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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 2014年03月01日 星期六

    日本,无“责任”社会

    [日]橘玲著 周以量译 《 书摘 》( 2014年03月01日)

        1945年9月11日,在东京世田谷的一栋房子里发出一声枪响,这里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担任首相的东条英机的住宅,当他得知占领军前来逮捕他后,用手枪对准胸口扣动了扳机。

        当美军走进东条英机的屋子时,东条倒在客厅的椅子上,奄奄一息。子弹穿过胸膛,但没有击中要害。

        东条英机曾亲自颁发“战场训谕”:“生不受俘虏之侮辱,死勿留罪恶之污名”。这个“军人之榜样”自杀未遂,成为敌人的阶下囚,整个日本为之愕然。

        日本的战后就是从这个有关“战争责任”的极端的道德风险开始的。

        “责任”究竟是什么?

        昭和天皇退位论

        日本战败后,联合国军队占领并统治了日本,最初,在政治上引发争议的是“战争责任究竟由谁来承担”的问题,这是必然的。在东京审判中,曾经的政治首领和军官都异口同声地否认自己的“责任”,在当时,这成为日本人最为关心的话题。关于“战争责任”,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极端性的观点并存。

        一是“一亿人总忏悔”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国民无论大小,每一个个人都负有战争的责任,因此,不是追究个人的责任,而是人们应该为建设新日本团结一致。

        另一种是“天皇有责”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战前的宪法规定天皇拥有绝对的统帅权,因此,在法律上,天皇是无法逃避战争责任的。

        然而,这两种(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观点很快便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一亿人总忏悔”的观点被认为是符合当政者利益的理论而遭到彻底的批判。即使在战争期间,道德沦丧,日本军队的野蛮行径和残暴行为是事实,但很显然,每一个个人的责任有大有小,以“总忏悔”的一般性观点是无法反驳“特攻队员也有战争责任”的诘问的。

        此外,“天皇有责”的观点则不仅仅是反对天皇制的政治派别的观点,而且也受到旧日本军军人和保守派的赞同。在大东亚战争中,包括军人和平民在内,日本人的死亡人数达300万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在天皇的名义下赔上自己的生命的,因此,当迎来战争最糟糕的结果——即战败——时,天皇是难以免除道义上的责任的,这是当时的常识。

        例如,天皇最贴身的亲信木户幸一——在东京审判中,他被判终身监禁——在狱中曾留下这样的话:

        如果这次战争的失败一定要让陛下承担责任的话,那么在彻底履行《波茨坦宣言》的时候,换言之,即在媾和条约成立的时候,应面对皇宗皇祖以及国民承担责任,并退位,我以为这是最为妥当的。……如若不这样做的话,恐怕最终会发生只有皇室不承担责任的情况,留下一些令人遗憾的结局,很难说不留下永久的祸根。

        回顾一下日本的历史,天皇生前退位而成为太上皇的例子数不胜数,因此为了保护天皇制(国体),昭和天皇承担战争责任而退位的观点的出现极其自然。

        但是,美国政府(尤其是GHQ总司令麦克阿瑟)认定,战后日本的统治少不了昭和天皇的协助,因此让天皇承担战争责任一事就变得很难实现,不久,这个话题就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

        由此,“单纯的民众受到为政者的欺骗被驱赶到愚蠢的战场”、“昭和天皇也只是军队的傀儡,没有责任”的“战争史观”就成为新生日本的官方见解了。所有的“罪恶”都推在甲级战犯身上,这也是一种十分有益于美国占领政策的逻辑。

        然而,此后保守派发出批判的声音——“东京审判是一场胜者审判败者的政治秀”,这个声音广泛地传播到国民之间。其结果就是,甲级战犯被“免责”,大东亚战争中死去的300万日本人以及2000万亚洲人,没有一个人为此负责。

        乱发脾气的大臣

        作家麻生几在《无名战士们的记录》中描写了自卫队和东京消防厅机动救援队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注水的内幕。

        自卫队的注水工作以中央特殊武器防护队(“中特防”)为中心展开。“中特防”是为应对核化学生物武器的恐怖和攻击而设置的,它接受中央即时应对集团司令官的指示和命令,由防卫大臣直接管辖。

        但根据麻生的说法,随着核电站事故越来越紧迫,自卫队的指挥权转给了设立在东京电力公司本部的政府核电站事故对策统合联络本部(“对策本部”)。“对策本部”的“实际上的指挥官”是经产大臣海江田万里。

        麻生几这样写道:

        给核反应堆注入海水以及由水罐车给核反应堆炉外面的废弃核燃料的池里放水,从一号炉到六号炉,究竟首先处理哪一个核反应堆炉?是先向核反应堆注水呢?还是先从废弃燃料的池中放水呢?关于这项工作的顺序和对策,以及具体的水量、放水或注水的时间、工作方法等事无巨细,海江田大臣都亲自不断地向自卫队的现场部队下命令,命令中夹杂着骂声。

        海江田大臣不仅对自卫队,对消防厅也像对待自己属下的部队一般下发指令。3月18日,由于核反应堆炉爆炸,现场需要处理,被媒体大肆报道为“拯救日本的最后一张牌”的机动救援队的放水工作被大大推迟,这时,海江田大臣向聚集在“对策本部”的消防厅干部怒气冲天地喊道:

        “快!再磨磨蹭蹭的,就给(消防队员们)以处分了!”

        这件事后来因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曾直接向菅直人首相抗议、首相出来赔礼道歉而为人所知。

        正如麻生所说的那样,在《核能对策特别措置法》中根本没有经产大臣可以指挥防卫省自卫队以及消防厅的说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海江田大臣为人们所指责——“不负责任地一个劲儿地下达让人舍命的命令”,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但我想说的并非是一个政治家的资质和人性。即使首相不到东京电力公司本部乱发一通脾气,或者经产大臣不对在现场拼着性命工作的自卫队队员和消防队员们大声责骂,所有的组织都能够顺利地发挥效能并防止核电站事故灾难的扩大吗?我绝不那么认为。

        日本国的法律制度规定,当核能发生重大灾害时,核能安全委员会以及核能安全保安院的专家们在分析现状的基础上,确定对策,根据对策,防卫大臣向自卫队统合幕僚监部及陆上幕僚长发出指令。但这次事故,专家们早早地就放弃了责任,在极度混乱之中,原来的统治结构崩溃殆尽。

        这样一来,此后的工作就只能按照人的本能的命令来指挥组织运行。令人感到恐惧的是,在日本,既没有遇到恐慌时不乱发脾气的政治家,也没有能够处理诸如核电站事故这样的前所未有的灾害的人。

        消失了的核电站事故责任

        《核能损害赔偿法》(《核赔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由开发公司承担核能损害的无过失(无限)责任,但在补充条款中写有这样一条免责条件:“其损害如果是由异常巨大的自然灾害或社会性动乱引起的话,不受此条款的限制。”东京电力公司一开始希望根据《核赔法》能够免责,因为东日本大地震中海啸的规模超过了安全标准。

        对此,日本政府并不认可他们的免责说法,一直认为事故的责任在东京电力公司一方。但另一方面,又对其责任究竟是如何认定的三缄其口。

        最终,东京电力公司以从政府那里获得援助资金为交换,放弃了免责的主张,因此,从法律上讲,毫无疑问,东京电力公司对福岛核电站的事故应负起“无限的责任”。然而,究竟什么是核电站事故的“无限责任”?

        按《公司法》的规定,股份公司的所有者是股东,他们要先于其他有利益关系的人负有限的责任,其上限在其出资额之内。根据《公司更生法》和《民事再生法》的规定,股票失去价值后,如果仍遗留下损失和债务,那么融资银行、购买公司债(电力公司债)的投资者们要负有限的责任,其上限仍在其出资的范围内。如此看来,这些法律只规定了有限责任。

        此后,日本政府根据《核能损害赔偿支援机构法》(《赔偿法》)提出,为了不使东京电力公司的债务过重,应无限制地提供资金援助。因而,电力公司债和融资得到百分之百的保护,而债权者的责任则消失殆尽。此外为维持上市,股价虽然回落,但东京电力公司的法律上的所有者——即股东们——不用负任何的责任。

        如此一来,在核电站事故中,东京电力公司虽然负起“无限的”责任,但其股东们——以及应承担责任的债权者们连“有限”的责任都被“免除”掉了。那么,谁来负这个“责任”呢?

        不仅如此,事故发生时,最应承担责任的首相不知何时摇身一变,成为“去核电化的斗士”,一个劲地批判这是“经产省和东京电力公司的阴谋”。经过难以摆到桌面上的党内斗争,新内阁一诞生,在审议方面为了得到参议院的协助,在追究在野党——自民党——的“核电站事故责任”问题上,民主党变得噤若寒蝉。    

        不仅仅是股东责任和债权者责任,就连政治责任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于是,在日本就不得不出现由行政承担责任的形式,经产省事务次官、核能安全保安院院长以及资源能源厅长官引咎辞职。但据说这并不是处分,而是一种劝退,根据提前退职的规定,他们的退职金比在职时高出20%左右。

        最终,前所未有的悲惨事故的责任主体消失得无影无踪。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当然,我们批判政治家、官僚以及东京电力公司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但这种“无责任”的结构里隐藏着更加深刻的问题。

        无限责任与无责任

        1923年12月27日,皇太子(即后来的昭和天皇)在前往帝国议会成立大会途中,一名25岁的恐怖分子袭击了皇太子乘坐的车辆。

        袭击者叫难波大助,出生于山口县的一个名门之家,其父亲是众议院议员。子弹穿透了车辆的窗户,但只是随车的侍卫长受了点儿轻伤,皇太子安然无恙。

        暗杀事件发生后,首相山本权兵卫立即提出辞呈,同时内阁总辞职。而且,警视总监和警视厅警务部长因当天的警卫责任而被处以惩戒免职的处分,不仅如此,在道路两旁担任警卫的(其实他们根本无法阻止事件的发生)普通警察也被免职。

        难波的出生地山口县的知事以及京都府的知事被处以申饬的处分——据说难波在前往东京途中曾在京都逗留过,而难波老家农村的正月里的活动也被取消,人们都要服“丧”。难波毕业小学的校长以及班主任辞职,担任众议院议员的难波的父亲在自家门前结青竹、关禁闭,半年后饿死家中。

        从饿死到申饬处分,与暗杀皇太子事件相关的所有的人都受到某种“耻辱”。似乎如果他们不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话,整个社会的“耻辱”就不会被抹去。而正是这种极其严酷的“无限责任”使日本变成了一个“无责任社会”。

        在日本,一旦某人承担了“责任”,被当作替罪羊时,其损害极其严重,因此人们都想方设法逃避责任。其结果就是,权限与责任相分离,从外面根本认识不清哪里是权力的中心。于是,在日本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奇妙的无责任的社会,即在这个社会里,天皇是“空的中心”,没有一个人会承担“责任”。

        (摘自《(日本人):括号里的日本人》,中信出版社2013年11月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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