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三中全会’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三中全会”似乎有某种魔力。每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总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历史性的转折。历届三中全会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曲折中艰难前行，在困境中寻觅道路的历史脚步，也让我们看到了“转折”与“改变”的力量。

    六届三中全会：把李立三拉下马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上海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一座花园深处的洋房中，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秘密召开。

    1930年9月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把李立三拉下马。1930年6月他当上政治局常委后，成了中共中央实际上的领导人。他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这种“左”倾冒险主义使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六届三中全会上李立三作了检讨发言。毛泽东被重新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就在这一年，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他的革命路线并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普遍认可。

    “立三路线”并不是中共左倾错误的开端，六届三中全会也不是“左”的终结。

    七届三中全会：不要四面出击

    六大之后，时隔17年后才终于在延安召开七大。七大召开后又两个多月，日本投降了。又四年，国民党军队被中共彻底打败。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举行的第一次中央全会。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也是一个人心惶惶的时代。党内有人说，革命胜利了，民主党派“任务已尽”，“可有可无”。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12万失业工人，18万失业知识分子。在大部分农村，由于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征收公粮，农民不堪重负，一些地区发生暴乱，提出“反征粮、反运粮、反饥饿、开仓济贫、打倒北方人政府”的口号。

    6月6日，为了进一步说明政策方针，毛泽东作了著名的《不要四面出击》的发言，指出“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用农民的粮食来供给城市工人，如何回报农民？“我们实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就会拥护我们。我们也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

    毛泽东特别强调，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不要过于性急，观念形态的东西，不是用大炮打得进去的，要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

    但全会刚刚闭幕，朝鲜战争打响。随着抗美援朝的进展，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转变。原计划10年到15年完成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迅猛铺开，大批受过系统美式教育的知名学者要被“开水烫”掉亲美思想。在全国范围进行的土地改革也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保护富农。七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未能坚持。

    八届三中全会：重提阶级矛盾

    1956年9月召开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明确提出，全党的工作重心适时地转移到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这一方面来。仅仅一年后，八届三中全会就推翻了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对5月份以来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作了总结，对今后的任务作了部署。

    不断涌现的大字报和火速攀升的右派人数，使毛泽东改变了对形势的判断，认为“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乌云乱翻”。9月19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同志讨论关于三中全会问题时说：“去年所有制是革掉了，但人并没有革掉，没有改造。”与会人员大多数对毛的新说法感到不解。9月24日的一期会议《情况简报》写道：“过渡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许多同志觉得毛主席……又把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提出来了，这和八大决议以及一些整风文件中的提法不一致，希望中央负责同志再解释一下。”

    10月7日，毛泽东在三中全会组长会议上讲话，对他的新观点做了更加详细的解释：“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有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看清楚，所以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帖帖；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

    九届三中全会：因“九一三”搁浅

    按照八大通过的党章，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应该于1961年召开，但当时中国陷于严重的大饥荒，随后“文革”爆发，九大直至1969年才召开。当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至基层党组织大都没有恢复，与会代表当中的许多人不是通过正常选举程序产生的，而是由革命委员会与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协商决定，或直接由上级部门指定。九大是一次非正常时期的非正常党代会，把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左”的错误再次加以肯定。

    通过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林彪已握住中央一大部分权力，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不二人选。

    1971年8月15日至9月上旬，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与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重要谈话，谈话中严厉批评了林彪。9月10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请示国庆节前召开九届三中全会、补选几名中央委员的事，毛阅批表示同意。就在当天下午，毛泽东突然下令专列离开杭州到达上海。在上海他没有下火车，就在车上接见了当地党政军负责人。9月11日下午，毛泽东又突然下令开车，在南京短暂停留后彻夜全速开回北京。9月13日凌晨，一架三叉戟飞机在重重迷雾中坠毁蒙古温都尔汗，有可能发生爆炸性新闻的九届三中全会，被一种更加具有爆炸性效果的方式取代。

    十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复出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3年8月在北京开幕。此时，王洪文早已爬入了国家权力的中心。会议落幕时，王洪文权倾朝野，他被选举为排名第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仅在周恩来之后)。

    1976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三位国家领导人先后逝世，举国陷入悲痛。“四人帮”以此为契机，加紧夺权。面对“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气势，以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为首的一批高级干部决定先下手为强，1976年10月6日晚，对四人帮进行了周密的逮捕。

    “四人帮”被一网打尽后，第十届三中全会在次年7月17日顺利召开了。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就是给“四人帮”定性——“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彻头彻尾的极右派”。另一项重要议题就是确立华国锋的领袖地位以及邓小平复出。

    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作了复出后的第一次正式讲话。邓的讲话实质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为后来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理论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开改革开放的大门

    1978年12月18日，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为期5天。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做了充分准备。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亲历者，于光远认为，由于这两个会议之间存在一种不寻常的关系，在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和意义时，不得不把中央工作会议包括进去。

    1978年11月10日，北京京西宾馆，华国锋宣布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议的主要议题：一是讨论农业问题；二是商定1979年和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但会议开始两天后，就被更广泛的政治讨论打乱了。

    11月11日，陈再道、李昌和吕正操在他们的小组中发言，要求为更多的人平反。这天，气氛变得十分紧张。当天，叶剑英和数位高级官员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小型会议，会议内容甚至没有向工作会议的其他与会者公开。

    “他们决定，华国锋不能胜任担当最高领导权的工作。他不敢为老干部恢复工作，对他们委以重任，他没有得到高层干部的衷心拥护，而他们的支持对于领导党和国家至关重要。他们一致同意给予邓小平比华国锋更大的权力。但是他们反对单独一人就能做出重大决策的想法，同意让陈云重新进入政治局常委，与邓小平一起掌握党内实权。”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写道，“这一天稍后，叶帅与华国锋谈话。劝他准备一篇讲话，表示他也接受这些变化。”

    11月12日，又有9人在分组会上发言，要求为冤案平反，其中最有影响的人是陈云。大家积存已久的心里话就像开闸放水，一下子倾泻出来，汇成为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彻底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枷锁。

    到邓小平15日从东南亚回国时，会议的焦点已然从经济转向政治，而政治风向变成开始批判“两个凡是”。一些党内领导后来评价说，就像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一样，这次工作会议是邓小平崛起的一次决定性事件。

    到12月2日，华国锋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做出让步之后，邓小平把坚定的改革派胡耀邦和于光远叫来，让他们负责准备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12月13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的讲话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为这场大讨论作了总结。可以说，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讲话对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来说，是总结报告；对于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来说，则是主题报告。 

    12月15日，中共中央会议结束，这一原本计划开20天的会议整整开了36天。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开幕，五天后闭幕。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

    《公报》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做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十二届三中全会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1984年10月20日在北京召开。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注：原文未介绍十二届三中全会，该句话为本刊所加。）

    十三届三中全会：“价格闯关”失利后的治理整顿

    1988年2月，由于投资过热，通货膨胀十分严重，消费物价指数CPI达到了13％～14％，物价问题成了社会上最受关注的问题，有人提出了“改革泥潭期”的概念。所谓“改革泥潭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改革史上，物价问题是一个难题。匈牙利、波兰的改革都是由于没有处理好物价问题而受挫，中国如何避免重蹈覆辙？只有在老一代领导人还在时，实行“物价闯关”，冲过去。不久邓小平就提出了“物价闯关”。1988年5月，邓小平与国务院总理李鹏谈“价格闯关”，就提到了“我们这些老人在后面坐镇”。

    1988年5月18日，姚依林到陈云那里通报对价格、工资改革的意见。陈云问：物价连涨五年，情况会有什么变化？姚答：价格总水平提高百分之六十到八十，工资增加百分之百。陈云表示怀疑，说：物价每年上涨百分之十，连涨五年，我打个很大问号。姚依林说：这条路是否走得通，我也没有把握。5月25日至27日，时任总书记召集中央十多个部委的领导人开会，商议价格改革事宜，与会的两位经济学家刘国光和吴敬琏都对价格闯关带来的后果表示担忧，以致和领导争得脸红脖子粗，十多位部长在一旁面面相觑。28日，陈云同李鹏谈话，明确反对“物价闯关”，他说：“每年物价上涨百分之十，办不到。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

    虽然陈云有不同意见，但他的意见最终没被采纳。1988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开会时，仍然制订了一个方案，计划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实现“价格闯关”。根据十三大报告中“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个原则，政治局会议都要发公报。由于缺乏经验，在公报中就把价格闯关的计划都公开了。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物价飞涨，出现了“提款风”、“抢购风”，有钱的抢购家用电器，没有钱的囤积日常用品。上海居然有人囤积一户人家可用200年的卫生纸。8月下旬，抢购达到高潮，上海等地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恢复凭票供应生活必需品的老办法。

    八月底，中央领导人结束北戴河会议返回北京时，经济形势已经变得十分严峻。在中央一线工作的同志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建议“价格闯关”的方案缓行。这时候十三届三中全会报告初稿都写出来了，是按照价格闯关的思路。但是形势比人强，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央大多数同志还是同意缓行，邓小平也不得不点头。中央提出了治理整顿经济，紧接着召开了中央财经小组会，中央政治局会。十三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也不得不临时修改。

    9月26日至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确定，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以扭转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态势。

    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国重回改革开放之路

    虽然十三届三中全会上强调了“治理整顿不能影响改革开放”，但是如此的经济急刹车很难做到不影响。刚刚下放的权力又被收了回来，计划经济的那一套死灰复燃。来自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使很多私营老板产生极大的恐慌， 1989年9月，山东临沂市一个私人白瓷厂厂长宣布把价值420万元的白瓷厂和180万元的资金无偿捐献给村集体，同时，他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正如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中国的改革也在物价问题上遭遇了挫折，在经济形势一落千丈的背景下，中国的改革进入低谷。

    直到1992年1月，88岁的邓小平走出北京，开始了他的南方之行。在“南巡”过程中，邓小平一路发表重要谈话，甚至说“谁不搞改革谁下台”，才掀起了又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

    1993年11月，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国的改革之路终于又走上了正确之路。

    十五、十六、十七届三中全会关键词

    ★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于1998年10月12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关键词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于2003年10月11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关键词。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于2008年10月9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 关键词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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