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在重庆的岁月

    同张闻天的交往 

    我是张闻天先生的学生。1925年春张先生来川师时，我17岁，当时叫曹民熙。张先生教我们14班国文。他在《南鸿》的文章说教14、15两班国文，我记得只教一班，那时没有语文教师教两班的。他在文章中说我是级长，其实当时并没有级长、班长一类名目，我当然也没有担任过。

    川师是重庆的最高学府之一，学校规模不大，五六个班级。校址在学院衙门，靠通远门不远。川师的经费是由川东30多个县共同负担的。经费来源是“中质捐”（中人佣金的捐）。学生吃饭和穿衣都由学校供给。伙食不错，顿顿有肉。

    张先生是我们同学请他来的。他到重庆之后，他的小说《旅途》还在《小说月报》上连载。我们知道女二师出了事，就要求学校请他来教我们。在张先生来之前，我们的国文教员都是前清得过功名的人，教材都是从十三经中选的。我们在高小就是读文言文，考川师的作文题目是《老子与庄列并称论》。张闻天是新人物，他一来，就给我们学校带来了新的气息。他选教新文学作品，记得有鲁迅的《狂人日记》、《药》，郭沫若的《牧羊哀话》，苏曼殊的《桃红的眼睛》等。

    他大约是学期一开始就来的。那时寒假放得长，有一个半月光景，到阴历正月底才开学。他来校后不到一个月，就帮助我们组织“新生学会”，宣言就是他写的，几百字，我们抄了贴在墙上。但此后“新生学会”没有什么活动。

    三月下旬组织“南鸿社”，创办《南鸿》周刊，影响就大了。四月川师学潮起来，张先生就搬出学校，住到戴家巷十七号邵天真家里。学校也停课了。他实际教了我们二三个月，但办《南鸿》周刊始终在一起，停课后关系更加亲密。五月中旬《南鸿》被封，张先生被迫离渝返沪，我们几个同学送他上船。在江轮上畅谈，通宵达旦，直至早晨启程，才依依惜别。    

    此后我同他通信有一二十封。他回上海后的情况，赴苏过西伯利亚的情形，进孙文大学后的情况，都先后写信告诉我。大革命时期我到广州之后才断了联系，但当年张先生的音容笑貌一直活在我的心里。

    《南鸿》始末  

    《南鸿》本来是我们几个学生搞的一个油印刊物，没有多大影响。

    张先生来川师之后，组织“南鸿社”，出版铅印的《南鸿》周刊。版式仿照《语丝》，四开八版。印数每期1000份。（当时印费低，又不发稿费，不贴钱。）

    《南鸿》就是张闻天一个人编，其他人也写稿，也跑印刷所，搞校对，搞发行。

    “南鸿社”的成员不到十个，都是川师、二女师、巴县中学三校的学生。他们是：

    邵天真、邓雨甘、李君策、曾苹若……

    “南鸿社”曾经照过一张相片。可惜现在找不到了。张闻天穿长衫。他说，有漂亮的西装，没有拿出来穿，放在箱子里。

    《南鸿》的发刊词是张先生写的，简明扼要地提出了刊物的目的。反封建，冲破重庆当时死气沉沉的局面，死人统治的局面，这个目的可以说是达到了的。《南鸿》的出版，的确把死水潭搞活了，把死人局面打乱了。    

    当时重庆教育界是由“诚学会”把持的，其成员是赴京读书后回川就教的四川学生。他们对上勾结军阀，对下镇压学生。《南鸿》直接的斗争对象就是他们。因此这一时期同二女师时期不同。二女师时期张闻天只是一般地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因此反动势力也只是用散布谣言（说他为女生梳头之类）中伤他。到川师出《南鸿》之后，张闻天是公开同反动势力斗争，揭露、批判、抨击他们，因此张闻天不仅受到《四川日报》、《合力周报》等右派报纸的围攻，而且最终被军阀所驱逐。真正同反动派短兵相接斗争，在张闻天早年生活中可说是第一次。

    张闻天在《南鸿》上用的笔名，我可以肯定的有：萝蔓、大风、飘蓬。前两个是当年就知道，印象深刻的。飘蓬，从文章看是说他的经历。

    “萝蔓”这名字，代表他的思想倾向。张闻天的朋友文学研究会的多些，但他感情上偏于创造社。服膺浪漫主义。他用这个笔名在《新蜀报》上也发表过文章。

    “疾雷”、“难堪”是不是他的笔名，不能肯定。《南鸿》第八期上“难堪”的那一小段，批评的对象是罗承烈，当时是重庆联中教员，现为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

    张闻天还写过一篇小说，题为《朱红的太阳》，我印象很深。可能登在《夜鹰》上。

    《夜鹰》第九期也是张闻天编的。他编好了稿子，这时王陵基下令《南鸿》不准出了，我们几个人就临时起个名字叫《夜鹰》。实际上可以看做是《南鸿》另换名字出版的第九期。《南鸿》以后还在北京出过，发表过陈毅的一首百行以上的白话诗，出几期记不清了。

    在《南鸿》上最能代表张闻天思想和风格的文章，我认为是：《发刊词》、《“死人之都”的重庆及其他》、《生命的急流》。张闻天的文章有点鲁迅味道。他最佩服鲁迅，《南鸿》上不断转载鲁迅的东西。

    琐忆点点

    张先生常与我们一道在天官街贵州面馆吃脆烧饼，总是他请客。

    张对郁达夫很好。说过郁有一篇小说是讽刺沈雁冰的。    

    张觉得沈雁冰刻板了一点，他的思想和沈不见得很合。    

    张曾经将登在《小说月报》上的许杰的《醉人的湖风》推荐给我们看。

    在四川时康白情的哥哥康纪鸿曾经找过他。

    张先生是很富有感情的，他站在山上，望着雾蒙蒙的重庆城，眼里闪着泪花。所以他那篇《“死人之都”的重庆及其他》确是带着感情写的。   

    送张先生走的有邵天真、邓雨甘和我等几个人。下午上船，他是房舱票，我们在他房里谈了一晚上，船才走。他不止一次拍拍袋袋（袋中有银元），说：“这下可以三个月不做事了。” 

    那时的所谓“驱逐”也没有明白地说驱逐，封《南鸿》也不过是通知一下，不准再出了，没有后来的贴封条之类。

    他们搞走张闻天之后，我们赶走了七个教师，其中包括教公民的刘蔚芊。

    那天晚上学生写更正信，也就是大家推我写，当场写了以后大家通过。就是那么几句话，说明张老师是我们请来的，没有要驱逐他这回事，请登报更正。

    张闻天住的宿舍同陈定远的办公室只隔一层板壁。后来陈定远把我找去训斥，说的话他全听到了。以后闹起来，比我们高一级的张朝宜摘下校长门牌砸陈定远。于是陈出走，张先生也就搬到戴家巷十七号邵天真家去住了。

    张朝宜即被开除。他后来参加革命，牺牲了，是烈士。我被记一大过，两小过。

    我知道张先生在上海加入共产党是听童庸生说的。童当时是重庆党的负责人之一。

    （摘自《200位老人回忆张闻天》，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版，定价：6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