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台北市的青田街七巷六号。它是父亲来台的寓所，从民国三十四年底来台之后，父亲没有换过住所，一直在此，到他去世，一共在此生活了三十四年。
寓所进门的左边，是客厅，门做得特别宽，两扇合而为一。只这一间房间，一共有四个可以出入的门户，一通玄关、一通餐厅、一通书房、一通花坛，如今通书房的门已经不见了，代替的是用合板刷了白漆的假墙。但设计者足立教授用心良苦，也看得出他在生活上是非常讲究的人。
客厅也可以作为生活的起居之用，这间房间的使用时间不仅很长，也很频繁。要是一家子和和气气相与，可以让这一间屋子充满了家庭的温暖，可惜我们家独缺这一味，长年都是父亲一人当作延伸出来的书房，习惯上是我们小孩子的禁地。后来见识到许多教授的住宅，大多也是把客厅当作了书房用。他们客人不会多，就是有，也用不着依严格的礼仪接待，书籍、未完成的论述，还有许多标本、显微镜片等等四处散落的客厅，也许更具风格。
长年的穷，无法让父亲添置新的家具。客厅对着巷子的窗子是西式设计，有着长长菱形窗框，大方又透光。窗台可以有点儿摆设。这间客厅的墙上挂着的东西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列窗子跟窗台上方，挂着一幅孔子问礼老子图、一幅汉代石刻的原拓片，现在也不知去向了，连什么时候不见的，我这个离家太早的晚辈，也是不得而知了。早年的客人当中，李杏邨教授是常客，他比父亲年轻，深通佛学，并收藏许多古代汉砖石刻拓片跟原石。这一件原拓，应当是他送给父亲的礼物。
要说父亲生活上有一点难得的情趣，便是他每天早上在花坛上做运动，先是缓缓吐纳，接着打一趟太极拳，我从屋里姊姊的那一间小房间，看得见父亲打太极的身段，他打得云里雾里一般，比什么舞蹈都好看。
书房对于一位大学教授来说，大约六个榻榻米，面对院子，只有一扇窗，背后也有窗，通到长廊，前后的景观都很好。这真是小了点儿，难道最初的足立教授不读书吗？相信未必。小时候，家中无处不是书，最醒目的，便是在走廊上面，也用桧木架上了长长一列书架子。书房隔壁的小房间，也就是最初齐邦媛、后来是“教育部”蒋建白司长、接着是姊姊一直住到出国的小房间，墙上也装了从地面直通到天花板的书架。在长廊一侧的阳光花房，后来没有再养花了，却在两旁放着好大的书柜。厨房前走廊边的柜子里，也都是书。便是如此，父亲在台大研究室的书，远远超过家里的藏书。后来他把在研究室的书，全都捐给台大，最后点交也没有任何仪式，但是那一年夏天，是我天天去开研究室的门，让校方的人进来整理清点，那个时候父亲在欧洲讲学做研究。记得有十万册以上。想来足立教授也是在研究室读书，一位教授的研究室要是明窗净几，十分幽雅，我总觉得这样的教授靠不住。但是在今天校园里，这样凉快的研究室倒真不少。我见识过摆满葡萄酒跟各色茶叶的研究室，感怀万千。
书房对着前院的花坛，直可望见大部分的花园。书桌就在窗前，但是右侧放置了一个大大的桧木玻璃窗书柜，空间就更小了。那个玻璃书柜有上下两层，可分可合，上层是放书的，下层是抽屉，两层中间有一片桧木原木的隔板，有一对铜质拉手，可以把板子拉出来，很顺手。一拉就能拉出整个书柜的深度，至少有两尺宽，也可作书桌用，用完了又可以推回去，恢复了原先的平平整整。里面放的不一定只有父亲专业的地质学方面的书，也有艺术方面、哲学方面、历史方面等等的书，有一部不完全的日文版论语注本，全部都是汉字。从那个书架上，我读到了唐宋八大家文钞，也有孟子。这些书当初也不知来历如何，读起来似懂非懂，然而读得津津有味，小时读古书，只觉得声调悠扬，特别是唐宋八大家，常常不知不觉地诵读出声。后来确定，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个个都通音韵，先有了音乐家的条件，然后方能作为一个学者还是作家。我不知不觉地享受到了读书之美，非常幸运。可见许多书本最初是用来享受，而非一定要理解，考试制度让大家忘记了读书首先可以享受，乃一大错误，一大非常不幸的错误。
科学的书当然不少，我也爱读，特别爱读那两巨册的简易牛津大字典。要说是读十分夸大，我是爱看里面的插图，千奇百怪的；也爱看里面的人像，风格形象各自不同。父亲直到去世大概也不知道，我不言不语地从他的书架上翻阅了多少他的藏书，而且，养成了一生爱读书爱到不可自拔的习惯。现在已经年近古稀，一眼渐眇，依然嗜读如狂。
记忆中，在早年，父亲的书写工具有三种，其一是打字机。他有一台老牌的“皇家”打字机，英国制，看来是他早在当留学生时代就开始用到了后来。据杨家骆教授跟我讲，当年，他们头一次在南京见面，他见到了这位初识的朋友，一手提了个箱子，一手提着半打酒瓶。他就想，这大概是个很讲究享乐的纨绔子弟，那个手提的箱子，应该是一台手摇留声机，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玩意儿。另外一手提的自然是酒了。又听歌曲又喝酒，这个人在他的第一眼中，不会有很高的评价。后来证实，那个箱子，就是跟着他几十年的打字机。至于所谓的酒，却是汽水，因为父亲怕热，刚刚买了几瓶汽水，打算也可以用来与新朋友同享。
书房后来跟客厅一元化，父亲进进出出次数最多的门，就是书房通客厅的那一扇现在不见了的门。客厅毕竟敞亮得多，我们家一直没有装冷气，也没有能力装冷气。父亲直到去世，也没有在家享受过冷气。台湾的长夏，让原本就怕热的父亲很受不了，他就只穿背心工作，要是热极，他也会打赤膊，但是很少见。在客厅的矮茶几上放着打字机，鼻梁上架着老花眼镜，专注地打着他的论文，没日没夜的。客厅也跟着他的研究发展愈来愈挤促。原本一张长沙发，两个单人沙发，中间一个茶几，只要放得下资料，也都堆得高高满满。
父亲一直缺钱，可是，不知道他是怎么为自己节俭而省下来一笔钱，购置了一个好大的、直径约有一米的地球仪，这个客厅，看来就像全宇宙，我想对父亲的意义也差不多。他是发现地球自远古曾经有过若干次赤道改变的学者，因此，这个地球仪就很特别，没有一般地球仪的固定转轴，是放在一个圆形的架子里，地球可以整个地从架子里拿起来，架子的周围有经纬线的刻度，地球仪的经纬线，是可随着这个地球仪的变动而变动的。这还不够，父亲又定制了一个透明的、半圆形、刚刚好可以套在地球仪上的套子，套子上也以黑笔画好了经纬线，可以以他估算理解的远古南北极为标准，把套子套上去，也就因此可以推断在什么时期的地球的什么地方，该是什么温度什么气候。地球仪是以薄钢片为材质，要制作得非常精准，否则会差之毫厘去以千里。我这个外行人常常想，也许这一个不同寻常的地球仪，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可惜的是，随着父亲的老去，这个地球仪后来也变得锈痕斑斑，形迹漫漶，终于成了不可辨识的远古了。
父亲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安静一点儿，走过他有形的学术世界时，也都放轻脚步，但我却是忍不住地多瞄一眼。只见父亲穿着白色的汗衫跟短裤，在客厅一大堆看来杂乱无比的书籍跟资料里，埋身其中。父亲戴着老花眼镜，也许研究做得顺利了，他神采焕然地对着打字机，自顾自地抖抖腿、哼哼不成调的歌曲，要是仔细听，应该就是他一生只会哼的唯一的一首歌《满江红》，那是对日抗战时在大后方陪都重庆流行一时的歌曲，他们那一代，到我们这一代，没有不会唱的。父亲会不会唱“国歌”，我很不确定，虽然确定他非常爱国。父亲有时候也许要思考一下问题，就会在走廊上走来走去，脚下一双拖鞋踢踢拖拖，声闻全户，无法预料他要走多少趟，然而他旁若无人，他有他自己的世界。小孩子有时宁愿绕道而过，少去惹他找骂。
客厅的景观自然是屋里各房间当中最好的，父亲有的时候也会在窗前小立，很难判断他是在欣赏院子里的花与树，还是在思考着他的研究。不过这样的景况不常见，见到的，都是他不眠不休地工作。
后来父亲干脆把床搬到了客厅，就放在花坛边上的那一面窗子旁边。他累了躺在床上，侧身就可以欣赏花朵。我在初中要考高中的那一阵，父亲要我在客厅读书准备联考。他不在家的时候，我读书累了，也会在他的床上躺一会儿，觉得跟父亲好像更接近了一点儿。父亲回家总是在晚上，常常都在晚餐之后，他也总是买回一些水果，我们父子两个同吃，那是亲子难得融洽相处的时光。他买那么一点水果，要花的那一点钱大概也不容易，有的时候，就把类似橘子什么的，藏在书桌抽屉里，怕别的孩子见到了偷吃，为的是留给我吃。也许留得太久，常常都不怎么好吃了。
最让我怀念的是父亲回家甚晚，也许都已到了半夜，我在榻榻米的房间睡觉，是跟客厅成对角线的两头那么远的距离，但他一回来我一定知道，怎么样都要起身，去上一趟厕所，不管有尿还是没有尿。父亲就要我到客厅来，当时也是他的卧房，只开着台灯，他取出刚刚买的水果，父子二人在深夜同吃，清脆的咀嚼声中，我们拥有秘密的温情。只那么短暂的一两个月，也就是我与父亲的一生一世，如今我想。
父亲一生没有抽过半口烟，这是他亲自跟我说过的。他虽然酒量了得，也很少饮酒，因此家里的空气总是清新宜人。家里的客厅，最醒目的就是父亲跟他那少见的巨大的地球仪了。他的鼻梁上架着厚厚的老花眼镜，时而在此，时而在彼，绕着大大的地球仪活动，要是让超现实主义大师杜尚来画，可以在地球仪四周画上许多个远近高低不同的父亲。
父亲去世之前，卧房是他原先的书房。我是从他的老书房带走了他去了医院，却永远没有回头。至今我依然常常想，要是他最后是从客厅离开的，心情会不会有点不同？病到那个样了，这个问题，大概也是多余的吧？但有一点我非常确定，要是早知道那一趟把他带去医院，他就再也不会回来，我怎么说都要让他亲自看看这个家，这个庭院的每一处，我要让他触摸到每一处他想要摸的东西，每一株他亲手栽植的树木。我一定不会先叫了计程车，就把他一阵风也似的，给带到他当年接收的台大医院去。每次回想起这一段情境，就会联想到人生总结一句话，就只是三个字：“来不及”。
（摘自《青田街七巷六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版，定价：39.00元）
（本版编辑 石佳 联系电话：010-67078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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