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弥补的时候

    再过几天就是父亲的忌日了。一晃六年过去，六年来，每当想起父亲，我就觉得很沉重，一种对不起他老人家，而又无可挽回、无可奈何的痛楚猛烈袭来，父亲对我的挚爱与我对父亲的孝心，真是天壤之别。

    那一天，办完父亲的丧事，我和姐姐、弟弟不约而同地回到父亲的卧室，翻检父亲的遗物。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既是对父亲的眷恋——父亲虽然去了，但他生前所用的物品，不也是父亲的一部分吗？又是想从中找一件父亲常用的东西作为终生的纪念。明天，我们姐弟即将东南西北，回到自己工作的地方，谁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回来祭奠父亲呢？

    我一眼看到衣箱里的一个茅台酒瓶子。我拿过来，眼里顿时涌满泪水。这个酒瓶子我太熟悉了。这是我大学毕业领到第一个月工资时给父亲买的礼物。父亲爱喝酒，但从不买高级酒，也买不起高级酒。尤其是母亲去世后，家境困难，一条黄瓜就是下酒的菜。记得茅台酒当时是八元四角钱一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是很贵的价钱了，一般人不买。我早就计划好了，等我领到工资，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买一瓶茅台酒。

    没想到这个酒瓶子父亲一直留到现在；22年过去了，瓶子旧了，商标也变了颜色，父亲依然保存着。想到这些，我的泪水不能控制。儿子对父亲的一点点好处，父亲是如此珍重！父亲对儿子的满腔期望，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抚育，可以用什么衡量？儿子又如何报答得了呢？

    父亲去世的前几年，我因为工作忙，很少回老家。因为老家在铁路线上，有时外出开会，散会后，中途下车，回家看看老父亲。我记得在家住得最长的一次是1987年的中秋节，总共在家住了36个小时。那年父亲已经74岁，患过肝炎刚从医院出院。过去父亲住的楼房没有暖气，是弟弟自己装的土暖气，烧不太热，在房间里穿着棉衣棉鞋还缩手缩脚。这次回去，经过弟弟的努力，父亲的单位照顾他年老体弱，又刚刚病好，给他调了有暖气的楼房。外面冰雪覆盖，室内温暖如春，父亲只穿件薄毛衣，舒坦得很。我很为父亲终于住上了暖融融的房子而高兴。但看到刚出院的父亲脸色苍白，弱不禁风，酒也戒了，烟也不抽了，我心里放不下。想多住一两天，又怕耽误了工作。父亲看出我的为难？笑着对我说：“回去吧，我这不是挺好吗？回去干工作去。”第二天，我走了，弟弟替我提着提包。父亲也穿好了衣服要去送我。我说什么也不同意，外面冰天雪地，寒风凛冽，着了凉怎么办？劝阻再三，父亲同意不去送我。没想到，我和弟弟刚登上站台，还没有放下提包，父亲便走了过来。倒背着手，朝我和弟弟微笑着。那得意的样子，仿佛在说：怎么样，不比你们走得慢吧？啊，我顿时想起了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想起了《背影》中父亲的形象。普天下的父母对儿女都是这样的忘我，都是这样的挚爱无边啊。那是父亲最后一次送我。几个月后，他就又一次住院，终于没能从医院出来。

    我手里还保存着父亲的另一件遗物。这是一个图书馆的借阅证。六年来，每当我看到这个借阅证时，惭愧、不安和负疚便一起袭来。那个借阅证已经很旧，在借还日期栏目里密密麻麻、一行接一行，几乎快写满了。细看借还时间，多半是今天借，明天还，最长的间隔是三天。几乎天天跑图书馆，每天读一本书。而在这个借阅证上记载的最后一次还书时间恰恰是生病住院前几天，一个七十几岁的老人，每天奔走于家与图书馆之间，我怎能不惭愧？

    除了惭愧，我还有一种负疚感。父亲特别爱读书。60岁离休之后，《英语900句》传入中国，他得到一本，整天不离身，诵读、默念，像一个中学生那样用功。随后，又开始学朝语，让我吃惊不小。一次看到他枕边有一本《朝鲜语读本》，很奇怪，问他这样大年纪了，为什么还学朝鲜语？他笑笑，说：可以帮助理解日语。

    记得我在大学读书时，偶然得到欧·根室的《非洲内幕》，父亲爱不释手，几次对我说，这样的书看了视野开阔。书前的目录没有了，书后也缺了几页，父亲先是按照书的页码、书中的标题自己编了一份目录，粘在书前；后来又托人从长春借来一本完整的《非洲内幕》，将缺的几页用稿纸抄下来，又把稿纸裁成书页一样大小，补在书后。我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是做图书出版的管理工作，对于这项工作，未见父亲有多么高兴，他唯一的嘱咐是：以后有好看的书寄点来。我因为忙于杂务，很少给父亲寄书。最近翻检父亲给我的书信，先前几乎每封信都说，如有便寄点可看的书来。后来，说的就很少了。今天想想，这是父亲向我提出的唯一的要求，而又是我这个做儿子的唯一有条件满足父亲的一件事，我却没能去做。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是父亲病重住院的事情。一想到这件事，内心就不能平静。父亲病重，一躺40天，我和在北京工作的姐姐利用“五一”假期回去看他。他十分高兴。我们回去前，他吞咽困难，一天吃不下一碗稀饭。体重只剩七十多斤。我们回去后，陪伴着他，和他聊我们的工作、生活、家庭、孩子，父亲居然缓了过来，渐渐地一顿饭可以吃一小碗馄饨，或者一小碗片汤了。但病情还是不见好转。40天过去了，当地的医院已经没有办法治疗了，我和弟弟设法给他转院。父亲没有提任何要求，一任我们安排，实际上他是希望跟着我到北京的。也许是为了治病，也许是为了在离开我们之前，能和我在一起住一段日子。但当时我考虑得非常实际。我实在为难了。北京的医院我人生地不熟，到了北京我有能力让父亲立即住进医院吗？我住的是平房，没有卫生间，不论刮风下雨上厕所都要到胡同里的公厕。当时父亲体重只剩下七十多斤，每天需要打点滴输葡萄糖，不要说一个月住不进医院，就是一周，怎么办呢？这时朋友鼎力相助，为我在长春市联系到一家医院。权衡利弊，我下决心把父亲送到长春的医院。我因为急着回单位上班，没有送父亲去医院，朋友从医院请来救护车把父亲接走。那一天，我看着远去的汽车，怎么会想到这是和父亲最后的一面呢？父亲去世后，每想到当初住院的情景，我都心如刀割。我虽然用种种解释为自己辩白，但我从来没有心安过，尤其想到父亲把自己的愿望存在心里，怕儿子为难，我心里就更加沉重。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之所以不安，是因为自己一直没有勇气把内心如实托出，一直为自己开脱。实际上我是不肯承认自己面对困难的无能，不敢承认担心父亲来北京自己托人情、找医院，东奔西走而无可奈何的忧虑。今天，当我这样想，这样请父亲宽恕时，我心里终于好受一些了。 

    六年过去了，六年的痛苦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的一生并不只是工作，人生还有那么多真挚的东西，那么多动人的感情，这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是能够让我们活得好、工作得好的动力。父亲的一生没有壮烈的场面，也没有多少得意的时刻，任何地方也留不下他的名字，但父亲的去世，却最后给我留下了一笔遗产，这就是让我悟出了一个人生的道理：珍惜那一切美好的东西，不要等到无法弥补的时候。

    （摘自《云深不知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定价：36.00元）

    （本版编辑 石佳 联系电话：010-67078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