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及其少帅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多年来都定义说：是蒋介石下令让张学良不抵抗，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了黑锅,张学良也被人们骂做“不抵抗将军”。现在，中国史学界正在对此进行澄清。
1931年9月18日当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之时，张学良尚在北京协和医院养病，因招待宋哲元等将领，正携夫人于凤至及赵四小姐在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先生的《宇宙锋》。而代理东北边防军司令职务的张作相又正在锦州私邸为父大办丧事，时任驻沈阳的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亦不在营内，东北军处于群龙无首的状况，惟一主事的东北边防公署参谋长荣臻却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这样，次日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很快占领了沈阳市，并不断扩大着战果。东北军撤向锦州。东北军损失10万之众，13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陷，3000万同胞成了亡国奴。据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即达18亿元之多。张学良个人财产也损失惨重，仅边业银行一处，就有1000万元以上，寄存的黄金4万两，同时大帅府的6个金库全被日军打开。
从此，张学良遂被国人视为“风流将军”、“不抵抗将军”，备受唾骂，作为“东北王”雄踞一方的少帅已不复存在。
郭维城曾在1946年8月15日发表广播演说时称：“‘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九·一八”事变史》还说，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电文，至今还保存着。
郭维城这段话言之凿凿，说得十分明白，加上郭又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因此许多人对此深信不疑，都在文章和著作中加以引用，影响甚至波及海外，并由此得出结论：蒋是不抵抗主义的始作俑者，而张学良不过是执行者，这几乎成为国内现代史学界的一致看法。
东北的迅速沦丧，使全国群情激愤，舆论对其的指责极为尖锐。
《中国周报》在致张学良的信中极尽讽刺，提名张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因为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和平主义者和救世主耶稣的追随者”。林语堂则挖苦说：“张学良你干得真漂亮，你为我们丢失了大片国土，但为我们保护了大批国宝。”——讽刺张学良收集古董字画的癖好。
国民党元老、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于11月20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以《马君武感时近作》为题发表了打油诗《哀沈阳》二首，其中一首尤为出名：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哪管东师入沈阳。
当然，与这种辛辣的讽刺相比，更多的则是咒骂和充溢于字里行间的愤懑。就在人们骂声四起之时，热闹一时的热河抗战旬日之内又草草收场。张学良自觉重责难逃，于1933年3月7日发出通电，称自己自东北沦陷后，原想戴罪图功，勉求自励，谁知热河之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故此引罪辞职。3月9日，蒋介石从江西“剿共”前线赶至保定，对张学良说：“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个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张学良当即表示自己辞职。
3月12日，国民政府正式下令免除张学良本兼各职。
至此，人们往往把舆论的谴责、张学良的下野尤其是蒋介石的此番谈话，看做是张学良代蒋受过、成为蒋介石替罪羊的有力证据。
要弄清史实真相，首先要搞明白不抵抗命令究竟是谁下的。
2006年3月底，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室公开了蒋介石的日记（部分）。
9月18日：“早起批阅。与妻竭陵告辞。九时半登永绥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甚为忧虑。舰中无侣伴，寂寞不堪。下午研究地图，看中山全集，筹划对粤对匪策略。……”
9月19日：“雪耻，人定胜天。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消息，是其欲乘粤逆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
“判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通而来之时乎？”
“余所恃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
9月20日：“雪耻，人定胜天。日本侵略东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对内部当谋团结也。因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小于勉之。”
“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注意，卧薪尝胆，教养生聚，忍辱负重，是我今日之事也。”
从上述日记可以看出：从9月18日起蒋介石就离开了南京到达南昌，20日才离开南昌，于21日下午返回南京；9月19日蒋介石是从上海和南京方面获悉“九·一八”事变发生。事实上，上海、南京的报纸，也只是在19日才报道了日军攻袭沈阳的消息；蒋介石得知这一事变后，他在日记中记下的心情是：“雪耻”、“余所恃者惟一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等等。尽管当时蒋介石也有软弱的一面，如幻想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帮助中国；日记表白也大于实际实行，但也绝无虚伪造作之词，显然与所谓命令不准抵抗、任由日本为所欲为的说法大相径庭。
日记一般无假，因为此为私密空间，所记者纯系当日发生之事以及感想，而当初所记亦不为日后或死后发表。从上述引证蒋氏日记分析，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曾十几次电令张学良不抵抗几乎是不可能的。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坦言：“‘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但日本广播协会的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极力证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做如是说。”意指张学良身居台湾。出于处境，不能不这样说，上述不能代表张的真实思想。
其实不然，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他不大会屈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不仅蒋介石早已逝去，蒋经国亦已辞世，他已基本上获得自由。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8人访谈时，有人提问：“1981年，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张学良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样是这样讲的。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十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张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建议他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张学良夫人于凤至让其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
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其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女学者张之宇和张之丙姐妹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就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张学良说：是我的责任，不能诿过他人。
分析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928年10月，张学良对东北大学学生说，他曾到日本考察，看到群机狂飞、多艇跃水的浩大场面，认为日本的一切军备都优于我们，要求学生们卧薪尝胆，发奋图强，以待将来。万宝山事件发生后，经与蒋介石交换意见张学良于7月6日致电“东北政务委员会”，称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可见，当时张学良的头脑中笼罩着严重的恐日情绪。
张学良毕竟是脱胎于旧军阀的地方实力派，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在他心中占有相当分量。而对日军日益猖獗的挑衅，张学良认为，东北军守土有责，本应与日本拼死一搏。但日本之强，决非东北一隅所能抵挡的。何况蒋介石曾经三令五申，无论日军如何寻衅，我方绝对不予抵抗。若东北军违令作战，势必后援不继，其结果不仅东北不保，而且将祸及全国，造成更大的灾难。因此，为避免无谓的牺牲，不如暂率东北军退入关内，发奋图强以待将来复土雪耻。事变发生的头两天，张学良与其主要将领及平津名流们商讨应变方略时就是这样讲的。由于东北军的许多将领与张学良一样恐日病严重，入关后又同他一样贪图安逸；而那些所谓社会名流有的依附于张，有的是亲日派，有的干脆就是汉奸，自然均以少帅的意见为尊，主张对日军的进攻不予抵抗了。
张学良晚年曾坦诚对人说：“我年轻时什么都来，最喜欢女人和赌博。”这样的统帅，又怎能指望他的部下在侵略者面前用命奋起抵抗呢？
翻捡一下当时的史料，张学良的不抵抗言论简直可以说是俯拾即是。他自己也说，事变发生时，自己曾严饬部下“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
（摘自《青史读来总断肠》，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定价：30.00元）
（本版编辑 石佳 联系电话：010-670787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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