简化机制，它并不描述真实，它只能描述人们想象中的那个被简化过的世界。
康熙帝偷写日记歧视谁？
对于任何一个想准确把握外在世界的人来说，复杂性都是一个难题。
康熙大帝的御座旁边会贴一张纸条，写上全国各个省份督抚大员的名字，这个名单就是康熙对他所掌握的帝国建立的一个基本简化机制，他只用掌握到某个省是谁在管这一个层面就够了。美国有一个研究中国史的著名专家叫史景迁。他在小书《康熙》里收录了康熙写的一篇日记，是康熙偷偷写的。史景迁先生认为这篇文章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地域歧视。
比如，康熙看不起山西人，认为山西人抠门，不会照顾穷一点的亲朋好友。而且客人来了，主人连一顿饭都不留。其实就我个人跟山西朋友打交道的经历来看，抠门的人远没有到那个份儿上。但是对于一个皇帝来说，他只能用这种符号化、脸谱化的简化机制来理解他治下的臣民。如果没有这种简化机制，康熙大帝就算再英明神武，坐在大殿御座上的他也难以掌控泱泱大国。
民间也有类似的经验，比如一个母亲给自己的女儿描述外面的世界时，会用一些非常简化的结论。比如说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你要小心；十点钟之前一定要回家；不要跟男人在外面待到十点钟之后，等等。这就是一个母亲跟女儿交流的时候，她对世界的简化。
人类怎么去把握如此复杂的外在世界呢？就是用简化机制赋予其意义，再通过意义去理解这个世界，而地域歧视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简化机制。因为我们无法去把握一个几千万人将近上亿人口的省份或者国家，太复杂了，所以干脆把它符号化。
回到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一句名言，他说：“凡是能够言说的世界，就是我们能够掌握的世界。如果不能言说出来，也就是不能把它符号化、简化的世界，我们只好保持沉默。”
解决地域歧视需人格修炼
亚运会期间，有一个广州市民发了一条微博，愤怒的语气明显是带有地域歧视的感觉。他说：“你们外地人不能一边骂我们亚运会办得不好，一边又跑来把我们所有的票都抢光。你们不能跑到我们的地铁上，把我们市民的位置全部占了，然后又说我们的广州治安不好。”
站在他的角度来看，他所有的委屈和愤怒都是真实而有道理的。可是在“我们”和“他们”、我们广州人和他们外地人之间，这却是一笔乱账。因为买光票的和批评亚运会办得不好的，可能是一拨人，也可能不是。但没有办法，广州人不可能细致到去区分到底哪些外地人是买票来看亚运会的，哪些外地人是批评亚运会的。
小孩子在八个月到十二个月之间会出现一个心理阶段——认生，除了自己的妈妈和爸爸，谁都不让抱。从那个时候起，自我意识就开始构建起来。这是我爸妈，这是我吃饭的小碗，这是我睡觉的床，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朋友，这是我的学校，这是我的城市，这是我的文化，我的语言，我的祖国……我们的成长过程就是不断构建自我和外界，也就是“我们”和“他们”之间边界的过程。
人从小到大就是不断地把一些外在的，看似和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事物，逐渐认同并划归到自我的人格当中这样一个过程。如果别人动了自己的东西，也就是那些被认同的外界之物，人就会觉得自我人格受到了伤害。
比如说，在反日大潮当中，你会发现表现最激烈的大多是年轻人。我曾见过一个一提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即要杀到日本列岛的初中生，我好奇地问他跟日本人有什么仇，他其实也说不出来。但是我可以理解，他正在构建自己对国家的一种认同感，他认同这个国家，所以可能对这个国家的曾经或者未来造成伤害的族群，都成了他认知当中的敌人，让他充满了仇恨。
我大学时的校长李培根先生讲过一句话：“什么是母校？母校就是那个自己随时随地可以骂，但别人绝对不能骂的学校。”上过大学的人都知道，几乎每个人在上学期间，都埋怨过自己学校老师很烂、食堂不好等等，可是一旦走出校门，谁要是骂这个学校就跟谁没完。为什么？因为这个学校已经成为你人格当中认同的一部分，骂学校和骂你从心理机制上引起的反感是一模一样的。
这就是构建“我们”和“他们”的世界的过程，地域歧视也来自于此。比如我们北京人，我们上海人，他们外地人。或者在北京内部，我们是东城、西城的人，他们是崇文、宣武的人等等。这种边界一旦形成，所谓的歧视就在这种自我认同的构建当中潜滋蔓长。
“丧钟为每个人而鸣”
那面对地域歧视，到底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
原则上，解决的办法就是让认同变得无边弗界，也就是认同的对象已经变成了这个宇宙，或者这个世界的全部。
不要以为这是很古怪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哲学家张载写过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叫《西铭》，提出了“民胞物与”的思想。什么叫“民胞物与”？就是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所有的物都是我的同类。这是一种非常宏大的哲学思想，在基督教中也非常突出。
比如17世纪的英国诗人约翰·多恩写过一段布道词，大意是：所有的人都是我的一部分，正如所有的地点，包括一些小小的石子，都是欧洲的一部分。当一个石子滚到了海峡当中，欧洲就少了一部分。所以每一个人的死去或离开，都是“我”这个主体少了一部分。所以当你听到丧钟鸣起的时候，你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就是为你而鸣。
后来海明威根据这个词写了那本著名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这与张载提出来的所谓的“民胞物与”的思想是一脉相通的。这种思想的本质就是，把自我认同扩大到所有的边界上去，如果一个人拥有这样胸怀，那他就不可能有地域歧视。
还有一种思维方式是剥离，是佛法的一种修行。既然人的成长过程是不断把外物认同到自己的主体当中，那么佛法的修炼就是不断把这种认同剥离掉。包括肉身在内的外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修炼到最后，所谓的成佛做祖，就是把自己的灵魂和外界所有的附着物全部剥离开来，不仅要出家而且连肉身都可以不要。
在社会当中面对地域歧视，有时候不得不采取剥离法。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听马化腾讲，因为腾讯有很多的产品和服务，所以骂马化腾的人就很多。有的人真是用各种最脏的字眼辱骂他。有的时候马化腾的夫人气得要死，马化腾就跟他夫人讲：“你不要生气，他们骂的是马化腾，骂的不是我。”
这是一种很高明的思维方式，一个人的社会符号被辱骂，跟他内在人格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一旦看穿这点，你就不会觉得自己被辱骂了。
其实很多我们非常尊敬的人，他们就是在用这样的方式思考世界。比如美国越战期间有一个人叫姆斯提。他每天都拿着一只蜡烛站在白宫门前反战，有时候游行队伍都散去了，他还站在那里。有人就问他：“姆斯提先生，你站这里有用吗？你能改变这个国家吗？”这个人正色回答道：“是啊，我改变不了这个国家，我站在这里只是不让这个国家改变我。”
这就是剥离世界的态度，把自己和周边群体剥离开来，这也是佛法修行的态度。
所以，要破解地域歧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自身着手。要么把自己的人格扩大到无边弗界，要么把自己的人格收缩得非常独立。如果做不到这两点当中的任何一点，那么我们就会在地域歧视的这锅烂汤当中，煎熬着自己的生命。
（摘自《逻辑思维：“有种·有趣·有料”》，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10月版，定价：36.00元）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